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尹中卿：减税降费好事要办好，不能名降实不降
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接受采访。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如何看待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和GDP增速预期增长目标？减税降费两万亿大礼包怎样能真正落地？新预算法实施5年来，预算管理取得了哪些进展，还有哪些问题？对此，新京报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
谈宏观经济形势与GDP增速“对发展速度的下行不要看得那么重”
新京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GDP的预期增长目标为6%-6.5%，你怎么看待今年的GDP增长目标和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
尹中卿：2019年到底怎么办，这是一个大的问题，最近议论的比较多。我认为，分析当前的宏观形势，肯定离不开对近些年的整体的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
改革开放40年可以分两个大的阶段，前30年是高速增长，从1979年到2007年这30年时间，GDP平均增长是两位数，我算的结果是平均增长10.03%，这是很高的增长。不过，这三十年里，也有十三个年份低于10.03%这个平均增长速度，其中1982年、1992年、2002年是在9%以上，但低于10%；1986年、2000年、2001年，这三年在8%以上，但低于9%；1979年、1980年、1998年、1999年，这四年低于8%；1981年、1989年、1990年，这三年低于6%。也就是说，虽然前30年是两位数增长，但是有13个年份是在10%以下；有3个年份是在6%以下，分别是5.2%、4.1%、3.8%。
新京报：那么2008年以来呢？
尹中卿：发生比较大的转折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从2008年到现在10年了。这10年，除了2010年，当时在四万亿的计划之下，短期实现了当年的10.4%增长目标，追上了前三十年的平均数，但是其他年份都低于两位数增长。
其中，发生最大下降的当然是2008年了，因为2008年比2007年下降了4.6个百分点。有两个年份下降幅度超过了1个百分点，2011年，比2010年下降了1.2个百分点；2012年，比2011年低了1.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这10年年均下降最大的除了2008年是个特殊情况，受到经济危机冲击，其次就是2011年和2012年。
除此之外，其他年份下降的幅度都不到0.5个百分点。特别是最近这5年，2015年比2014年下降0.5个百分点；2016年比2015年下降0.2年个百分点；2017年比2016年下降0.2个百分点；2018年比2017年下降0.3个百分点。
新京报：这些数据说明了什么？
尹中卿：数据说明最近这五年来，实际下降幅度最大的也就是2015年下降0.5个百分点，其余年份基本每年下降幅度也就是0.2到0.3个百分点。为什么要分析这个趋势呢？因为从中能看出2019年到底会是什么情况。
从数据来看，最近这五年，年均下降的最大程度是0.2个百分点左右。2019年只要不出现重大事故，按经济运行的周期来测算，2019年如果比2018年下降0.1个百分点，GDP增速就是6.5%；下降0.5个百分点，GDP增速就是6.1%。如果GDP增速低于6%，那么下降幅度就肯定超过了0.6以上的百分点，就超过了最近5年的平均数，相当于2011年和2012年的情况。
正是因为这样，2016年第一次在确定预期指标的时候搞了“区间”，当时2015年GDP增速是6.9%，确定的2016年的目标是6.5%到7%，最高线比2015年还高了0.1个点。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次用的区间指标，但是比2016年的区间指标更加主动。去年的GDP增速是6.6%，但是今年的预期目标是6%到6.5%，最高线比去年还低了0.1个点。应该说今年这个区间指标的考虑是很充裕的，低于过去两年6.5%左右的预期增速指标。
新京报：那么确定这样一个充裕的区间指标，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尹中卿：最近有人议论，今年这样的区间指标的确定，到底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有人认为是主动的，我们不可能低于6%，甚至可能高于6%，也可能在6.3%到6.4%之间，这样的区间指标能够增加经济发展的上限和下限的宽松度，能为经济的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为解决长期积累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留下足够的空间，也减低对GDP增长速度的追求，同时也给整个社会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预期。
也有人认为是被动的，认为我国面临内外部的不确定性，风险挑战多，经济增速难免会有比较大的波动，所以把指标定得低一点。
新京报：您认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尹中卿：这个区间指标大家都还是很赞成的，判断指标到底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取决于我们怎么看。那些认为是被动的，比较强调经济运行的短期波动，强调要顶住下行压力，因此希望财政政策要更加加力增效、积极宽松，货币政策要宽松，一些改革要主动让路一点，比如环保别抓那么紧。这种观念还是有一定市场的。
我为什么要回顾改革开放40年这么长期的一个经济运行过程呢？就是要从长期的发展趋势到短期我们面临的困难，从导致这次经济下行的趋势中面临的国内外的问题，看清一个问题，对发展速度的下行不要看得那么重，也就是我宁愿相信我们这个区间指标是主动作为的。我觉得我们要更加看重长期发展，不要过多看重短期的波动，更加注重国内的发展，要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问题。
谈就业与收入“收入分配政策应该跟上”
新京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一大亮点就是就业优先政策，把就业问题置于全局的高度来审视，对此您怎么看？
