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河边村：用“瑶族妈妈客房”摆脱“贫困的诗意”
一个结构性贫困的云南山村，丰收的不只有民宿和餐厅，还有自己的产业和现代生活理念
编者按：
什么是“结构性贫困”？云南勐腊县河边村，一个只有57户人家的瑶族山村，曾经可作为这个概念的典型案例，人均收入4000元、人均负债5000元，村民们不怕辛苦，却无力挣脱贫困。中国农业的最高学府为此由教授团队驻村四年，调研、规划、实施脱贫路径，目前该村村民收入倍增，很多农户的收入达到了6万到7万元。
自然条件优越、原居民不离村；剥离有风险农作物种植、培育长效经济作物；发展民宿当主人而非员工；授予现代生活理念、既扶智又扶志……这样的脱贫路径或可复制。
云南勐腊县河边村，热带雨林里的村庄。勐腊县是云南最南端的县，往南走翻越大山就是老挝，往西跨过澜沧江就是缅甸。河边村是个小小的瑶族山村，一如边陲其它山乡，都很美，雨林茂盛、象群出没。很美的河边村，在2015年前，一直默默无闻深度贫困着，野象每年要来糟践村民辛苦种下的甘蔗。
时间终于开始流动。刚刚过去的夏天，河水清澈，常有游客慕名而来，住在改造后的瑶族特色民居里，尝尝村里的冬瓜猪和雨林鸡蛋，孩子们则痴迷于前所未见的陌生植物与昆虫。还有嵌入式瑶族民居、餐饮与住宿服务规范……这些概念、行动与规则，终于让山村与外界有了连接，风从山外吹来，山水从此不同。
今日河边村。受访者供图
山里不止有诗意，还有贫穷
自然生态保护区、野生动物、橡胶园、甘蔗地、中药材、野菜、散养的禽畜……
对城市生活的人们来说，这些词汇中的每一个，都足以引起他们诗意的情怀，但对河边村的村民们来说，只有诗意远远不够。
河边村34岁的盘萨涅，家里有一间小客房，自2019年入夏以来，每个月都有2000多元的收入。她做饭很好吃，和女儿合影时，总是羞涩地笑着，眼睛很亮。虽然听不见也说不出话，可她总是尽力去理解客人的诉求，闺女也会帮忙。
盘萨涅和小女儿在自己的客房里合影。受访者供图
3年前，聋哑人盘萨涅眼里的光芒曾经熄灭过。丈夫和儿子先后去世了，只留下她和小女儿。她们面对的，不仅是失去亲人的痛苦，更是一个家庭失去劳动力之后的困境——橡胶没人割，地也种不动，盘萨涅一个人种点儿玉米，养两三头猪，玉米是猪的饲料，猪是她们的经济来源。中国农业大学的驻村博士研究生吴一凡经常和她一起哑语聊天，最了解她的困境。
盘萨涅是村里最穷苦的人吗？不是，大家都很穷。
这个57户的瑶族小村庄里，没有一家人有像样的房子，住在低矮的茅草屋里，没窗户，阳光透过木板之间的缝隙时，屋子里才会有一点儿微弱的光。想上厕所，外面找个草深点儿的地方就解决了。没有厨房，肉和蔬菜很少，只有米饭加腌菜。
在村里完成博士论文的高明在论文里写了村里的情况。村民人均收入4000元左右，可人均负债却达5000元。疾病是村民最大的敌人，而山区落后的医疗条件又加剧了他们的困境。
甘蔗是村里的主要经济作物，但甘蔗地都在自然保护区内，每年甘蔗成熟时，保护区里的亚洲野象就来“猎获”。
“亚洲野象爱吃甘蔗，它们记性很好，每到成熟的时候，就回来‘巡视’，它们吃掉的、踩踏的，超过三分之二”，长期在河边村扶贫的博士生陈邦炼说。
2015年，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在勐腊县注册了“小云助贫中心”，在当地招聘了张萍、发新和衡瑞霞三名员工，再加上他的助手和学生们组成了团队。而当他们到达河边村时，见到的是异常凋敝的场景，“连一个富人都没有的村子”，这是李小云常说的话。
一个“结构性贫困”的山村该如何自救？
“河边村的贫困，是结构性贫困”，李小云说。
