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亚洲文明新视野|交流互鉴造就亚洲文明黄金时代
●三大文化圈既独立发展又交流互动，既差异明显又融会贯通，由此形成多元互补的亚洲文明
●亚洲文明在曲折中向前迈进，既充满了血与火的艰辛，也彰显了通与变的多彩
●对于如何处理好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亚洲文明传统的群体和谐观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编者按】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即将于5月15日在北京开幕。为此，参考消息特别推出“亚洲文明新视野”专题报道，约请国内外知名专家阐述亚洲文明的发展进程、特点、价值、贡献，并就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影响、中国与亚洲国家的文化交流等进行现场报道，以新的视野全方位展示亚洲文明的多彩和包容，彰显文明和而不同、交流互鉴、相互促进的理念。敬请关注！
参考消息网5月13日报道（文/侯传文张玉安）亚洲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上古时期就兴起了许多文明国家，经过不同文明的交流互动和发展，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文化圈和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为中心的西亚文化圈。三大文化圈悠久的历史传承、丰富的文化典籍、深厚的思想积累和稳定的人生价值观念，对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近代以来，经过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互动，亚洲文明转型更新，出现了崛起与复兴之势。进入21世纪后亚洲各国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亚洲文明的意义和价值也不断被重新发现和认识，并在人类文明发展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五千年文明史曲折前进
早在公元前5000年，以农作物栽培、陶器制作、村落定居为标志的农业文明已经在亚洲各地曙光初照。公元前3000年前后，西亚地区的美索不达米亚、南亚地区的印度河流域和东亚地区的黄河长江流域先后出现了以城市为中心的人类早期文明，完成了从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的过渡。公元前8世纪前后，亚洲文明进入轴心时代，主要文明体或轴心民族完成了自己的内部文化整合，建立起新的伟大传统。公元前后，经历了社会转型和文化整合，经过文化深沉厚积和创新突破的轴心文明，成为各地区的文化中心。在中心与边缘互动的基础上，至公元7世纪前后形成了三大文化圈，即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以印度文化为中心的南亚文化圈，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为中心的西亚文化圈，以及多种文化交汇的东南亚和中亚等文化区域。三大文化圈各自独立发展又交流互动，在民族构成、宗教形态、伦理道德、人生价值观和学术传统等方面既差异明显又融会贯通，由此形成多元互补的亚洲文明。
各文化圈内部整合及文化圈之间的交流互动，激发了新的文化创造力，使亚洲各国各文化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物质文化领域，出现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在制度文化领域，形成了体系完备行之有效的典章制度；在精神文化方面，出现了各民族文学艺术的黄金时代，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使亚洲文明呈现出灿烂景象和恢弘局面。
然而，亚洲在15世纪开始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中处于被动地位，亚洲文明整体呈现衰落之势，在世界的地位由中心滑入边缘。经过数百年的演变，亚洲的封建社会和传统文化出现了危机，内部的要求和外部的推动，使其非变革不足以生存。19世纪初亚洲各国开始了社会文化转型。对于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传统而又在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中失落的亚洲文明而言，民族觉醒是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步，启蒙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轮驱动，促进了亚洲的觉醒与转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亚洲各民族经过长期艰苦斗争，先后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开始致力于新文化建设，亚洲文明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历史时期，亚洲各国注重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形成了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并由此走向民族崛起与文化复兴。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其主要标志是由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使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联系越来越紧密。在新的全球化浪潮中，亚洲各国吸取在工业文明初期被动应对的教训，普遍以积极的态度迎接全球化的挑战，主动全球化，甚至引领全球化，彰显了亚洲民族的文化自信。
