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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加沙当医生,救助流产的妇女和被性侵的孩子

来源:中国慈善家杂志

我在加沙当医生,救助流产的妇女和被性侵的孩子

狂轰乱炸中,加沙地带到处是残垣断壁。

今年年初,在经历了持续近半年的狂轰乱炸之后,加沙大部分医院已经停摆,仅存的几家医院之中,规模最大的纳赛尔医院(Al-NasserHospital),也被世卫组织宣布为“无法正常运作”。

为了填补加沙地带医疗资源的真空,无国界医生组织在5月决定派出一支队伍,穿越战火,来到绝境中的加沙。他们的目标是“复活”纳赛尔医院,让逃难到这里的平民获得一线生机。

苏衍霈是这个团队的一员。这位来自中国香港的助产士,有着丰富的人道主义援助工作经验。在这个犹如“敢死队”般的医疗团队中,她负责妇产科以及性暴力服务中心的重建。

在加沙边境持续关闭、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无国界医生的这个队伍与当地医护人员一道,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就奇迹般地让纳赛尔医院在断壁残垣中重新组建了起来。而这整个过程,是在狂轰滥炸中进行的。

在走出战火的短暂间隙,苏衍霈接受了《中国慈善家》的采访,讲述她所见到的加沙和那里的人们,她的疼痛和沮丧,信念和希望。

苏衍霈在纳赛尔医院照护两名新生儿。

苏衍霈在纳赛尔医院照护两名新生儿。

医院倒塌了,再扶起来

7月1日,以色列军队向加沙欧洲医院(GazaEuropeanHospital)下达了疏散命令——以方将轰炸汗尤尼斯省东部和南部,涉及医院所在地点。当天,驻扎在那里的医护工作者紧急撤离,并将患者们转移到了位于尤尼斯省西北方向的纳赛尔医院。

7月至8月期间,以军对加沙多处地点展开无差别攻击,包括学校、居民住宅区在内的建筑均成为打击目标,其中一次针对学校的轰炸造成超过100人死亡。8月11日,以军的疏散令已经扩大到汗尤尼斯市的中部和西部,这意味着,刚刚恢复运转的纳赛尔医院也将岌岌可危。

苏衍霈还记得,今年5月她跟随团队第一次抵达汗尤尼斯市的场景。这里是加沙南部的最大城镇、汗尤尼斯省的首府,在战争前有十几万人口,拥有高楼、大型市场、购物商场和漂亮的沙滩,也曾是一派繁荣景象。然而,当团队的车子驶入市区,苏衍霈和队友们震惊了。

“很恐怖,简直就是灾难电影里看到的场景,”她向《中国慈善家》回忆,“所有的建筑都倒塌了,到处都破破烂烂。”

当时他们的任务是重建纳赛尔医院。到达医院所在地点,举目望去也是一片残垣断壁。供电系统已经被毁坏,残破的大楼里一片漆黑。尸体横亘在地上,散发出臭味,周围是已经干涸的大片血迹。没有一个房间是完好的,床、电灯、门窗、医疗设施等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纳赛尔医院曾是加沙南部最大的医院,也是整个加沙地带仅次于什法医院(Al-ShifaHospital)的第二大医疗综合体。战争爆发之前,院区包括多栋五层的楼房,外墙被漆成亮眼的浅橘色,内部装修也十分现代化。作为一所有64年历史的公立医院,纳赛尔医院曾经历过多次翻新和扩建,可以为本地区80万人提供医疗服务。

2024年6月,战火中的纳塞尔医院。

2024年6月,战火中的纳塞尔医院。

炮火连天之中,怎么重启这座倒塌了的医院呢?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首先是物资和人员如何进入的难题。战争开始后,加沙与埃及接壤的边境——南部省拉法的关口长时间被迫关闭,导致救援物资车难以进入。5月6日,以军宣布攻打拉法,并控制了边境口岸的靠加沙侧,再次切断了物资干线。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出警告,指责战争已让加沙北陷入“全面饥荒”。加沙境内从基本的水、食物,到电力能源,再到医疗器械,都面临耗竭危机。

苏衍霈告诉《中国慈善家》,拉法边境口岸今年4月曾经开放过一段时间,那时团队便紧急运送了包含药物、医疗设备和器械的物资进来。加沙几乎所有的医院都被迫关闭,但各家医院中还留存了一些可用的物资,它们也被调配集中到纳赛尔医院中来。无国界医生组织手头上也有一点物资,拼拼凑凑,就是重启纳赛尔医院的资本。

