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刘宗义：此时官宣“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有何深意？
观察者网：近期，中国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做出这一决定，除了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外，还有哪些层面的考量？
刘宗义：实际上，中国在今年已经退出多个海外煤电投资项目，比如说今年2月的时候，孟加拉国要求停止相关项目，然后中国就退出了。
我觉得现在明确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有这样几点考虑：首先，这一宣告重申了我们中国完成“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决心，体现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于全球低碳行动的支持，也表现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
第二，这是着眼于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做出的决定。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确实希望与中国进行合作。气候问题被美国列为中美可以合作的一个领域。当然，我们中国的立场很明确——美国不能用一种强势的姿态迫使中国在此问题上做出行动。而如果双方能够秉持着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态度，中美两国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是可以相向而行的。
如果中美两国在气候问题上能够合作，对于全球气候治理既定议程和目标的实现是大有裨益的，而继续在这个问题上呈现紧张和对立，则对此不利。现在，中美围绕节能减排释放的积极信号，也将使即将召开的COP26前景更为明朗。
第三，这次习总书记是在联合国的平台上向国际社会做出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这体现了中国重视联合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以及对联合国多边框架的支持。
观察者网：现在我们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这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刘宗义：中国、日本、韩国是世界上排名前三的境外燃煤项目融资国。从比例上看，日韩还低于中国。而出于环保等方面的考虑，中国的海外燃煤火电投资是逐年减少的。
绿色投资一直是我们鼓励和推进的方向。
2013年，在商务部和环境保护部联合印发的《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中，当时我们就强调限制煤炭供应，提倡绿色投资。
2015年，商务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对外投资合作企业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当时是要求遵守东道主的标准。
2017年，我们正式提出“绿色一带一路”倡议，相关指导文件中提到，在缺乏东道主监管的时候，应采用国际标准替代。
在2020年12月的时候，我们的环境保护部发起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发布了“一带一路”海外项目分级分类体系，其中把境外煤电投资列为重点监管类项目，纳入对外投资项目的负面清单。
中国发起的亚投行的立场更为明确，亚投行在2017年的时候，对于煤炭和煤电投资是有条件支持，但到了2020年，亚投行就不再为任何火电项目融资了。
从我们中国方面来讲，我们在海外建设的燃煤电站项目都是清洁燃煤项目，并且都使用超临界机组或者超超临界机组，是我们中国最先进的燃煤发电技术。我们并不是说把落后的燃煤发电技术输出到国外去。
从历史的角度看，发达国家过去几百年的建设发展一直由煤电驱动，然后才转向石油、天然气，或者是其他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对发展中国家，在关键的发展阶段不能利用廉价且稳定的煤炭资源，确实意味着一定的损失。
对于它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中国目前的阶段，就此而言，他们现在就取消煤发电项目，有一点儿“超前”。当然，中国现在清洁能源项目的成本也在降低，技术上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这些项目未来仍能助力“一带一路”沿线的建设。
2019年末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流量行业分布图。其中，电力生产和供应业13.4亿美元，占比7.2%。图自《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2020》
观察者网：随着节能减排成为全球共识，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紧跟时势做出表态。比如，巴基斯坦在2020年12月的气候雄心峰会上就表示，将不再批准新建燃煤发电项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刘宗义：我们过去在“一带一路”沿线建立了一些煤电项目，特别是在巴基斯坦，因为我们在推出中巴经济走廊的时候，当地能源奇缺。2015年，我在巴基斯坦做中巴经济走廊的调研时，伊斯兰堡基本上每天都停电，而且是每隔两小时停一次电。在伊斯兰堡之外的地方停电次数更多。