多元互动彰显文明包容
从公元前3000年之前文明兴起至今，亚洲文明走过了5000多年的发展历程，形成了先觉与早熟→恢弘与灿烂→衰落与嬗变→觉醒与转型→崛起与复兴的发展轨迹，在曲折中向前迈进，既充满了血与火的艰辛，也彰显了通与变的多彩。这样的发展历程也铸就了亚洲文明的总体特点。
首先是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多元性。上古亚洲诸文明的分别兴起和各自独立发展，奠定了亚洲文明多元性的基础。到中古时期，经过不同民族文化的互动与整合，形成了三大文化圈。每个文化圈都有自己的历史渊源、社会构成和文化特质。
近代以来亚洲国家不同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不同现代化模式的形成，也是亚洲文明多元性的体现。
其次是多元互补的包容性。亚洲文明虽然有不同的文化圈，但各文化圈并不孤立封闭，而是存在着互相交流和互相影响的交叉互动关系。历史上三大文化圈之间有过几次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公元1世纪至7世纪，产生于南亚的佛教北传和东传，沟通了南亚和东亚文化圈；公元8世纪前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的形成，不仅融汇了西亚北非诸大文明，而且起到了承前启后、贯通东西的文化交流作用；公元10世纪前后伊斯兰教的南传和东传，进一步沟通了三大文化圈。由于各文化圈之间的交流互动，构成了亚洲文明三色调和、多元互补的文化格局。这样的多元文化的互动与互补，体现了亚洲文明的包容性。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正是在交流、互鉴、互补的基础上，出现了中古时期东方文化灿烂恢弘的景象，造就了亚洲文明的黄金时代。亚洲文明的包容性在近代以来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而促进了亚洲的现代化。这样的包容性对全球化时代克服文明冲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积极意义。
重新审视独特文明价值
第三是崇德向善的价值追求。亚洲三大文化圈的主体文化在伦理观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形成不同的伦理体系，但亚洲各国都有崇德向善的传统，从宗教信仰到国家政治再到家庭伦理，无不以道德为中心。东亚价值观的核心是“天道”与“人道”相通，具体体现为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所谓“内圣”即通过修身养性而成为圣人，是儒家的人格理想；所谓“外王”即治国平天下，实现世界大同，是儒家的社会理想，其中都贯穿着崇德向善的价值追求。印度的正法（Dharma）有政治法律、宗教伦理和世俗责任与行为规范的意义。遵守正法成为印度各宗教教派的首要教规。东亚的天道、南亚的正法、西亚的正义公正等被认为是万古不灭的真理、颠扑不破的信条，都是道德规范的凝结。由于崇尚道德，使道德与法律融为一体，东亚儒家的礼教、南亚印度教的正法和西亚的沙里亚法，都具有法律和道德一体的特点。
第四是整体主义世界观。所谓整体主义即本体大宇宙与个体小宇宙的统一、宇宙自然与人类社会的统一。这样的世界观在东亚文明中表现为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以此为思想基础，只是儒家重心在人，道家重心在天，二者的思想基础都是自然整体观。这种整体主义世界观在南亚文明中表现为“梵我同一”。“梵我同一”思想源于奥义书哲学，其中“梵”是宇宙本体概念，是万物的根本和始基，也是哲学的最高范畴；“我”即人的本质或灵魂，亲证“梵我同一”是宗教修行的最高境界。这种“梵我同一”论为后世印度各派哲学所阐释和继承，成为南亚宗教哲学的核心，特别是吠檀多哲学的“不二论”，将“梵我同一”思想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西亚北非地区，人与自然整体观亦有所表现，如拜火教将宇宙善恶二元与人的善恶二分相对应。三大文化圈的人与自然整体统一观尽管有的重心在天，有的重心在人，但都把人与自然看作相互依存的统一体，把自然本体和道德主宰相等同，进而把合一或同一作为认识的终极真理和人生的最高理想。这样的整体主义世界观虽然不利于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但却蕴蓄着亚洲文明的生态智慧，是后现代生态文明的思想源泉。
第五是群体和谐的人际关系。亚洲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血缘共同体的长期延续，个人不能脱离共同体而存在，只能作为共同体的一员，通过和他人一起劳动而生存。这样的共同体必然要求成员之间关系和谐。和谐关系既是共同体得以维持的前提，又是其长期延续的结果。
当然，古代亚洲社会的和谐不是平等基础上的和谐，而是与秩序、等级、规范等相结合的和谐。东亚古代以礼乐来体现这种秩序与和谐，“礼别异，乐和同”，“礼”体现了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乐”则表现了群体的和谐融洽。南亚地区人与人之间关系更须严格遵循种姓规范。亚洲社会近代化的过程便是这种以秩序为基础的和谐的社会关系的破坏过程，民主、平等、自由、个性观念对传统的和谐观念形成了挑战。然而，在实现现代化走向信息化的现代社会，个人中心主义导致人与人之间互相隔膜，其弊端日益显露，亚洲文明传统的群体和谐观念需要重新审视。处理好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人类文化融合重铸的历史意义。（作者分别为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