除了拼凑物资,人员也得集结各方面的力量。无国界医生的国际团队于是携手本地的医疗团队,包括纳赛尔医院的医生护士,共同组建起一支约有500人的医疗团队。连绵的战火摧毁了他们的工作场所,但没有摧毁他们的斗志。“他们工作效率很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很强。”苏衍霈说。

重建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他们很快将医院大楼修复、收拾了出来,然后再把设备和物资搬运进去。团队根据需求优先搭建了一些科室,包括普通综合门诊、急诊部、手术室、重症监护室(ICU)、妇产科与产房、儿科、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创伤外科、烧伤科、护理病房。

仅仅用时一周,纳赛尔医院便重新开门收治患者。

在纳赛尔医院里分娩的产妇Khadra说,“没有奶,没有尿布,没有衣服,小宝宝住在沙地的帐篷里,生活很艰苦。”

在纳赛尔医院里分娩的产妇Khadra说,“没有奶,没有尿布,没有衣服,小宝宝住在沙地的帐篷里,生活很艰苦。”

“那真的称得上是奇迹!”苏衍霈说,虽然各种捉襟见肘,很多房间都用不了,刚开始时手术室也只有一间,电力供应短缺,有可能做着手术就没电了,但他们还是坚持在第一时间向病人开放医院。

“我们不想拖延,如果拖下去,可能医院永远都没有办法重新运转。”她说。

流产的妇女和被性侵的孩子

开门接诊仅仅几天,纳赛尔医院就超负荷运转了。

包括加沙主城在内的加沙地区北部,在战争早期便已沦陷。如今,南部的拉法、以及与其接壤的汗尤尼斯省东南部,也成为新一轮的轰炸目标,加沙全境几乎都陷在炮火之中。

如果要在整个加沙地区找出一小块相对有点生机的地方,那就是位于汗尤尼斯省西部的“人道区区域”马瓦西(Al-Mawasi),而纳赛尔医院也临近这一区域。尽管“人道区”也曾多次遭遇攻击,也极度缺乏基础设施,但比起几乎被夷为平地的其他城区,这里已经成了加沙人唯一可以寄身的避难所。

加沙的总人口超过200万人,而如今,据联合国估计,90%的人口(约190万人)都已失去家园。据媒体报道,近百万的人口都逃难至汗尤尼斯一个省内,大量人口被压缩在不过50平方公里的面积上。于是,纳赛尔医院重开后,大量伤者便迅速涌入。

2024年5月6日,在以军下达撤离命令后,住在拉法的巴勒斯坦人携家带口逃离家园。

2024年5月6日,在以军下达撤离命令后,住在拉法的巴勒斯坦人携家带口逃离家园。

苏衍霈带领一支大约100人的团队,负责妇产科的运营。六周时间里,产房迎来超过1000个婴儿降生。

战地的孕妇们情况大多危急且复杂。顺产的不多,绝大部分孕妇生产时都需要上手术台。很多妇女来医院时,胎儿已经死在腹中。早产的案例很多,孩子生下来马上要送到NICU救治。生产时大出血的产妇也多,而且当地缺少无菌的手术环境,也几乎没有换洗医疗器械的条件,极大加重了产妇的风险。

一旦有军事行动,医院里就会抬进大量尸体,产科也不例外。“尸体就放在地上。还有重症的人,我们看到小孩脸都破了,婴儿全身都是血和伤口。”苏衍霈说,“这个时候,我们得紧急处理重伤的人,全都是救命的手术。”

苏衍霈还负责性暴力服务部门。不少难民住在当地的临时避难所中,住在类似帐篷的设施里,内部没有任何隔断,床挨着床。他们中很多人失去家园和亲人,一直在逃难,颠沛流离,本身已经非常脆弱。而在避难所里,卫生状况极其恶劣,帐篷内没有任何人身安全保护,更增加了性暴力风险。