为了解决这种能源稀缺的状况，经过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协商，中国在当地建了一些煤电项目。一些电站项目是作为中巴经济走廊的优先发展项目建设的。这些煤电项目建成之后，立马解决了当地电力供应不足的状况。
但建成之后，一些项目出现了电力过剩的情况。一方面因为当地输送线路配套不全，发出来的电不能输送到老百姓家中或者工厂和企业；另一方面，我们中国企业发的电收不上电费来，产生了三角债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的煤电企业和巴基斯坦政府以及巴基斯坦用户之间的三角债问题。所以巴基斯坦政府一边要提供财政补贴，另一边还要进口发热效率比较高的煤炭——因为它国内煤炭灰份比较大，不适合发电。这就给它造成了比较沉重的财政负担。并且由于疫情的发生，大批工厂倒闭，电力过剩更加突出。在这种背景下，巴基斯坦就不希望再新建燃煤发电项目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人的理念转变，当然这也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
首先，燃煤电站项目和当地煤矿的开采确实对当地的环境造成一些污染，虽然我们中国在巴基斯坦采用了我们国内最先进的燃煤发电技术，但少许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一些非政府组织，特别是西方的非政府组织，对于燃煤电站项目，甚至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所有项目进行负面宣传，潜移默化中也影响了当地人的认知。于是，当地一旦建设这种项目，民众就会在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和引导下，提出抗议。
此外，因为西方和国际社会对燃煤电站项目不再进行融资，只有中国、韩国、日本这些国家能够提供资金，所以很多国家的燃煤发电项目发生了融资困难。而随着中日韩收紧境外煤电方面的项目融资，这种融资困难就更明显了。
于是到了2020年年底，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就表示不再批准新建煤电项目了，他们想要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其实不止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越南也出现了这种状况。
观察者网：煤电退潮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成为了大趋势。外界普遍认为，这对于印度、土耳其这些仍然依赖煤电发展的经济体而言，将会造成负面影响。此前，莫迪曾将光伏发电视作解决印度能源困境的希望。现在，印度在这方面发展前景如何？
刘宗义：印度发展煤电有一大痼疾，就是印度煤炭储量很大，但是煤炭灰份也比较大。它发展煤电需要从澳大利亚、南非等国家进口大量的清洁煤炭，所以在这方面很有压力。
现在印度发电主要还是依靠燃煤电站，在燃煤电站的技术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改进。他们一方面要限制煤炭的使用，另一方面要发展清洁能源项目，也做了一定的探索。
过去几年，我们看到印度在光伏发电、风力发电、水力发电方面着力颇多，而且印度还特别强调核电。他们在探索新能源方面确实在进展，并且进展还是比较快的。但是印度人的特点是“口的巨人，行的侏儒”，提出的目标非常宏大，好高骛远，以现在这种发展速度来看，还是赶不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印度2019年电力供应结构图表来源：自然资源保护协会
观察者网：在“一带一路”发展的过程中，西方媒体频频为中国的项目贴上“低标准”、“高污染”的标签。现在已有140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加入“一带一路”，一些西方国家也通过第三方市场合作从中获益。中国官宣不再新建境外煤电，是否也将有力回应外媒的偏见，吸引更多国家加入“一带一路”？
刘宗义：其实，煤炭问题只是西方抵制“一带一路”的一个借口。特别是美国和印度这些国家，他们抵制“一带一路”的决心和意志非常明确坚决，不会将中国是否“退煤”作为衡量是否加入“一带一路”的标准。
对于其他欧洲国家来讲，我们非常欢迎它们成为“一带一路”的合作伙伴。因为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开放的，不仅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面向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
并且我们现在提出建设“健康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也是希望“一带一路”建设能够向着这些方向发展，在提高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同时，也欢迎其他发达国家从建设过程当中获益。
因为只凭借我们中国自己的资金实力，不足以支撑“一带一路”沿线的互联互通建设，我们需要全球范围内所有感兴趣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企或私企，对“一带一路”进行投资。
我们完全是一种开放的态度。但是，现在美国提出所谓的全球性基建计划B3W，展现了要和“一带一路”抗衡的姿态。
从我们中国的角度来看，B3W的提出完全证明了我们“一带一路”的正确性，以及在世界范围内受欢迎的程度。当然，如果B3W能够提出更高的环保标准，并且通过基建推进全球范围内的互联互通，那么它实际上也成为了“一带一路”的补充品，客观上与“一带一路”形成了互补关系。
站在我们中国的立场来看，我们欢迎西方国家，还有印度，进行这样的全球投资。只要它们有这个实力拿出真金白银进行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投资，我们都是欢迎的，关键是不要玩儿嘴。
据《印度时报》此前报道，印度考虑加入七国集团基建计划，以消解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