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小贷公司“洗牌”近一年500家离队
在经历快速生长和优胜劣汰后，小贷公司正无限接近新一轮的规范发展。
7月12日，江苏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小额贷款公司监管工作的通知》。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简称“中贷协”）6月27日发函透露，着手草拟“小贷公司行业规范发展指引”，而有关小贷公司的条例和管理暂行办法已被央行、银保监会列入2019年的立法清单。
据新京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从2016年一季度末至2019年一季度末的近3年时间，全国范围内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减少了900家，减幅为10%。而在截至2019年一季度末的一年里，小额贷款公司减少了504家。
同时，一些小贷公司的经营状况并不客观。一季度33家挂牌新三板的小贷公司中，有13家净利润出现下滑，10家出现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同步下滑。专家分析认为，当前的小贷行业处于洗牌期和分化期，出台统一的监管文件非常必要。
小贷公司行业规范发展指引呼之欲出
在全国拥有约383家会员单位的中贷协正开展一项调研。
6月27日，中贷协向各地方专门委员会成员发布的一则函件称，中贷协拟联合成员单位着手草拟“小贷公司行业规范发展指引”。作为前奏，中贷协拟以调研问卷的形式对行业现状进行一些调查了解，资料反馈的截止日期为2019年7月20日。
“试点十多年来，我国小额贷款公司行业不仅已初具规模，而且在服务‘三农’与小微实体经济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政策法规和监管指导滞后，小贷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规范的问题。”中贷协表示。
通俗意义上，小额贷款是一种面向传统商业银行不能覆盖客户的贷款创新，主要解决小额、分散、短期的资金需求，以其灵活性弥补小城市、农村及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不足，是小微企业、农户、个体工商户及个人等群体的重要融资渠道。
2008年银监会、央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出台后，大量民间资本介入，小额贷款公司（小贷公司）经历了一轮快速生长期。出台与之相适应的市场发展和监管规则，也提上议事日程。
在2015年中贷协的成立大会上，原银监会副主席周慕冰就表示，协会要积极贯彻落实中央政策和监管要求，组织制定统一的行业标准和业务规范，协助推进小贷行业信用体系建设。
近年来政策层的举动，为小贷监管规则的问世埋下了诸多伏笔。2015年，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就《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并说明旨在规范小贷公司及没有明确监督管理部门的其他非存款类放贷组织。
2017年底，现金贷迎来规范整顿，央行副行长潘功胜在彼时的一场论坛上表示，下一步监管部门正在考虑修订此前运行多年的小贷公司监管规则。2019年1月18日人民银行召开的2019年金融法治工作会议指出，加快推动《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等履职相关重点立法。银保监会4月底公布的2019年规章立法工作计划中，制定《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也赫然在列。
“近两年来，防控金融风险是重中之重，小额贷款公司以及各种投资公司、担保公司等发展迅速，但这些组织法律地位不清晰、内部管理薄弱，在经营发展中出现了如非法吸收存款、集资诈骗、放高利贷、暴力催债等问题，影响了社会稳定。相关立法计划的出台目的就是处置非法集资，遏制各种金融乱象，防控金融风险。”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肖飒认为，当前专门规范小额贷款行业的法律文件只有《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而该指导意见的法律层级只是部门规章，不足以适应现在的局面。因此，出台统一的法律规范，能更全面系统地作出规范，也能更具有权威性和威慑力。
整治风暴下，小贷公司近3年减少900家
虽然针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规则尚未出台，但小贷行业的清理和整顿已展开多时。
2017年底，P2P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小额贷款公司网络小额贷款业务风险专项整治实施方案》，希望通过专项整治规范网络小额贷款经营行为，严厉打击和取缔非法经营网络小额贷款的机构。2018年以来，各省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办）取消省内部分小贷公司试点资格的消息此起彼伏。
