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丹
打水、送水、打饭、送饭、导尿、清理大小便……
入职没满1年，“就地离职”四个字已经无数次出现在陈立的脑海里。从早上5点半到晚上6点半，循环往复的体力劳动换得“一个月不到4000元的工资”，陈立计划着干满一年就辞职，转做社工。
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群（图源：受访者供图）
处于黄金期的养老机构，留不住年轻人。
官方数据显示，我国2.49亿名老龄人口中，失能、半失能老人达到4000万人。与此同时，养老护理从业人员仅有30多万名。
2013年开始，我国大中专院校陆续开设老年服务等专业，力图向行业输送年轻血液。但低薪、重负、矛盾难调……不少相关专业毕业生在完成三年课程后逃离了养老行业，更有甚者从未入行就毕业转行。
年轻人逃离养老机构，既是结果，又是原因。
行业内素有“至少10年才能回本”的说法，老人支付能力不高、养老机构挣不来钱，压缩护理人员工资是常规的“节流”手段。反过来，在没有专业护理人员、人手不足的机构，老人们被困在一眼望得到头的四方天地。
“未来15年内，从事这个行业的人都不会很舒服。”15～20年，这是行业从业者的心理预期。但，养老的未来，怎样才能好？
留不住人
“孝道的市场转包”，社会学家蓝佩嘉这样称呼那些代子女履行孝道、照顾老人的一线养老护理员。
三年专科，学完养老机构管理与服务、老年人康复治疗与训练、老年人际沟通与活动组织、老年社会工作等课程后，方佩进入了一家医养结合模式的养老机构。工作两年来，她“一直在坚持”，但最近，她打算放弃了。
“身体累我不怕，主要是心累。”方佩工作的养老机构分为失能、半失能、失智和独立四个护理区。在这里，她见过患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玩大便，弄得身上、床上、墙上到处都是，被无故发脾气的老人动手打，“挨耳光都算是轻的”。
“（护理员这份工作）不仅社会认同感低，风险还很大，国家目前缺乏法律法规来维护我们在工作中的风险权益。”据方佩介绍，在养老机构里，老人出现任何问题，无论护理员是否有过错，都会被院领导和家属视为“护理操作不当”。
王蔷同样是一名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的毕业生，但她并没有进入养老行业。干护理员需要熬夜，需要夜班，她的身体状况不允许熬夜。
“大部分年轻人，尤其是女生，实习后很难坚持下去。”一般情况下，养老相关专业会安排学生在大三这一年进行实习。方策目前读大一，尽管还没上过一线，但听学姐说过，护理员工作很累、工资很低。即便是在养老机构做院长助理的学长，也有因为压力过大而选择辞职的。
养老行业前景好，有数据和事实为证。2017年10月，国务院取消“养老护理员”职业资格证书，降低行业准入门槛。随后，2019年11月，民政部表示将拓宽养老护理员的职业发展空间，缩短职业技能等级的晋升时间。到2022年底，我国将培养1万名养老院院长、10万名专兼职老年社会工作者。
但与好前景相对应的，似乎是相关专业毕业生正逃离行业的现实。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乔晓春曾调研过北京地区的458家养老机构，调研结果显示，所有的护理人员中，年龄在40～59岁的占到了近四分之三。
图源：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论文《养老产业为何兴旺不起来？》
“（养老）机构、老人，甚至是老人的家属都希望年轻的、更具备专业性的人员从事这个行业，但一个现实的问题是，绝大部分养老机构开出的薪水都不高，护理员的工作又比较脏、比较辛苦，很难留住年轻人。”MEDMET中国区CEO张胡斌分析表示。
乔晓春的调研结果显示，2016年，北京地区护理人员平均每月拿到的税后工资为2788元。方策目前在济南，据他介绍，当地养老机构的实习工资大概在2000元/月，正式员工工资在每月3000元左右，包吃包住。
李方元是一位敬老院探访义工，前后去过10多个养老机构。据他介绍，对于一些护理人员而言，养老机构更像是一个包吃包住的“跳板”，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历后，一旦有新选择，护理人员往往会离开。而这些新选择，通常是社工、家政等比护理工作轻松、工资较高的活儿。
机构之困
“在敬老院里，常常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大家都是吃完了早饭等着吃午饭，吃完午饭等着吃晚饭，吃完晚饭，会有老人感慨‘一天终于又混过去了’，语气当中有些调侃，又有些无奈。”
东海大学社会学博士吴心越曾在一家民营敬老院进行过田野调查。在那里，大家不约而同用“度死日”来形容自己在敬老院的生活状态。“度死日”在吴方言中的意思是混日子，没有新的期盼，也没有目标。
过去两年，李方元拜访过10余家养老机构，平均每个机构去过7～8次。据他回忆，大多数养老机构中，老人们的生活都比较枯燥。“除了有资历的敬老院可能会有特色活动，小部分会应付检查，临时安排节目。”
