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是第35个国际禁毒日。一周前，在首次面向全国媒体的禁毒沙龙上，保持戒断海洛因7年的石柱仍不敢自称“成功戒断”。“除非盖棺论定那一刻”，石柱语气诚恳坚定。
吸毒，一个会刻在他们身上、心里、履历中一辈子的词，像时时罩在眼前的透明幕墙，在他们生命中，是规束和警示，也是步步紧逼和小心翼翼。
《2021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我国现有吸毒人数和新发现吸毒人数连续5年下降。截至2021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148.6万名，同比下降17.5%；戒断三年未发现复吸人员340.3万名，同比上升13.4%；新发现吸毒人员12.1万名，同比下降21.7%。
向好的数据背后，每个“1”都面临着生理和心理、感性和理性的煎熬斗争。
18年吸毒史、6次强制戒断，2015年，37岁的石柱迈回到正常的人生轨迹中。他成为深圳首个有吸毒史的助理社工师，往返于各戒毒所和禁毒宣传场合，成为无数反复戒毒吸毒人员眼中的“人生可能性”。
7年过去，由吸毒史人员组成的朋辈辅导员达到51人，属地戒毒所几乎没有了本地人复吸“再进宫”的身影。但石柱和他的同事们依然在寻找方法，让戒毒者真正回归社会。
2019年，深圳市温馨社工服务中心走进校园，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活动。石柱为学生讲解毒品知识。受访者供图
回归的“代价”
2015年9月，出戒毒所第三天，石柱就找到了一份面点师的工作。这在有吸毒史的朋辈中实属幸运，也是他挣扎多年来最顺利的一次。
此前5次强制戒毒后，石柱也曾试图回归社会生活。
临出所的前一个月，石柱曾自编自导自演一部情景喜剧《回归之后》。故事原型来自于他的亲身经历：戒毒者在一家大型企业面试服务岗位，一系列面试通过，办理入职时被发现有吸毒史，工作告吹。而这也是大多数有吸毒史人员可能面临的情况。
“如果我是老板，也会担心招聘有吸毒史的人会给企业带来风险，谁能保证他不复吸、不会带着员工一起吸毒？”石柱表示理解，但仍难掩失落，失落于没有机会证明自己的决心。
即便顺利入职，也不意味着再无烦恼。
根据戒毒条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对涉嫌吸毒人员进行检测，对吸毒人员进行登记并依法实行动态管控。对戒毒人员戒毒的个人信息应当依法予以保密。对戒断3年未复吸的人员，不再实行动态管控。
最初3年，戒毒者会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要求尿检，这也意味吸毒史可能被周围的人知道。
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石柱入职后没参加公司的外地旅游团建。第三次实在无法拒绝，他一个人提前抵达旅行酒店，赶往属地派出所，主动报备并表示配合一切检查，“只要别贸然出现在我的同事面前。”大多数时候，警方都能体量，这也成为石柱向朋辈们传授的经验。“既然准备安稳回归，就要想尽办法为自己争取机会。”
这些被很多戒毒者视作想要回归必须付出的“代价”。
“一名已经戒断成功、回归生活的戒毒者，后来在公司担任总监级别职位，但在公司一次背景调查后立即被开除了，没有被告知理由。”北京市社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下称北京社康）的禁毒社工王佑宇表示，他见过许多类似的例子。这名戒毒者在此后也不止一次遇到类似问题，于是打来电话，咨询王佑宇是不是因为被查到吸毒史，“我们只能不置可否。”
一念之间
六年前，不会有人想到，拥有海归、高学历、企业高管等标签的李良（化名），会被刻上冰毒吸食者的烙印。
“起初工作压力大，以为这个东西能帮我提高精力、延长工作时间。”当时，李良刚进入新行业的管理岗位，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下还要学习大量内容，熬夜一段时间后，身体开始吃不消的李良把目光投向了冰毒（甲基苯丙胺）。
