前不久，一大家子群聊时，平常话痨的二叔却一声不吭，追问下才说出他最近的愿望竟是“不说话”。原来，去年村“两委”换届，得益于平日的好人缘，二叔被选为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初任新身份，二叔很兴奋，感觉自己“说话有用了”，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履职，他却苦恼起来——
“闭口不说了”
村务监督委员会是基层的自治监督力量，填补了农村权力运行中缺失的监督环节。2004年，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后陈村成立全国首个村监会并在全省推广。2010年，村监会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得到国家法律的正式认可，随后各地积极进行实践探索。2017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为村务监督委员会的职责权限、监督内容、工作方式等指明了工作方向。
二叔所在的L村于2018年成立村监会，由3人组成，主任由村党支部纪检委员担任，其他成员由村民代表会议推选“两委”以外人员担任，主要负责监督村务公开、开展民主评议、记录“三资”台账等。
实践证明，村监会在有效治理小微腐败问题、有序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有力畅通基层沟通渠道等方面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比如，去年村里开展低保户认定工作，村监会参与监督，发现有1户低保户申请人不符合条件，建议清理出去。
为此，二叔他们几个村监会成员被那个申请人堵在家门口骂了好几天，这件事让二叔觉得自己确实说话有用了，但也直接导致他“闭口不说了”。
不敢讲的“老好人”不在少数
经过调研，我发现，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前沿哨兵”，村监会在实际履职过程中还面临不少体制机制问题，这直接导致一些村监会成员在需要发挥作用时却“不敢说话”，这些问题有：
不敢说——监督门面化。当前农村依旧是熟人社会，村监会成员大多与监督对象存在宗亲关系。在实际工作中，像我二叔这样怕得罪人、不敢讲的“老好人”不在少数，发现问题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监督易流于形式。
不会说——监督虚置化。以L村所属的H镇为例，下辖14个行政村，均设立了村监会，58名成员呈现“一高两低”的特点：年龄偏高，45岁以上占80%；文化水平偏低，高中以下学历占87%；政策了解程度偏低，主要是在家务工的农户。受此影响，成员开展监督的能力不强。“项目问题是最难的，就知道签了字就招了标，也看不出个子丑寅卯”，二叔也承认。
不愿说——监督空心化。L村地处丘陵地带，以种植茶叶为生，村集体经济收入有限，去年收入仅十余万元。作为自治组织，村监会一切费用由村里自行承担，日常工作经费捉襟见肘，有的村甚至“只挂牌子不见房子”。此外，村监会成员不是村专职干部，地位较低，每月工资仅500元，导致大家履职积极性不高，直接影响工作质效。
“想学会说话”
如何才能充分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功能？综合各方经验我认为可能需要如下方法：
向内摈弃好人主义，学说诤言诤语。村监会成员决不能做三缄其口的“老好人”，就像总书记讲的，“好好先生”并不是真正的好人，奉行好人主义的人，没有公心、只有私心，没有正气、只有俗气，好的是自己，坏的是风气、是事业。
要鼓励从返乡创业大学生、在村党员、乡贤能人等人群中推选热心村务、敢讲真话的人担任村监会成员，让敢当“包公”、敢唱“黑脸”蔚然成风。
向上寻求专业指导，学说纪言纪语。建议加大对村监会成员的培训力度，重点培训思想政治、财经知识、惠民政策、纪检监察业务等内容，切实增强成员监督意识，提高监督能力。利用村监会主任由纪检委员兼任的契机，主动对接乡镇纪委、监察员办公室，寻求专业指导，列出村级监督工作清单，明确工作职责、监督对象、重点工作等，定期报告工作进展，积极争取上级支持。
向外借助技术赋能，学说网言网语。把“互联网+”引入村务监督管理中，通过信息化手段节约工作成本，提高工作效能。利用村级微信群、“三资”管理信息平台等，及时公开村级收支，公布村内大事，公告“三资”变动，让村民实时了解村务动态，方便群众监督。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公开，让小微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党群干群关系紧密相连，彻底消除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不正之风。
逃避不是办法，听完二叔的诉苦，大家纷纷支招。在我们七嘴八舌“围攻”下，二叔将愿望改为了“想学会说话”。
这不，前不久L村召开第一场村级预算监督会，二叔主动就异议项目提出质询，看样子他的愿望不久就会实现！（孔卓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