尹中卿：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社会政策方面，主要强调要把就业政策排在宏观政策的重要位置。2018年我们的就业人口增加了1300多万，不过实际就业人数是减少了。尤其是2019年大中专毕业生比较多，预计将近834万人，再加上原来去产能的再就业问题，所以要把就业政策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经济下行趋势下，只要就业能够稳住，经济增长速度适度下降也没问题。不过，社会政策中值得注意的是收入分配政策，2016年和去年，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慢于GDP的增长，就是没有跑赢GDP。
新京报：你觉得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尹中卿：去年通过修改个税法，有大约8000万人的工薪所得不再缴纳个税，从交税变成不交税了。同时，新个税法增加了抵扣，增加了六项专项抵扣，也使一部分工薪收入的个税负担水平相对下降。从这两个角度来说，对于改革居民个人收入水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过，改革居民的收入水平还要有比较过硬的措施。个别地方虽然解决了就业问题，但是有的减少了劳动时间，比如建筑工人、装配工人，原来一干干一年，现在有的提前几个月回去了，企业放假了。这就会使打工的务工的收入受到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分配政策应该跟上，能更好地促进消费。
谈减税降费“好事要办好，不能名降实不降”
新京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9全年总体减税降费近2万亿元，您认为怎么实现这个目标？
尹中卿：怎么把减税降费的目标落实下来，这是2019年最关键的问题。我们财经委在计划预算审查报告中，写了“三个确保”：第一个“确保”，确保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落到实处，不能名义上减少了，实际上从别的地找回来了；或者本来应该1月1号搞的，却推到下半年；或者中央要求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从19%降至16%，我这个地方有特殊性我不搞。第二个要确保主要行业的税负明显降低，制造业等行业从16%降至13%，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从10%降至9%；第三个要确保所有的行业只减不增。
为什么要把“三个确保”写进来？就是真正能够使这个好政策、这个好事要办好，不能名降实不降。
新京报：“三个确保”怎么落实呢？
尹中卿：第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政府。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占整个税收收入的40%。按照现在增值税降低的幅度，必然造成政府支出，这部分钱从哪儿来，怎么补？特别是现在各省的人代会都开过会了，都已经定了预算盘子。
所以要解决支出的缺口，提高地方政府的减税降费积极性。对于政府来说，要真正做到“三个确保”，应该开源节流并用，要下决心调整预算，把无效的支出压掉。政府很多刚性支出是没法压的，例如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的支出。现在能动的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是政府所拥有的资产，另外就是国有企业的一部分股权和利润。
新京报：还有其他要注意的问题吗？
尹中卿：落实“三个确保“，第二个问题就是一些行业，比如垄断行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中小企业宽带平均资费再降低15%，一般工商业平均电价再降低10%，那么电力行业、通讯行业怎么落实？
第三个，我觉得对企业和公民也要有要求。现在企业家很高兴，确确实实拿到了近两万亿这个减税降费大礼包。但是，这两万亿如果炒房地产，买股票，就白搭了。我们应该降低制造业的成本，增加制造业的利润，如果不解决整个社会利润率的问题，资金还脱实向虚，也许会有人拿钱搞私募资金，搞财务公司，炒股票炒房。我认为应该围绕减税降费制定政策，鼓励企业用减税降费的这部分资金发展生产，加快科技创新，提高产品的质量，增加雇佣的工人数量，提高企业职工的工资，这样才能实现共赢。
谈预算管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还有一些问题”
新京报：预算法实施条例为何一直没有出台？
尹中卿：201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的预算法，2015年开始施行。现新预算法已经实施四年了，预算管理有很大进步。但是也有一个问题，从法制上来说，1994年通过预算法，1995年1月预算法实施条例实施了。但是2014年通过新预算法，新的预算法实施条例一直没有出台。有关部门反馈，大部分意见都统一了，只有个别意见还有分歧，概括来说就是国库经理的问题。
新京报：对于5年来新预算法的实施效果，你怎么评价？
尹中卿：实施效果是不错的，2015年新预算法施行四年来，预算有很大进展，例如部门预算现在更加完善了，今年增加了十多个部门。一般转移支付增加了，专项转移支付明显减少。而且，专项转移支付不仅按照项目编制，还按照地区编制，今年还增加了效益目标。不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还有一些问题。
新京报：具体是什么问题？
尹中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十年前开始尝试编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不过审查2019年预算草案，2019年列入到中央预算国有企业提供给母公司的净利润是8318亿元，但是2019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是1379亿，按照这两个口径计算出来的比例是多少呢？是16.5%。也就是说，央企母公司所得的利润，只有16.5%拿出来列到国有资本预算。这几年在审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时大家一直提出来要扩范围提比例，但是进展还不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求没有完成，还差近一半，我们准备怎么办？恐怕要有点紧迫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