“通常来说，收费高的敬老院才能提供细化服务。可能护理人员配置多，分摊到每一个护理人员身上的压力没那么大，也就愿意花时间多陪老人。”据李方元观察，低端老人院普遍人手不足，平均每个护工负责照顾10～12名老人。另一位养老行业从业者祥昊则告诉笔者，对于半自理老人而言，护工配比在1﹕10～1﹕15，而对于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而言，护工配比在1﹕2～1﹕5。
人员配比低，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护理人员无暇顾及老人们的精神需求。而人手不够，则是因为“养老行业还挣不到钱”，只能通过削减人工支出来控制成本。
余阿姨经营一家民营养老机构，前期投资400多万元，目前住着80多位老人，雇有5名护理人员，预计15年才能回本。此前，有研究显示，62.4%的养老机构需要10年以上才能收回投资。
“目前，我国养老行业的发展主要受政府引导，尤其是公立公营的养老机构，短期内不看投资回报率。”在张胡斌看来，“养老”实际上分为公立公营和完全市场化两类，尽管两者做的事情看起来一样，但内核完全不同。前者是“事业单位提供的一种社会服务”，主要承担“兜底保障”的作用，而后者则主要针对具有高支付能力、对服务品质有要求的人群。
李方元曾多次去过广州市老人院，一所在当地具有“领头羊”效应的公办养老机构。据他介绍：“那边的软硬件条件都很好，入住价格也不贵，大概3000元/月，是‘有生之年应该争取去的地方’。”但由于是“政府示范项目”，供不应求。
据李方元了解，里面住的老人分为两个“典型”：由街道或居委会推荐的“三无老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扶养人）和曾对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老人。而对于普通老人而言，进入公办公营的养老机构需要排队，需要等待。
与公办公营相对应的，则是完全市场化的养老机构。过去几年，房企系、保险系轮番上演“养老盛宴”。以泰康养老为例，老人们取得入住资格有两种方式：要么一次性缴纳140万～300万元不等的押金，要么购买保险且累计保费超过200万元。取得入住资格后，还需要根据户型缴纳金额不等的房间费（通常是上万元），以及包含物业、保洁、水电费在内的月费等。
“介于公办公营和完全市场化之间，还有面向中低端消费人群、围绕刚需的养老需求。”据张胡斌介绍，针对这部分数量庞大的刚需，低费用、仅提供食宿的养老机构是不二选择。
“假设我到了50岁，我的父母七八十岁，我的收入不高，我父母的退休金也不高，但我还需要工作来养我的孩子，没办法照顾父母，这个时候，把父母送到这种低费用的养老机构去，或许是最好的选择。”在张胡斌看来，这种“夹缝中”的养老机构，更能反映我国当下的现实。
重负之难
“现在的养老行业和15年前的酒店行业类似。”据张胡斌回忆，过去，酒店前台的年龄也同样偏大，但随着酒店行业的发展，越来越多年龄偏大、缺乏专业性的群体被替代。“底层逻辑是酒店的盈利能力在提升，倒逼其雇佣更年轻、更具备专业素养的人员，当然，酒店本身也能提供相对体面的薪水。”
在张胡斌的构想里，理想情况下，政府的公立公营机构仍然负责“兜底”，完全市场化的养老机构负责提供高端服务，而更多介于两者之间的、面向刚需的养老机构则向“连锁化”方向发展。“通过连锁化、规模化降低边际成本，扩大品牌认知度。”
回到盈利这一点。乔晓春曾提出，养老产业处于“在临界条件下挣扎”的状态：若提高收费标准，有可能导致入住率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收益下降。换句话说，养老机构的营收和老人的支付意愿及能力相关。
为此，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华俊告诉笔者，我国正在扩大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最近几年，政府工作报告都在讲这个事儿，国家医保局也在抓这个事儿。”
2000年，为解决家庭养老模式难以为继、老年人长期护理供需缺口加大等现状，日本开始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该制度先后历经五次重大变革。“居民从40岁起开始缴纳护理保险费，到了真正需要护理的时候，由护理保险支付护理费的90%以上，个人只需要支付10%。”
此外，高华俊还告诉笔者，从2013年开始，“公建民营”一直被列入我国养老改革试点。“各级政府新建敬老院之后，不是说把它变成事业单位，派相应级别的官员来管理，而是通过协议将其交给专业机构来运营。”
“如果说公建民营、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是在构建‘人人都能负担得起’的护理体系，解决支付能力问题，那么接下来需要考虑的是，能否有相应服务。”高华俊说道。
根据张胡斌的介绍，尽管行业里一直在推科技赋能、智慧养老，但从目前来看，还是噱头大于实质。在和科技企业、养老机构团队沟通了差不多2年后，张胡斌发现，目前自动机器人只能真正解决一件事儿：半夜巡房，判断是否有异响，“其他的暂时做不到”。
“未来，这个行业还是要回归到人，需要真正有专业技能、热爱这个行业、尊重生命的人，这是下限。”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立、方佩、王蔷、方策、李方元、祥昊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