2018年6月中旬，全国首批小贷公司试点省份山西有30家小贷公司被省政府金融办取消经营资格。同年10月17日，贵州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任辉在做客访谈时介绍，针对长期停业，以及不配合监管且对存在问题不整改的小额贷款公司，在主流媒体公示，对公示无异议的上报省政府金融办审批。截至6月末，共计取消了101家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资格，全省小额贷款公司由年初398家减少到297家，退出比例达25.4%，退出市场的力度、规模、效果为历年最大最好的一次。2018年12月21日，江苏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也发布通知，终止全省89家小额贷款公司相关经营资格。
记者不完全梳理发现，进入2019年来，河南省已经接连披露了省内24家小额贷款公司被取消试点资格。
7月12日，江苏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小额贷款公司监管工作的通知》，从审批管理、股东资质、外部融资、实际利率、不良资产清收、业务合作、涉案涉诉等方面排查小贷公司违规违法经营情况。对存在违规违法行为的小贷公司实施分类处置，监督已经终止经营资格的小贷公司及时规范完成市场退出。
山西、贵州、江苏、河南等地对小贷公司的清理只是缩影。
央行办公厅公布的小额贷款公司系列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开始，全国范围内小贷公司的数量和新增贷款便开始出现双降的苗头。2013年末、2014年末，全国小额贷款公司的数量分别为7839家、8791家，全年新增贷款则分别高达2268亿元、1228亿元。201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当年3月末，全国小贷公司增至8922家，一季度新增贷款22亿元。到了2015年末，全国小贷公司数量微降到8910家，2015年贷款减少20亿元。
2016年，这一趋势延续。2016年一季度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8867家，贷款余额9380亿元，一季度贷款减少23亿元。2016年末，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减少至8673家，贷款余额9273亿元，全年人民币贷款减少131亿元。2017年，全国小额贷款公司进一步下降至8551家，但年末贷款余额升至9799亿元，全年增加504亿元。2018年末小贷公司数量降至8133家，贷款余额降至9550亿元，全年减少190亿元。
而按照央行最新披露的数据，截至2019年3月末，全国小额贷款公司数量跌下八千关口，为7967家，贷款余额9272亿元，一季度减少了273亿元，超过2018年全年水平。从2016年一季度末至2019年一季度末的近3年时间，全国范围内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减少了900家，减幅为10%。
4成新三板小贷公司一季度净利下滑
新京报记者不完全梳理发现，目前挂牌新三板的小贷公司约为33家，基本都是开展区域性业务，也有一些小贷公司获批互联网小贷业务试点资格或筹建了互联网小贷公司。2019年一季度，除了日升昌外，共32家小贷公司披露第一季度财报，有13家（约4成）小贷公司净利润下滑，有10家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同步下滑。此外，商汇小贷、滨江小贷、鑫庄农贷、通利农贷等公司陷入亏损。
“新成立小贷公司及存量小贷公司业务呈现放缓的迹象，小贷公司贷款增速放缓的原因主要来自于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贷款资产质量波动，竞争压力加大。”在2018年年报中，新三板挂牌企业南京市滨江科技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滨
江科贷”）将“小额贷款增速放缓”列为小贷公司行业发展四大趋势之首，其余还包括“融资渠道尚未形成”、“国家政策扶持力度在加大”、“小额贷款行业自身发展也在积极转型”等。
滨江科贷称，小额贷款公司积极争取进入资本市场，特别是“新三板”市场。一方面是中小企业在银行融资困难，市场需求旺盛；另一方面是小贷公司资金来源渠道受限，小贷公司股东投入的资本金不可能无限增加，江苏省内已有多家小贷公司挂牌新三板，寻求拓展融资渠道，解决小贷公司资金来源的问题。
重庆商汇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商汇小贷”）2019年一季报显示，营业收入为-640.6万元，同比减少112.97%。商汇小贷解释称，主要原因是公司原有客户存量保持较好，为了支持实体经济，对大量的借款人进行展期及适度下降借款利率。同时，公司2018年度出现大量借款人经营困难导致不能支付借款利息。商汇小贷一季度净利润为-2028.56万元，同比减少4641.24%。此前的2018年末，商汇小贷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同比减少了95.42%和385.74%，不良贷款率由上年同期的11.27%升至58.74%。
“当前小额贷款公司仍面临一定的发展困境，融资来源严格单一，后续资金供应不足，行业缺乏健全的信用体系，转型愿望也难以实现，运营成本和税收负担较高，小贷公司的信贷产品单一、员工素质较低，业务创新困难。”通利农贷在2018年年报中表示。
洗牌期和分化期来临，互联网化是方向？
