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底色：复旦新闻90年
中国最知名新闻学府的精神密码。
1943年，重庆北碚。转战“陪都”的复旦校舍里，几十名新闻系师生正聚在一起讨论一件事——系训。
教授王一之提出“打成一片”。纷纷说好。通俗易懂，新鲜生动。而且，“新闻记者确实应该和人民站在一起”。
但陈望道不响。眼看就要举手表决，这位《共产党宣言》的译者、语言学家、新闻系主任、“复新通讯社”的社长说了4个字：“好学力行”。
他显然想起了《中庸》：“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或许也想起了自己的前人谢六逸。1929年，复旦新闻系的创始系主任亲自拟定了《复旦大学新闻系简章》：“示以正确之文艺观念，复导以新闻编辑之规则，庶几润泽报章，指导社会，言而有文，行而能远。”
陈望道所题的“好学力行”。（资料照片）
好学力行。话语一出，全场安静下来，好像突然间有所醒悟——学以致用，求真务实，更是新闻本质。
从那时起，直至今天，复旦大学新闻系搬了不下5次家，换过12位“掌门人”，发出了上万张毕业证书，建制从“系”变成了“学院”。这是全国首开“部校共建”先河的新闻院校，亦是少有的将本科生先往外系“赶”，接受了跨专业教育再回来学新闻的新闻院校……
2019年秋天，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迎来90周年院庆。当年“润泽报章，指导社会”的办系理想，历经时代变迁，亦不断有新内涵注入。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现任院长米博华说，今天的“复旦新闻”，目标是“努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教育事业的领跑者，建设具有一流质量和一流影响力的国际知名新闻传播学院。”
就和“新闻”这个东西一样，新闻系的方方面面，变动不居，每天都是新的。
但变动中，依然有始终未变的气质，有始终高悬的系铭——“好学力行”。
这是中国最知名新闻学府的精神密码。
一
“7713”班级群，系友朱大建一遍遍发着90周年院史文物展向系友征集文物的征询。
77是入学的年份，13指代新闻系。这是高考恢复后招收的第一批四年制新闻学专业本科生，共59人，年纪最大与最小者相差15岁。此时，院庆已经近在咫尺，征集似无斩获。
“院里对7713的文物寄予厚望。本人惭愧，一件也找不到。”9月21日，朱大建在群里写道。
之前始终没响的罗际明，反复斟酌，发出了这样一段文字：“这次征集文物，我推荐我们4位同学（陈明贵、罗晓岗、李北海和我）合作的毕业论文及原始调查资料。前些日子，我受另三位同学之托联系学院领导，想当面谈谈此事……”
这份有些特别的“毕业论文”，在院史上是留下一笔的。1981年下半年，大学四年的最后一个学期，行将毕业的4人萌生了调查探讨“记者成才之路”的想法，便从全国筛选了当时颇有名气的100位记者，包括范敬宜、郭超人、阎吾、南振中、周瑞金、金凤等，寄去了特别设计的调查问卷；又在上海选了新闻界前辈赵超构、徐铸成、陈虞孙、陆诒、王中、王维、马达等等，登门采访。
忙了几个月，最终形成一本51000字的调查报告《记者成才之路初探》。流传的故事版本是，当年的新闻系主任王中教授读后极为欣赏，决定免了四人的毕业论文。近40年后，罗际明对记者解释，“并不是免了论文，而是特批调查报告作为我们4人的毕业论文。”
论文封面。王潇摄
他一度并不觉得这是件多大的事，也就迟迟未对“文物展”的征集令作出反应。在他眼里，这份没有硬性要求、纯粹自发完成的报告，原本算不上是什么“文物”——在那个年代，这分明是一种常态。
那是一个对“名记者”有浓重情结的时代，体现在新闻学子身上，既是“探”名记者的“路”，更在自身的模仿和尝试。罗际明的同班同学们曾拿出过多个引起反响的学生作品。
论文的四位作者今年夏天在广西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陈明贵、罗际明、罗晓岗、李北海。（罗际明提供）
他们的学弟、学妹，则办过风靡复旦园的油印小报。再后来，复旦的校园媒体成规模出现，其中半壁江山来自新闻学院；再后来的学生们，做起了纪录片、微信公号、短视频……几天前，一群“95后”学生送给新闻学院的院庆礼物，是一份完全原创的《数读新院ers》。从数十年的数据资料里，他们发现了复旦新闻学院重名率最高的名字、毕业生最喜欢的去向，还有最常出现在复旦新闻学子名字中的字。
能做这些，首先得益于课堂内的日常训练。2014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在全国新闻院校中第一个开出了数据新闻与可视化课程，并很快将其明确为本科生必修课。学生们必须学会挖掘、清洗、分析数据，也要会写一些代码。而在报纸的鼎盛时期，新闻系本科生必修课《新闻编辑》的期末考试，就是做一份报纸——从选题挖掘，到采写稿件、拍摄图片，到编排版面直至付印，所有环节均由学生一手包揽。