之所以认为吸食冰毒可以提高精力，是源于十多年前一次醉酒后的经历。喝多的李良身体不适，同场的朋友提供了一种解酒药。吸食后，李良的不适得到缓解，但兴奋得两天睡不着觉，后来他才得知那是冰毒。
李良认为，自律性强的自己绝不会被毒品控制，于是开始吸食。
刚开始，李良在夜里打起了精神，大量工作得以完成。自信的李良试图控制吸食频次，隔周一次，周末补觉，但仍没有躲掉对毒品的依赖，从一周一次到一周两次，最后几乎每天都会吸食，“身体状态越来越差，我以为是熬夜引起的疲劳。”一年后，李良出现大脑反应变慢的表现，讲话开始不流利，逻辑判断受影响，工作效率下降，并出现明显的焦虑和偏执。
信心被每况愈下的状态摧毁，李良失去了引以为豪的自控力。
据介绍，冰毒、摇头丸等合成毒品属于强烈的中枢神经兴奋剂致幻剂，主要作用于人体中枢神经一些特定部位。每次使用，相应部位会发生一次水肿，随着毒品代谢，水肿消退，留下一个疤痕。一次次滥用、一次次水肿、一次次留疤，中枢神经系统会出现不可逆的病理性改变。
山西警察学院治安系教授范斌表示，吸食中枢神经兴奋剂致幻剂可能带来外观容貌的改变，特别是冰毒，长期吸食会导致口腔牙齿严重损害。严重的合成毒品受害者，会发展为精神病患者，出现人格的扭曲和心理的变态，容易出现自伤、自残、自杀，还会有毒驾等问题发生。
第一次的深陷错在一念之间，复吸也同样离他们很近。
石柱非常注意，离开戒毒所后便远离毒友圈。一次在街上碰到“老熟人”，两人坐下没聊两分钟，对方便提出“兄弟，我这边有个很好的‘上家’，货很正，纯度很高。我也没多少钱，要不一人出一点，我去拿货，到时一起‘嗨’。”听到这话，石柱忽然回忆起吸毒的感觉，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毒品不仅损害身体器官，还会让你的大脑牢牢记住吸食毒品的感觉。”石柱说，当时身体突然十分渴望毒品，但同时脑海里还有一个反对的声音。虽然只有几秒钟，但石柱经历了巨大的内心挣扎。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李良身上。在第一次因吸毒被拘留15天后，李良保持了半年的戒毒状态。一次连续加班到深夜后，紧接着要在凌晨五点开车出差，“想到睡不到两小时就又要出去，我就忍不住想‘精神精神’，其实就是给自己吸毒找一个理由。”结果又因吸毒被抓住。
“后来我反思，过于投入工作让我在精神上陷入了一种真空，明明有父母、妻子、女儿和朋友，但我全然不顾，走上了错误的路。如果我像现在这样在乎家人、朋友，就不会去吸毒。”毒瘾变强后，李良描述自己越来越自私，漠视家人、朋友的感受，放弃了本应承担的责任，每天的心思都是如何防止被抓，直到他进入天堂河强制戒毒所接受强制隔离戒毒。
接过那支烟
吸毒人员就像刺猬，自我保护意识非常强，信任是他们最缺乏的情感。“即便是一起吸食过，都有被毒友举报的经历，还有谁可以信赖呢？”一名有多年吸毒史的戒毒者说。
如何获得帮扶对象的信任，是禁毒社工最难迈出的一步。
北京社康为美沙酮门诊的患者提供戒毒康复服务，美沙酮是一种海洛因的替代维持治疗药物。美沙酮戒断过程中，很多戒毒者会出现失眠、无力等情况，尤其在刚停喝的第二天，常常坐立不安、十分焦躁，为此，社工们开展过助眠小组活动。
“能来的已经是很不错的了。”王佑宇说，戒毒人员十分敏感，不愿参与有陌生人的活动，被拒绝是常事。为了拉近距离，刚步入禁毒社工行列时，王佑宇就蓄起了长发，用改变形象来拉近距离。
王佑宇第一次接触吸毒人员，是多年前在一个北京本地的戒毒互助小组。在那个熟人才能参加的活动上，很多人对他保持警惕。
一个剪着蘑菇头、瘦瘦的女孩先打了招呼。女孩刚刚从戒毒所出来，王佑宇注意到对方有些怕生，自己也不知从何聊起。“结果她向我递来一支烟，我愣了一下，还是接了过来，一直握在手里，但明显看到她松了一口气。”后来两人成为朋友，回顾第一次接触时的情景，女孩说，那一刻感觉自己被接纳了。
第6次进入戒毒所时，石柱连父母都懒得通知了，他也不再相信自己可以戒毒成功。“两年后出去，最多再两三个月，肯定又要走老路。”
但这次，他遇到了一批禁毒社工，耐心温柔，还很尊重他们，这对于受惯了鄙视眼光的石柱来说，难得的舒适。但“素昧平生的人，带着点校园稚气，我肯定不会相信对方的，世界上哪来无缘无故的爱呢？”这次接触被石柱形容为“不咸不淡”。