不是因为这里的人比别处懒，不是自然条件更差，甚至也不是因为年轻人的出走而导致空心化。恰恰相反，村里很多人没有受过教育，初中毕业就算是“高学历”，而长期使用瑶族语言的他们，又不会说普通话，很难外出打工，村民几乎全都留在村里。
河边村过去的村景。受访者供图
刚刚进驻河边村的时候，李小云和他的学生们曾经做过一次贫困诊断，“一个扁平的村子，大家收入差不多，负债也差不多”，李小云他们认为，河边村是一个正在“贫困陷阱”里挣扎的村子，“必须给它一个足以带来大规模收入的产业，否则他们很难从贫困陷阱里出来”，李小云说。
收入难以提升，负债居高不下，教育水平的低下，又让河边村的下一代们，继续陷入贫困。
“整个村子，57户人，不可能全都通过政府救济来保障生活质量，给他们一个足够提升收入的产业是关键”，这是李小云调研之后的想法。
河边村位于西双版纳自然资源圈中，既是山区，又处在热带雨林中，冬暖夏凉，风光优美，同时还是易地搬迁扶贫政策的落地点。
把村民的茅草屋改造成瑶族特色的民居，在民居中嵌入客房，既能改善村民的居住条件，也能接待客人增加收入。在完成了村道硬化之后，李小云和团队有了第一个项目——“瑶族妈妈客房”。
头一批毛巾全洗坏了
几十年来住在低矮阴暗茅草屋里的村民们，想象不出高大、明媚的瑶族式建筑是什么样的，甚至李小云自己设计出效果图，在投影仪上放给村民看时，村民们也不相信。
一直到第一批瑶族房屋建成并开始经营后，才有更多的村民愿意加入进来。
客人来了，问题也来了。
没有经历过现代化生活的村民，很难为客人提供基本服务。从洗毛巾、叠毛巾、选择菜品、做饭，全都需要李小云和他的团队们手把手地教。
“有时候真的会抓狂”，陈邦炼说，“比如洗毛巾，新装的自来水管道，水龙头打开后，先流出的是黄水，要等一会儿才会变成清水，但他们不觉得黄水有什么问题，就用那个水洗毛巾，结果第一批白色的毛巾，全都洗成黄的了”。
学生们觉得不可想象，但村民却觉得城里来的学生们太挑剔，因为即便洗黄的毛巾，也比他们以前用的要干净。
新婚之后的博士生袁军军快一年没有离开村子，他一边写论文一边帮着整理房间、打扫卫生、接待客人……几乎所有的事务，都需要团队们一点点教会村民，对于一直远离现代生活的村民们来说，学会这些并不容易。
尝尝“冬瓜猪”与“天然雨林鸡蛋”
云南多美食，但并不在这个偏远的山村里。过去的山民们，生活方式更接近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在能打猎的时候，打回来猎物，只有烧烤一种方法，调料也只有盐和辣椒。后来不能打猎了，村民们会养点儿猪、鸡等，种少量蔬菜，补充维生素和植物蛋白主要靠野菜。
村民在河边野餐。受访者供图
民居改造之后，有了客房，也有了餐厅，做什么菜就成了问题。村民们仍旧保持着原来的习惯，从集市上买回肉来，放辣椒和盐炒成一盘，如果有蔬菜或野菜，就另炒一盘，荤素分明。这样的菜，对于常年吃腌菜米饭的村民来说已经觉得很丰盛了，城里人却根本吃不下去。
民居开起来了，助贫团队中的宋海燕老师，就忙着为乡亲写菜谱，团队还定期请外面的老师教做菜，村民每学会一道，就自己先试吃，这样的工作持续了近一年，十几道菜品才逐渐成熟，“不会今天太咸、明天又太淡了”。
不过，村民们也有让学生们惊奇的本领，“一进山，就发现他们真的厉害，随身只带一把刀、一小袋辣椒和盐，就能在山里过得很好，他们在河里捞鱼，采点儿野菜、野果，就是一顿饭，而我们完全帮不上忙”。
村里散养出的“冬瓜猪”和“天然雨林鸡蛋”也是那时候开发出的概念，村里人吃了一辈子，没觉得有啥稀奇，可城里人吃完觉得——真香，鸡蛋最后甚至通过电商卖到了北京上海。
学做饭、学记账、学服务，失去丈夫和儿子的盘萨涅，是村里人学习最认真的那个，小女儿去上学，家里时常只有她一个人，生活都极其简单，她仍旧买了冰箱、电视，不舍得自己用，而是给客房里的客人用。盘萨涅的客房是小间，但收拾得很干净，助贫团队和合作社制定的客房的标准，她永远第一个照做，要添什么东西，她咬着牙也要投入。