当然还有观念的“灌输”。一位已身居领导岗位多年的系友，至今难忘30多年前刘海贵教授的一堂课。当天瓢泼大雨，上课铃响，刘海贵突然宣布，请学生们立刻跑出教室，在方圆一公里范围内每人采制一篇有价值的新闻稿件。
两节课后，浑身湿透的学生带着习作回来了。重新在教室里坐定，刘海贵告诉他们，当老师的其实也心疼孩子，“但今天这场练习，想告诉你们的是，日后真当了记者，每遇有价值的新闻事件发生，不要说是下雨，就是天上下刀子，你们也得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这是记者必备的素养。”
二
某种意义上，进复旦新闻学院的学生，就是注定要与“实践”结缘的。
作为新闻史专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黄瑚最看重的，是“实践”二字。他常常援引的例证是，复旦新闻系早期学生之一、日后的摄影名家、名教授舒宗侨，当年本科尚未毕业，已经被报馆招去当了记者。“那个时候，老师也在外面干活，学生也在外面干活，实践品格是非常强的。”
作为新闻理论专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李良荣最看重的，也是“实践”二字。
生于1946年的李良荣，在复旦任教近40年，带出了200余名研究生。其所著的“复旦版”《新闻学概论》，是中国最畅销的新闻理论教科书。从2002年复旦大学出版社首印以来，迄今已出到第6版，印刷50多次，发行量近百万，这还没算上其前身——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新闻学导论》，以及更早的福建人民出版社的《新闻学概论》。
但最令李良荣得意的不是教材的销量，却是自己在理论研究中强烈的实践志趣。“你必须站在实践的最前沿，回应他们（业界）的困惑。”他说，“如果不能与实践结合在一起，理论毫无用处。”
时钟倒推半个多世纪，在李良荣出生前一年，已经提出“好学力行”的陈望道，正在倾力将其落至实处。1945年4月，由其发起、社会募捐筹建的复旦大学新闻馆落成。陈望道在落成典礼上说，在中国，新闻教育机关急需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充实教学的设备与内容，使“有志新闻事业的青年更能学以致用”；二是如何与新闻事业机关取得更密切之联系，使“学与用更不至于脱节”。
1952年7月，摄于复旦大学新闻馆前。自左至右：前排，舒宗侨、王昌孝、陈望道、朱振华：第二排，张允若、俞康成、曹孚；第三排，张四维、蒋孔阳、余家宏、曹亨闻、黄纯初；最后一排，陈望道校长的通讯员、杜月邨、赵敏恒。（资料照片）
“筹建新闻馆，便是想尝试解决第一个问题的一部分，以为解决第二个问题的基础。”为示理想，新闻馆特别挂了两幅字——馆内是系铭“好学力行”，门口则是一副对联：“复旦新闻馆，天下记者家”。
后来的人们，对此各有理解，“记者家”，是培养天下记者之“家”，亦是天下记者拥有共同归属感的“家”。某种意义上，新闻系是没有围墙，也不应有围墙的——作为“天下记者家”，属于新闻学子的课堂，应当是“天下”。
此后几十年，复旦新闻人一直以自己的探索，拓宽“天下”的边界。而在21世纪之初开始的一场变革，更直接地将“学院”与“天下”连在一起。
2001年，上海首创“部校共建”机制，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与复旦大学整合业界、学界资源，共建新闻学院。
一个直观的变化是，新闻学院的学生们有了一批“校外导师”，并且能以至少每周一次的频率，听到来自业界的“新闻传播前沿讲座”。而“学院派”的师生们，亦有大量机会直接走入媒体机构内部，在第一线参与现实、直击“天下”。
18年后，“部校共建”成为通行全国的办学范式。在现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执行院长张涛甫看来，新闻学院发展离不开制度创新，而其中，“‘部校共建’机制贡献尤为突出”。
三
张涛甫本人是“部校共建”的直接受益者。2013年，他曾在文汇报国内部挂职副主任，参与策划多项重大报道。
与他一样，不少中青年教师都有类似“在外面干活”的经历。学生也是。张涛甫的弟子陈禹潜今年刚刚直升硕士研究生，早在本科二三年级时，这位“95后”和自己的多位同班同学，已经在沪上乃至全国的主流媒体发表时事评论数十篇，成了媒体圈小有名气的“特约评论员”，甚至还出版了一本作品集。
对曾经埋首书斋的学者们来说，一线体验所带来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既教理论课、也教实务课的张涛甫一度感到，课上谈选题策划、新闻把关，光讲理论，学生听不进去。而“部校共建”让他们有了改变的机会。
“新闻战线在谈论什么，新闻课堂就要教什么，这要求我们去一线观察，贴近实际问题。”张涛甫说。
