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给我、你马上还给我……”
汪女士家又一次上演了母女二人争抢手机的“戏码”。
北京的汪女士有一个正在上初三的女儿，最近一年来，女儿玩手机的瘾头越来越大，游戏、聊天、刷视频、听歌轮番进行，基本上手机不离手，为了给女儿“断掉”手机瘾，汪女士没少想办法，但是藏起来的手机总能让女儿找到，于是，女儿玩手机-妈妈抢手机\藏手机-女儿夺手机成为母女俩经常上演的“战斗”。
不过，这样的“战斗”并不是汪女士家独有的，去年，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中国青少年新媒体协会在北京联合发布了《2020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该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已经达到1.83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94.9%，而且超过三分之一的小学生在学龄前就开始使用互联网，并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如此大规模的、尚且缺乏自控能力的未成年人终日与手机为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近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
青少年模式需要更精细化
其实，与手机捆绑在一起的未成年人体验到的并不总是快乐。
北京高一学生冯瑶（化名）正处在对手机“又爱又恨”的状态，她在一篇随笔中这样写道：“喜欢打游戏的同学打开视频软件，推送过来的总是英雄联盟新玩法，而喜欢养宠物的同学打开手机必然是各种萌宠的刷屏……这样一来，我们能接收到的信息便被单一化了，不幸的是这是我们无法控制的。”
这种现象被称为“信息茧房”，是指人们关注的信息领域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再加上，互联网平台熟练使用“大数据+算法”的方式精准推送，很多青少年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信息渠道越来越窄了。
“建立长效的监管机制，打造培养未成年人核心素养和传递主流价值观的新场域。”孙宏艳说，各平台应多方协作，建立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共同助力内容监管，根据未成年人的成长需求进行差异化定位与创新，进行内容上的精准分层与引流，给未成年人推荐更适合他们的内容，同时避免信息茧房带来的弊端。
当前，很多互联网平台都有“青少年模式”，但是，真正喜欢“青少年模式”的青少年并不占多数。
耿燕的女儿今年14岁，母女二人也曾因手机使用产生过矛盾。最初，耿燕的办法是不给女儿专门配备手机，同时家里的平板电脑、App等也都限制了使用时长，但后来发现，女儿找到了家里淘汰掉的旧手机，实现了手机自由。
“一味禁止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已经无效，我想到了各大平台推出的青少年模式。”耿燕说，刚一使用确实觉得干净清朗了：不安全的信息基本都隔绝了，家长也能有时长管理、独立密码设置等功能。但是随着使用的深入，耿燕发现，不同平台的“青少年模式”都存在不够精细的问题，甚至还有“一刀切”等现象，更缺乏家长个性化设置的功能。
孙宏艳进行的多项研究也发现，未成年人对“青少年模式”不认同的态度体现在音视频、游戏、数字阅读和社交等多个平台上，“这是因为目前青少年模式从定位到功能、内容等都比较模糊、粗放，不够精准与精细化，不能很好地覆盖未成年人的需求。”孙宏艳说，例如，“作为社交App的青少年模式是否应与短视频的、网络游戏的青少年模式有不同的定位与功能？在内容上是否可以更加细分？是否可以提供更倾向于未成年人社交与发展的内容？是否可以开发家校互通等方面的功能？”
因此，各平台应该尽快完善“青少年模式”，有更加适合青少年的定位与服务，功能上有所创新，内容上更加丰富，只有青少年都乐于使用“青少年模式”时，才能成为保护未成年人的模式。
亲子之间无障碍沟通依然是对未成年人最好的保护
一位中学班主任这样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家长对孩子的手机管理现在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严防死守型”，严格限制孩子使用时间和次数，另一种是“自由放任型”。
其实无论哪种态度，现在的家长在管理孩子手机使用这件事上更多的是一种“力不从心”的无力感。
“每次我从女儿手里抢走手机后，换回来的总是她歇斯底里的情绪发泄，我知道，我能心平气和地从她手里拿走手机的机会更少了。”汪女士说。
“现在，未成年人的网络使用给家长或监护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孙宏艳说，保护未成年人健康使用网络是成年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现实中很多家长却常常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什么工具对孩子进行管理更有效。还有一些家长干脆就不管了，把责任推给企业，认为孩子沉溺网络、沉溺手机完全是平台的责任。
并不是所有的家长都焦头烂额。
亲子母婴视频创作者、《育儿基本》作者徐智明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一个孩子已经上了大学，一个正在上高一。
跟很多家长对手机、电脑“唯恐避之不及”的做法不同，徐智明让两个孩子分别在3岁多的时候拥有了自己的台式机、五六年级时有了手机，并有了自己的微信。
而且徐智明在教会了两个孩子网上买书之后，也就没再教过他们如何使用互联网。两个孩子自己买书、自己摸索学会了“小报”的电脑排版、PPT制作、思维导图制作和视频剪辑。孩子小的时候，徐智明除了对孩子每天的屏幕娱乐时间进行了规定外，对于孩子的网络使用只提了两个要求：“不许玩太暴力的，不许沾色情的、少儿不宜的。”
有人可能会说徐智明的做法要么是过于自信，要么就是“放弃疗法”。其实，徐智明家里一直保持着一家四口利用吃饭时间聊天的习惯，坚持了十几年，另外，徐智明还通过跟孩子一起阅读等方式，引导孩子形成“边界感”。
“其实，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是否有效最终还是会回到亲子关系上来。”孙宏艳说，孩子不可能生长在无菌的环境中，与其一味禁止不如引导。
在孩子刚刚开始使用互联网的时候，通常会乐意跟父母分享自己觉得有趣的发现，家长要善于抓住这样的机会，尽可能参与其中，一起游戏或者一起讨论，在陪伴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引导。
“因此，做网络原住民的家长必须努力提升自己的媒介素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承担起监护责任。”孙宏艳说，同时，学校、民间机构、企业等也可以通过家长课堂、家校合作、服务平台或管理工具等为家长赋能。
孙宏艳介绍，通过研究发现，网络使用不健康的未成年人，大多具有如下特征：学习负担更重，与网友沟通多与家人沟通少，家里缺少尊重自由的氛围，亲子沟通渠道不畅通，生活中心理压力较大，经常感到孤独、被看不起，缺少朋友和休闲时间，没有生活目标与方向……
“从这些影响因素可以看出，未成年人在网络产品使用上表现出来的很多不当行为，与他们的生活关系太密切了。可以说，大多数是未成年人生活中的问题在网络上的集中体现。”孙宏艳说，因此，建议成年人要关照未成年人成长中的困惑与困难，大力优化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尽量减少影响未成年人成长的不利因素。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樊未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