第二周，社工又来了。石柱发现，上次无意中提到的父母的事被听了进去，年轻的小社工辗转找到家里，告知70多岁的父母，石柱一切安好，并转达了母亲的嘱托，“虽然是第6次了，但妈妈始终相信你可以戒掉毒瘾。”
把他的话放在心上，还为他解决了后顾之忧，石柱开始慢慢愿意把心里话说给对方听，“甚至觉得对方是无所不能的神，可以听到你的诉求，解决你的烦恼。”获得信任后，社工开始为石柱普及毒品的危害，为石柱做职业生涯规划。
国家禁毒办专家库成员、云南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莫关耀认为，涉毒人员是违法者，应当惩戒，但成瘾后也是病人，需要救治，同时，他们还是社会环境的受害者，需要帮扶。“教育、惩戒、治疗和帮扶，如此综合方法，才可以阻止吸毒、复吸，保持操守。”
“我国的禁毒法和禁毒条例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戒毒制度，最核心的就是社区戒毒制度和社区康复制度。”莫关耀指出。
2017年，国家禁毒办等12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禁毒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见》，其中规定，禁毒社会工作者的职责任务包括，为戒毒康复人员提供心理咨询和心理疏导、认知行为治疗、家庭关系辅导、自我管理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提升等专业服务；链接生活、就学、就业、医疗和戒毒药物维持治疗等方面的政府资源与社会资源；参与禁毒宣传教育；协助开展吸毒人员排查摸底工作、建立档案资料等。
在社工的引导下，石柱尽量参与戒毒所的活动，并获得了6个月的减期，提前返回社会。临出所前，根据现实情况，社工提出“先就业再择业”的建议，先让自己忙起来，找到自己养活自己的成就感。
2020北京公益慈善汇展上，北京市社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现场展示优秀项目。受访者供图
毒友-“师生”-同伴
在戒毒所时，“六进宫”的海洛因吸食者石柱，碰上了“二进宫”的冰毒吸食者小海（化名）。海洛因是公认最难戒断的毒品，小海称石柱为“吸毒老油条”，并定论“你这辈子肯定戒不掉了”。
第二年的8月和9月，两人分别从戒毒所离开。
生怕重回毒圈的石柱，为了让自己忙得想不起吸毒，同时打三份工。在社工的引荐下，他加入到深圳市温馨社工服务中心的禁毒宣传等公益活动中，逐渐与志同道合的戒毒者组建起“馨起点”过来人禁毒志愿者团队。这是深圳首支由戒毒人员组成的禁毒社工团队，7年过去，成员已经由最初的5人发展为51人。
做了3年的禁毒志愿者后，石柱于2018年考取了助理社工师资格证，成为广东省首名有吸毒史的助理社工。不久后，他成为深圳市温馨社工服务中心的员工。
而另一边，离开戒毒所的小海则享受着无人管教的自由，很快与之前的毒友联络上。当石柱以朋辈辅导员的身份受邀前往南山戒毒所讲授经验时，小海又一次被要求强制戒毒，以学员的身份坐在台下。“18年的海洛因都能戒，我的冰毒怎么会戒不掉？”感受到冲击的小海，像变了个人。
结束强制戒毒后，小海第一时间联系了石柱，希望加入朋辈志愿服务团队。
此后，小海在禁毒志愿服务中认识了妻子，接手了家里的生意，生活重心发生了转变。近几年，小海很少再出现在禁毒志愿服务队伍中，但深圳大大小小的建筑，很多都有他的公司参与建造的痕迹。
“即便不再参与禁毒志愿服务，也是我们非常乐于看到的结果。回归社会，回归到在茫茫人海中。”深圳市温馨社工服务中心禁毒领域总监王良玉说。
“不同于警察和社工，吸毒人员朋辈间具备理解、包容、同路和相信四个特点。同伴教育很重要的就是让戒毒人员找到一个具体、生动、鲜活的学习榜样，保持操守，为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可以被大家接纳和认同。”莫关耀指出。
深圳共有6个强戒所，石柱的团队负责其中3个所的帮扶工作。每一名戒毒者走出强戒所时都会拿到石柱的电话号码，这是专门为戒毒者开设的一条服务热线。直到现在，即使在深夜，石柱也会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倾诉他们的苦闷和疑惑，想从石柱这里寻找方向。“我很理解，有些时候戒毒人员可能是把你当成了救命稻草，所以无论言语还是态度上，我都不敢有丝毫懈怠，往往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就可能改变他的一生。”