“小贷公司数量众多，在经营业绩上分化比较大。”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薛洪言说，“整体上看，以消费类贷款为主的小贷公司，抓住了近几年现金贷和消费金融的风口，经营状况较好，这类小贷公司多由互联网机构发起设立。以对公贷款尤其是区域性对公贷款为主的小贷公司，受实体经济下行尤其是区域经济分化拖累，经营层面遇到转型困难，这类小贷公司多由传统企业发起，且多发端于2015年之前。”
薛洪言表示，某种程度上，对公型小贷公司遇到的转型难题与农商行、城商行等中小银行转型困境是相似的，对公业务不振，零售转型又受科技、用户基数、资金成本、机制文化等制约，未有实质性突破，在行业整体快速发展过程中存在被边缘化的危险。
“日昇昌”为中国第一家票号，曾极尽辉煌。新三板与其“撞名”的新昌县日升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日升昌”）日子过得并不好。2018年经营数据显示，全年营业收入为780.33万元，同比减少39.07%，净利润约为-3161.35万元，期末不良贷款率达63.29%。
2018年年报中，日升昌这样描述行业环境：当前，小贷行业面临风险增大、增速放缓、模式转型等诸多挑战，同时，巨大的经营困境也孕育着新的生机，“小额、分散”与互联网化正成为小贷公司未来发展的方向。
一些小贷公司已经将互联网化作为未来的赢利点。2018年6月，国汇小贷获续批互联网小贷业务试点资格，并成功操作一笔放款，按期收回了贷款本息。在2018年年报中，国汇小贷表示，2019年要充分利用公司持有的互联网小贷业务试点资格，搭建互联网信贷业务平台，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阳光小贷也在2018年年报中称，2017年取得省金融办关于筹建阳光互联网小贷公司的批复，公司为全面转型升级互联网小贷做充分准备。
有小贷公司率先尝到了互联网模式的甜头。大连高新园区中祥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透露，2018年互联网小额贷款业务重点开展“车辆保险分期”产品，当年新增业务量约4447万元，业务量较上年增长31%。
日升昌透露，新的一年，公司有意借助浙江省小额信贷业务系统自助贷平台和支付宝自助贷生活号开展辖区内的自助贷创新业务，增强公司金融创新能力。不过，在股转系统发的年报问询函中，日升昌被要求说明2018年度开拓新业务的措施是否得到有效实施，2019年度是否存在经营破产风险。
在薛洪言看来，当前的小贷行业处于洗牌期和分化期，出台统一的监管文件非常必要。“具体来说，当前大量的机构经营困难，面临退出的问题，急需政策引导；还有些机构基于生存压力，有较强的违规经营动力，急需政策规范。同时，头部小贷公司不断巨头化发展，偏离了小贷公司聚焦普惠业务的初衷，也需要政策层面予以规制。”
小贷牌照“退热”，仍有资本追逐
小贷公司规范发展的政策尚未明朗，但小贷公司牌照依旧处于资本方的注视之中。
“小贷牌照分为两种，一种线上的，一种线下的。特别是互联网小贷牌照，对互金类公司，不管是做流量、助贷还是直接放贷的，都非常重要。”一家线上流量平台的高管珍妮（化名）说，公司在转型中一直没有停止对小贷牌照的关注。目前和一家股东公司联合申请互联网小额贷款牌照，根据一些地方政策的开放性做一些相应的报备。
珍妮所在的平台2016年开始做助贷。“2017年的时候，公司非常想有一个互联网小额贷款的牌照。当时收购成本还是蛮便宜的，基本的协议都签了，但是因为收购需要股东持股，而股东是上市公司，要做公告和很多相应的程序，没有操作成，耽搁了。”珍妮说，2017年底助贷业务停下来，开始做流量平台，还是非常希望有互联网小贷牌照。但一方面政策没有开放，另一方面互联网小贷业务整体的政策走向也没有完全清晰，那段时间小贷收购的整体市场变化起伏。
2017年底正好是“现金贷”监管的关键节点，网络小贷业务一度成为监管层摸底、整治的重点，牌照价值水涨船高。彼时，某现金贷平台创始人刘清（化名）告诉记者，自己通过中介联系网络小贷牌照转让方，但是在互金整治办叫停网络小贷牌照批设的次日，一张网络小额贷款牌照报价6000多万元，还要付给中介几百万的服务费。而此前的2、3月份，不加给中介的服务费，自己接触的一张网络小贷牌照的价格是1000多万元。
珍妮认为，拿下小贷牌照不一定是为了放贷，因为这一类服务平台，包括提供流量、助贷，很多操作过程中互联网小贷牌照是被认可的前提。“比如去百度买量，如果有互联网小贷牌照，签订协议等方面肯定顺利很多。”
除了还在申请可以从事线上业务的互联网小贷牌照，珍妮所在的公司已经从西部和南部省份收购了两张区域性小贷牌照，都只能开展线下业务。
“市面上买家很少了”，接触小额贷款牌照转让的中介赵捷（化名）说，目前北京的小贷公司转让价格波动不大，1000万元-1200万元之间，前段时间有个存在债权问题的小贷公司，要800多万元。相比较来说，保险经纪和保险代理还要受关注一些。
从事相似业务的周思宇（化名）表示，自己此前接触的一家北京地区的小贷公司转让价为1500万元，但来寻求北京小贷牌照的比较少。“我正在给朋友找全国省会城市的小贷公司，合适的都能要，除了北上广”，周思宇说，资本方想在全国范围内做业务，目前寻求普通的小贷牌照。
“政策不确定和潜在问题的存在，让每个进行收购的公司都存在一些忧虑。”珍妮坦言，线下小贷公司收购金额小，但是线上小贷牌照需要大成本去进行收购，可能需要和当地上市公司或者国资背景的企业合伙，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新京报记者陈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