“电脑老师”来自伦敦经济学院
河边村很少有出外打工的，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周志学就是其中一位。
2016年12月，在深圳打工的周志学听说村里要进行改造，于是回村帮家里盖房子，这一回来，就再没走，而是选择加入了村里的合作社。
合作社是董强副教授和宋海燕老师每天跑县里乡里帮助村民成立的，这样他们可以统一经营，统一管理。李小云教授说：“你不要觉得这个合作社好建，注册时没法注册成旅游合作社，而且涉及特殊行业许可，要不是县里的‘扶贫书记’崔书记还真搞不成，他来村里的次数太多了，解决了很多的具体问题。”
合作社管理要用电脑，一开始，这很难做到，因为即便最简单的办公软件，也没人会。
周志学初中毕业，在村里算“高学历”，在城里打工时，去网吧玩过游戏。但对电脑的认识也仅限于此，不会用任何办公软件，甚至打字都费劲。
王安然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的志愿者，他和其他学生开始教村民用电脑，从最简单的Word、Excel等常用软件教起。
哪怕是很简单的东西，村民初学起来也很困难，如调整字体之类的基础操作，今天教了明后天就忘，“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不可思议，那个标志一点就可以了，但就是记不住”。
最终，村里的年轻人还是学会了电脑，周志学还成了合作社的经理，另外一位高中毕业的李进也回到村里，作为村里最高学历的人，他被安排做财务工作，李小云的学生们教会他怎么开发票、怎么做账目。
这是一个活着的村庄
从每一栋瑶族建筑的草图，到客房装修，再到客房经营，事无巨细，都需要李小云和他的团队操心，他们自己画图，自己从市场上买建材，自己网购装饰品……
“这个村子，几乎就是雕花一样雕出来的”，李小云说。张萍和宋海燕负责客房，李发新负责工程，董强负责资金，在村里各负其责，所有事情都是手把手教村民。
李小云老师发动村民，成立工作队，一起工作。受访者供图
从2015年到2017年，3年中，李小云和他的团队每年有八九个月在村里，2018年，村里的客房稳定运营之后，才有所减少，但也超过半年。
“我们不是去指导他们脱贫的，而是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一起居住、一起劳动，一起想办法脱贫”，他说。
和许多乡村发展旅游业不同，李小云他们并没有引进任何外部的经营者，尽管有不少企业对河边村感兴趣，希望参与开发，但李小云和他的团队都拒绝了。
“那种把农民迁到一边，在村里开发产业的方式，不是我们希望的，这个村子，是村民们的故土，是他们的家，虽然我们干预了很多，帮助了很多，但是我们不能去破坏他们原本的自然生活环境，下一代以及下几代人，都要生活在这里的，这是一个活着的村庄”，宋海燕说。
李小云把他的河边村的扶贫总结为一句话，“政府主导、农民为中心、社会和大学参与”。
农民是助贫的中心，让农民成为产业的主人，正是李小云他们建立合作社的初衷，不管是村里建成的会议中心，还是村民的餐厅、客房，真正的主人都是农民，管理者也是农民。而李小云他们做的，是培养他们现代的观念，教会他们如何经营和管理自己的产业。
李小云还做了经营模式的规划，“会议中心、专家公寓归集体，客房收入90%归村民，10%是合作社的管理费用”。
“河边村不是一个空心村，人都基本上留在村里，我们想做的，是一个农民自己有致富能力，可以把收益留在自己手里的产业模式”，李小云说，“我们尽可能保持它原有的状态，但进了房间，生活又是现代化的。所以这是一个真正鲜活的村庄，老人、成年人、孩子都在这里，也有猪、有鸡，在村里能听到鸡鸣声，可以感受到生活的气息”。
