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解局]哪些人在为9次减刑的杀人犯撑腰？
前天，北京市纪委监委一次性通报了13名被移送检查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的涉案人员。这些人，都与“郭文思减刑案”有关。
还记得郭文思吗？今年3月，在北京某超市内，因拒戴口罩，他与一名七旬老人产生纠纷，后将老人殴打致死。
令舆论惊讶的是，郭文思是一名刚出狱9个月的累犯：2005年2月，因犯故意杀人罪，郭文思被判处无期徒刑；2019年7月，刑满释放。
既然2005年就被判处无期徒刑，为何14年就被放出来了？一查，郭文思在狱中竟经历了9次减刑。
3月31日，北京市成立了关于此案的联合调查组——昨天的通报，是近半年调查的结论。
郭文思（图源：网络）
一
9月13日联合调查组通报显示，在郭文思服刑期间，其父郭万普（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退休职工）动用了各种关系，砸上真金白银，“一步一个脚印”地为其子谋求减刑。
看看这个“请托-减刑”链条上的涉案人员吧——
郭父直接或间接请托的，有监狱分监区指导员、监狱党委书记、正副监狱长、检察院副处长、法院办公室副主任、法庭审判员等公职人员；帮郭父给这些人“牵线搭桥”的中间人，既有体育用品公司副总裁，也有科技公司销售员，甚至有北京某电视台员工。
当然了，钱少不了。现金、礼品、宴请、购物卡等字眼，都出现在通报中。
通报显示，包括郭父在内的13名涉案人员，以涉嫌受贿罪、行贿罪、徇私舞弊减刑罪等罪名，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其中9名党员、公职人员被双开。此外，还有一些涉案的违纪违法人员，受到党纪政务处分。
的确，郭文思在被判处无期徒刑后经历9次减刑，平均每隔1年多减刑1次，这么魔幻的事情，普通人看着都觉得必有猫腻。
但此案真正引人深思的是：如果不是今年3月郭文思再度犯下性质极为恶劣的案件、引发公众愤慨，如此快速减刑的“奇观”是否就不会被发现？相关涉案人员的罪行也就未必能得到及时惩处？
郭文思案相关通报（图源：清风北京）
二
按理说，减刑作为刑罚执行过程中的一项制度，目的在于激励罪犯积极改造，用悔改表现或立功表现来换取刑罚期限的减免。
但在一些人情勾兑、利益交换的套路下，减刑却成了一些违法犯罪分子逃避法律制裁、缩短服刑期限的“妙招”。今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文指出，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含保外就医）等环节容易滋生腐败，“以权赎身”“提钱出狱”等现象给司法公信造成了严重影响。
事实上，近年来违法违规减刑的案例并不鲜见。
远一点的，有健力宝集团原董事长张海违法减刑系列案，当时引发舆论哗然；近一点的，云南孙小果案中，孙小果也用各种“假立功”换取“真减刑”，比如在监狱里搞点发明专利什么的。
今年1月，被通报开除党籍的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党组书记、院长张坚，其违纪违法行为就包括大肆干预插手司法执法活动，甚至违规帮助涉黑涉恶罪犯减刑假释。
最近还有内蒙古巴图孟和案——犯下故意杀人罪的巴图孟和本应服刑15年，却通过“保外就医”转为“纸面服刑”、“云坐牢”，不仅一天牢没坐，还摇身变成了村官和陈巴尔虎旗人大代表。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裁判的价值在于执行。如果宽严相济的制度设计成了提前出狱的制度漏洞，受损的是整个司法体系。
比如近期内蒙古这则“纸面服刑案”中，巴图孟和的“保外就医”相关文件上，有数名当地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字。这些人扮演了什么角色？是关系网还是保护伞？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究竟如何定性？9月初，关于此案的联合调查组正式成立。
一名政法系统的同仁告诉岛叔，郭文思也好，巴图孟和也罢，“前面抓、后面放，上面收、底下漏，我们也很心痛”。
内蒙古巴图孟和案资料图（图源：网络）
三
郭文思案，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如何从个案出发，健全完善制度，依法堵住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司法腐败的后门，应成为有关部门维护司法执法公平公正的重点考量。
2014年，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提出坚决杜绝“有权人”“有钱人”被判刑后减刑快、假释及暂予监外执行比例高、实际服刑时间偏短等现象；
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修定《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对《刑法修正案（九）》中有关减刑、假释的内容进行细化，明确了减刑、假释的性质及适用要求，完善了减刑起始时间、间隔时间、减刑幅度的规定；
郭案发生后，《北京市减刑、假释工作规定（试行）》《北京市暂予监外执行规定实施细则（试行）》等文件也先后修订出台。可以看到，以郭文思案为镜子，北京市政法机关倒逼着制度完善。
制度越完善，程序的漏洞就越少，寻租的空间就越小。一个可供探讨的思路是，在减刑、假释案件中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将“谁办案谁负责”贯彻办案全程，通过相关人员的内部监督制约体系，建立和完善案件质量终身负责制。
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资料图（图源：新华社）
四
有了制度，并不意味着马放南山、万事大吉。制度的落实，关键在人。
细读郭文思案通报不难发现，本案与孙小果案有些相似之处。原本人们猜想，给杀人犯多次减刑这种操作，那不得有只手通天、翻云覆雨的大本事？不得有天大的“后台”？
但事实上，郭案与孙案具体操作减刑的涉案人员，基本都属于“官小权实”类型。他们级别不算多高，有的甚至只是负责执行层面具体实务的“小吏”，但他们非常熟悉减刑的规则流程，可以被收买，并找到制度漏洞，“流水作业”般地帮助违规减刑。
“苍蝇”之害不亚于“虎”。这些身居关键岗位却又悖离法治的“小人物”，对法治的伤害更直接、更广泛、更深远。切实预防和管控法治流水线上每一个可能掉链子的“关键人”，任重道远。
7月，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工作启动，特别强调要整治“六大顽瘴痼疾”。违法违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就是“痼疾”之一。
不妨将郭文思案这面镜子放大，在建章立制的同时，好好照一照那些“害群之马”、“红头苍蝇”，狠刹一下邪恶之气。
文/蔡斐（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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