有一次,有个妈妈带着三岁的女儿来医院寻求帮助。孩子的嘴周围有伤口,还有一点点红疹和感染,妈妈怀疑她受到侵犯。

面对这么小的孩子,医院让专门的心理辅导人员,用洋娃娃和孩子交流,让她慢慢讲述自己的经历。同时,也对孩子的妈妈做好心理辅导。

“我们给她们提供了药物,还要尽量确保她们的安全。只有在确定她们是安全的情况下,才能同意她们返回原本的住处。”苏衍霈说。

人道灾难是全方位的。除了安全问题以外,食物供给也是个问题。即便是医护团队,每天也基本是以面包充饥,罐头和肉极其少见。因为时常断粮,当地的孩子面临严重的营养不良问题。

“所以真的很难。奶粉就更是没有了。为了让婴儿能存活下来,必须得努力保证母乳。”苏衍霈说。

为此,医院专门开设了一个中心,为产妇提供专门的餐食,也为妇女儿童提供营养补充剂等。

苏衍霈正在为一名新生儿进行检查。

苏衍霈正在为一名新生儿进行检查。

根据巴勒斯坦卫生部在今年5月公布的数据,近十个月的战争估计已造成超过14000名儿童丧生。联合国方面的数据也显示,死亡的巴勒斯坦人中70%都是妇女儿童。

让苏衍霈最为震撼的,是当地孩子们经历战争与流血的恐怖后,受到严重创伤的精神状态。她曾见到当地的孩子朝外来车辆投掷石块,战争似乎已在他们心中留下“仇恨的种子”。在医院的心理中心,辅导人员们陪着孩子们画画时,场面也让她惊讶。

“他们画的都是炸弹爆炸、家园被破坏、墙壁倒塌的场景。十个月以来,他们没有一点喘息的空间,每天就是找吃的、找水喝,疲于奔命。很多人的爸爸妈妈死了,哥哥姐姐、最好的朋友也死了,学校也没了。”苏衍霈说。

而这些,是加沙人每天都在经历的日常。

偶尔崩溃,但不曾害怕

苏衍霈来自中国香港。她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护理专业,辅修性别研究。毕业后曾在香港威尔士亲王医院工作过六年。

最终加入无国界医生组织,是听从了内心的召唤。人道救援和妇女救助工作,一直是她的职业理想。

加入无国界医生组织之后,苏衍霈的第一个经历是在孟加拉难民营度过的。那是世界上最大的难民营之一,收容了100万难民。

她依然深刻记得刚刚在那里工作的时候,见到了一个家暴受害者,她的头发全部被扯光了,裸露出染着血的头皮,身上伤痕累累,左眼肿胀,下体流着血。

类似这样的状况,这些年苏衍霈见过很多——被皮鞭抽打的伤口,被烟头烫过的伤口,被电击烧伤的伤口……甚至,一些女性还经历过“女阴残割”,只因当地文化中认为“可以帮助女性坚守对丈夫的忠贞”。

苏衍霈也有过崩溃时刻。有一次,在彻夜工作之后,想到这一夜所目睹的伤害,她在诊所忍不住伏在桌上,放声大哭了起来。

但这不意味着会害怕,也没有阻止她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我相信,如果你能够保持专业,就不会害怕了。”

在完成纳赛尔医院的阶段性任务后,苏衍霈暂时离开加沙,奔赴地中海的一个难民船上,执行大约一个月的医疗任务。

2024年5月,拉法街头满目疮痍。

2024年5月,拉法街头满目疮痍。

苏衍霈和团队一砖一瓦修复重启的纳赛尔医院,仍然在顽强地维持运转。战火在蔓延,病人数量已经超出医院负载量三四倍,物资也几乎耗尽。无国界医生护士活动经理罗尔丹(CristinaRoldán)这样描述如今医院里的场景:“已经没有多余的床垫和床,患者们只能在过道里铺上毯子躺着,或者坐在台阶上。医疗队得在墙上钉钉子,把输液瓶和药袋挂上去。形势艰难,团队人员已经精疲力竭。”

巴勒斯坦卫生部称,纳赛尔医院的血液库存已严重不足。七月底,新一轮交火造成当地约180人死亡、600人受伤,医院连续涌入五批患者,但不少当地人却因营养不良,无法为家人和朋友献血。

苏衍霈决定,在完成地中海难民船的医疗任务之后,她要重返加沙。虽然长年漂泊四海,但苏衍霈内心一直很恋家。想家的时候,她会听一听手机里的粤语歌,看看家人和狗狗的照片。内心得到了安放之后,再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前线的工作当中。

作者:龚怡洁

责任编辑: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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