野象太喜欢甘蔗那就种点别的
从2017年4月开始运营，盘萨涅家的客房，每年可以为她带来1万多元的收入，同时她还种点儿玉米，养点儿猪和鸡，房前屋后，也会种点水果蔬菜。
这也是李小云希望看到的，客房是河边村产业中最重要的一环，但他不希望成为唯一的一环，“如果没客人怎么办？”
李小云理想中的产业模式，是一个包容的、多元的、可以互相支撑的业态，“比如种植热带作物、中药材、养猪、养鸡、养蜂等，这些产业的产品本身就可以给村里的餐厅、客房提供更丰富的商品，对村民来说，收入是可以叠加的，同时也能增强他们抵抗风险的能力”。
董强副教授开始引入中药材和养蜂，2019年又开始种植花椒。
在新的业态逐渐形成时，传统作物的比重则逐渐减少，比如甘蔗，在野象的侵袭下很难带来盈利，而生态补偿只有700元每亩，所以逐渐被放弃了。“甘蔗是需要大规模种植的，一般都是村里统一种，只有一两家种的话，收购商嫌少不来，销售就是大问题，而且野象侵扰的问题也很难解决”，陈邦炼说。
蔬菜、热带水果、中药材成为了新的选择，河边村原本种植砂仁，这种药材几乎不需要怎么管理，种下去，很多年都能连续采收。村民黄志成今年则改种了黄精，长势不错，目前价格还不错，唯一担心的是今年雨多，可能影响收成。
村民们“毕业”了，真能自己立足吗？
从2018年开始，李小云和他的团队，就开始逐渐减少对河边村产业的参与，他们希望村里人真正能主导起自己的产业。
“虽然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这背后的英雄太多了，村子不是我们建的，是村民自己”，李小云说。
村民举牌接待外国客人。受访者供图
2019年1月，李小云召集了一次村民大会，决定把客房产业正式移交给村民。他觉得，在经过4年的产业建立和运营之后，村民们也可以“毕业”了。
比村民更早毕业的，是李小云的学生。在河边村，已经毕业了好几个博士和硕士，今年还要毕业3个博士，他们都是李小云的学生，跟着李小云长期驻扎在河边村，在这里学习，也在这里和村民们一起成长。
采访李小云时，他刚从湖北恩施回京，宋海燕老师也跟着，毕了业的高明也跟着。恩施有一个新的助贫项目，按照河边村的模式，在当地扶助村民脱贫。
在北京采访李小云教授。新京报记者王巍摄
“河边村的模式，不一定可全面复制，毕竟河边村有发展旅游业的天然基础，而且人员也不缺乏，绝大多数都在村里，没有出去打工”，但是这一模式在很多类似的地方可以参考。实际上，就在昆明，已经有六个村开始进行类似的规划，李小云依然会参与其中。
“这些年，我建房子的水平算是登堂入室了”，李小云给记者展示了一张他手绘的恩施项目会议室草图，在河边村，他也这样，并全程跟进建造，除了具体施工，没有李小云不做的。客房的经营也是如此，每一个环节，他都参与了设计和运营。
现在，村民们“毕业”了，头一年的成绩如何？9月5日，河边村40多户客房经营者，收到了新一月的客房费，村里合作社经理周志学和财务李进会为每家计算收入，确认后发到他们手里。开餐厅的、养蜂的村民，也有了他们各自的收获。5家餐厅收入稳定，5户养蜂人的蜂蜜，则是客人们青睐的商品。
合作社自2019年年初成立以来，总收入已经达到80万，建成47家客房，客房收入户均达到9000元，已建成5家餐厅，餐厅平均每户毛收入达到3.2万元。
2019年的9月，河边村的村民们，用它们的方式，感受着这个丰收的季节。他们的未来会不会变得更好？李小云觉得这需要时间来验证，“他们学会经营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那时候再回头去看，或许会有更多的感悟”。
新京报记者周怀宗
编辑张树婧校对何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