同时，共建也是双向的，处在改革转型期的一线媒体人会有困惑和迷惘，学者们可以给予智力支持和关心，亦可由此启发更开阔的研究视角、并提供鲜活的研究问题。
正是这样的意义上，“新闻学院会像一个家”。而在很多方面，“部校共建”所要赓续的，也是几代新闻人一直探索的道路。
陈望道主政的年代，新闻系每周六晚上举办“新闻晚会”。每次晚会通常有一个主题，比如“新闻与政治”“中国将向何处去”“我们的出路何在”等等，或座谈、或报告、或辩论。
在重庆时期，新闻系学生所制作的本系介绍。这一页上的“好学力行”是学生将陈望道题字描下制成。王潇摄
其实，有多次“新闻晚会”，就是中共复旦地下党支部以复旦大学新闻学会的名义组织的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自己的进步主张。这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日后复旦新闻系的底色——上世纪50年代起的相当一段时期，新闻系教学设置的重头是“两典一笔”。“笔”意谓采写实践，“两典”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论著。
几十年后，“全面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被视为“部校共建”的重中之重。2001年起，童兵教授领衔组织课程团队，推出全院本科生必修课《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很快成为复旦、上海乃至国家级精品课程。2019年，复旦版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教材出到了第三版，课程也有了“升级版”——2018年春季学期， 12期“新时代的中国”国情教育系列讲座举办；2019年，第二轮扩大到全市6所“部校共建”新闻学院的师生。
还有很多时候，复旦新闻学子的课堂，搬到了中国广袤的大地上。
上海浦东机场，6位大一学生第一次以记者身份离家远行。名为“记录中国”的暑期实践，意在知行合一，让学生们“以眼睛记录中国，以脚步丈量神州”。
今年的主题是“大国工程”。此前，新闻学院的学生们已有3年“记录”的经历。2016年的项目主题是“打赢扶贫攻坚战”，2017年是重走80多年前西南联大西迁之路，2018年则是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对很多人来说，这似乎是一场对话——与宏大而复杂的现实对话，亦是与历史对话。
他们的先贤早就告诉过他们，复旦新闻系的学生，要“有胆有识、学有专长”。目标，也是8个字：“宣扬真理、改革社会”。
四
这位先贤便是常年穿着一件疙疸布灰长衫、被学生唤作“夫子”的陈望道。
陈望道寡言少语，加上又是一口浙江义乌话，实不易懂。但当年学生邵嘉陵对他的理解是，“有人认为新闻系系主任必须是口才出众的政治活动家，他却不是。他是实干的政治思想家”。
为什么要设新闻系？长期以来有“新闻无学”的说法，但对这种说法，从早期创立者到如今的学院教师，都不认同。
1929年新闻系初创时，谢六逸感慨当时的新闻界不遵新闻价值：“暑天数十万的上海闸北住户，不知什么原故，忽然有两天没有一滴自来水，报纸上没有只字的记载。但是某姓有姊氏死亡而妹往填房的新闻，却很有力地登载出来。”
“未受文艺陶冶之新闻记者，记事则枯燥无味，词章则迎合下流心理，于社会教育了无关涉。本系之设，即矫正斯弊。”他写道。
1929年，新闻系独立成系，使用“新闻学系”。虽一字之差，却可窥见办学旨趣的变化，有更加注重新闻学术研究的意味。创系后的办学实践，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早期的新闻学系课程由四方面组成：“基本工具训练”，包括本国文学、外文、心理学、统计学等；“专门知识灌输”，包括报学概论、编辑、采访、照相绘画、印刷等；“辅助知识旁助”，包括政治、社会、法律、经济、外交等知识；“写作技术训练”，包括评论练习、通讯写作、速记术等。
1942年夏，陈望道接任系主任，便进行课程改革，将学生按兴趣分成不同小组，如文史哲组、财政金融组、政治外交组等，学生根据分组，选修不同课程；与此同时，又邀请不同学科、不同专业领域、不同学术流派、不同政治立场的学者前来新闻系开讲座、授课。
与之相呼应的是，本世纪初复旦新闻学院制定并实行了“2+2”的培养方案和模式，即把四年制培养和课程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第一、二学年）需在经济学方向、法学方向、社会学方向、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方向等方向中任选一个，按所选方向学习；第二阶段（第三、四学年）按新闻传播学科专业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学习。来自业界的反馈是，这一方案的实施，使学生毕业上岗以后适应性强，且后劲十足。