一些曾经的毒友主动找到石柱，但讨论的不再是哪里的货纯度高，而是如何戒毒、如何回归社会和家庭。
说到这些，石柱总是难掩骄傲。在他看来，朋辈辅导服务模式发展的成员数量、开展的宣传场次让他欣喜，但更让他有成就感的是，在位于深圳市罗湖区的第一戒毒所里，此前大半都是本地吸毒者，经过这些年的辅导和宣传，已经少有本地户籍的吸毒者再次入所进行强制戒断了。
“大家形成了一个新的圈子文化，不再是出来后不复吸就没同伴，而是复吸了才没同伴。”石柱说。
让戒断多一点、久一点
成为“过来人”的戒毒人员，在戒毒所与专业社工搭档，提供“现身说法”的讲解和情绪咨询，为走出戒毒所的学员提供适应性咨询和帮扶，并到更广泛的社会面进行禁毒宣传。
深圳市温馨社工服务中心常务副总干事、国家高级社会工作师王璐认为，这样的模式让专业禁毒社工成为配合补充，朋辈辅导员的榜样作用为吸毒者提供了方向，也有利于巩固自身维持操守。
朋辈辅导模式缘起于国外的戒酒互助会，酒精成瘾患者聚在一起分享坚持和度过迷茫的正面时刻，从而相互感染鼓劲。其核心为理解、包容、共情，之后逐渐被运用到戒毒互助当中。
从去年开始，深圳温馨社工委朋辈辅导员模式单独立项，在珠海、佛山做了交流推广，同时，他们的经验为深圳市和广东省相关标准的制定提供了参考。
对于模式的复制推广，王佑宇有些担心。在他看来，戒毒人员以过来人的身份公开宣讲自己的故事，很可能成为众矢之的，处于这种环境中，其保持操守或变得更难。
同时，一组数据也让人十分在意——51人中，98%的朋辈辅导员保持了操守，也就是说，仍有极个别的辅导员复吸。
这也是戒毒者互助中最敏感的问题，辅导员有人复吸，是否会导致大面积“坍塌”？
深圳市禁毒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协会秘书长黄楠是这个项目的牵头人，他介绍，团队在组建之初就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较高的准入门槛，要求参与者至少保持操守一年、参与每场活动前都进行尿检。
7年来，唯一的复吸情况发生在外地。当时，这名朋辈辅导员的奶奶去世，于是回到老家参加葬礼。但当地有较为顽固的吸毒沉疴，离开戒毒圈、进入吸毒圈的他没能保持住操守。
黄楠说，发现复吸后首先是将其移出辅导员队伍，“这并不意味着团队就此抛弃他”。随后，团队安排社工进行个案跟进，当他戒毒满一年后，若满足要求，仍可提出申请，再次进入朋辈辅导员团队。
“我们在与香港的朋辈辅导团队交流时学习到，既然圈子内必然相互影响，那就强化正向影响。”王良玉说。
在香港相关组织的协助下，深圳的朋辈辅导团队制定规则，要求朋辈辅导员需经过专业培训考核才能上岗。培训3个月为一期，在应变能力、沟通能力、活动策划能力、游戏带领能力、文稿撰写能力等方面进行综合提升，不达标可持续参与下一期培训，直到合格才能成为一名正式的朋辈辅导员。
让戒断持续下去，就要让戒毒人员有归属可去。石柱在2018年辞去月收入13000元的工作和兼职，成为月薪3500元的助理社工。为了让石柱能继续穿着代表禁毒社工的绿马甲、巩固他的成就感，石柱的母亲甚至提出每月资助他5000元。
王良玉也坦言，目前戒毒人员就业主要依赖自有资源，当越来越多的戒毒人员鼓起勇气重返社会，有没有愿意接受他们的岗位？
在这方面，深圳已经有所探索。
截至目前，深圳市罗湖区慈善会罗湖政协委员公益基金已经资助培养了10多名戒毒康复人员，同时，项目还提出了两条关于朋辈辅导员模式的政协提案，关注朋辈辅导员未来的社会融入和就业问题。该基金管委会副主任王文晖表示，“这一公益基金的特别之处在于，所资助的公益项目不仅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也希望能通过提案影响相关政策。”
新京报记者马瑾倩沙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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