教材是课程的根基、是工具，也是延伸，能反映出时代的需求。在新闻学院（系）90年的历史中，已出版的新闻教材累计达200余本，近40套。这还不包括许多由于社会所需而在国内广为流传的内部自用教材。
2019年10月，首批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在北京授牌，新闻学教材建设基地，花落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院第五代教材出版已经崭露头角。
复旦新闻学系从不固步自封。对传播学的引进及理论研究，自一开始就融入到新闻学研究中，二者没有发生任何抵触，在传播学大师罗杰斯看来，“与美国的情况完全不同”。
传播学大规模引进国内是在1981年。几乎是在同一时期，王中就将一直沿用的新闻定义，即“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修订为“新闻是新近变动的事实的传布”。这种中西并包的开阔的学术视野，在宁树藩、丁淦林、李良荣等其他复旦学者治学上同样非常明显，且沿传至今。
90年院庆之时，一套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学术丛书问世。米博华在该丛书的序中写道，新闻传播学具有高度应用价值，但不意味着这个学科发展可以离开牢固基础。
“不能把新闻传播学教育看成是一种简单的劳动技能或专业培训，其背后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学科交叉的庞大学术体系”。
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传播学是一门科学，而且“很可能成为这个世纪独步一时的最前沿学科”。
五
2019年秋天，三年前回到母校任教的“8013”本科生、前FT中文网总编辑、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力奋，张罗着两个展览。
院庆前一周，“17世纪后中外珍报展”先行开幕。张力奋特地为展览取名为“历史的底稿”。通过90份全球各地搜罗而来、横跨300年人类文明史的报刊里，他试图呼吁观者“承继先人的召唤，勿忘新闻的胎记”。
布展期间，罗际明来送材料。他感谢张力奋让这些历史物件重新展现出价值。王潇摄
而在新闻学院图书馆内，11月2日开幕的“院史文物展”，提供了另一种“底稿”。
除了罗际明们的那份调查报告，这里还有创始系主任谢六逸的聘任书、新闻系历史上几乎所有重要教授的手稿、曾用来编印报纸习作的油印机、解放日报临时采访证、里根来复旦演讲时的座位表、沪上知名突发新闻记者曾随身携带的4部手机、一扇某教授办公室的房门……
每一件背后，都是一个故事，而每一个故事，导向的都是历史深处的记忆，乃至一种特别的属于“复旦新闻人”的价值观。
“新闻教育，归根到底是人文教育。”张力奋说。这个秋天，回忆的味道浸润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校园，其实也从未远离这个校园。
油画《教授们》（资料照片）
四年前，新闻系77级学生捐赠母校的油画《教授们》，如今挂在新闻学院201教室的后墙上。画中记录着1988年首届新闻学博士论文答辩的情形，答辩委员是余家宏、钱维藩、张隆栋、舒宗侨、宁树藩，清一色的学界泰斗；在他们身旁拄着拐杖的，是导师王中。
新闻学院副教授伍静每周在201讲课。“无形的影响就是，让我更深地认识到，上课是一位大学老师最神圣的事情和职责。”站在讲台上的她，抬头就能看到那幅油画，“对一名教师来说，如果他上课的情景多年后还会被学生时时想起、记住，那就够了。这比多发少发一篇文章重要得多。”
在更多人的记忆里，那一代知识分子所留下的，有大师风范，还有新闻人的风骨。77级学生、日后成为新闻学院教授的程士安记得，王中时时提醒他们的话是，“把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
王中最得意的弟子李良荣则说，老师对自己影响最深的，不是具体观点，却是看待问题的方式，以及更重要的——对真理的坚持。
王中不断告诉自己的学生，做新闻工作，不论是研究理论还是从事实践，都必须有正义感，要有不惜牺牲，为追求真理而奋斗的勇气。他说，“你可以沉默不讲，但是你讲的话，一定要讲真话；你可以讲错，但不能人云亦云，不能为达到某种目的去迎合别人说话。”
王中在上课。（资料照片）
1982年9月进新闻系的范建生，记得王中第一次为他们上新闻理论课的情形——1983年上半年的一天下午，满头银发的王中由李良荣陪着，拄着拐棍，颤颤巍巍来到教室。坐定后，他手指哆哆嗦嗦地夹一支烟，笑咪咪看着大家。寒暄几句后，在黑板上写了“为人、治学”四个大字。
“为人、治学这是两个根本的问题。做好这两点，就可以无愧于一生了。”
责任编辑：赵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