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街头的民众（资料图）
海外网5月16日电当前，美国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已超过100万人。英国《卫报》网站15日撰文称，美国3.325亿的庞大人口并不能解释其惊人的死亡率，此次疫情暴露出美国社会存在的多个顽固问题，而大批已发现的“长期新冠肺炎”病例，更给未来带来巨大隐患。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在每10万美国人中，就有291人死于新冠肺炎。英媒认为，除了造成死亡人数多外，此次疫情也揭示了美国长期存在的多个问题。首先就是顽固的种族差异问题，比如黑人、拉丁美洲人和美洲土著人感染、住院治疗和死于新冠肺炎的比率是美国白人的两倍，而且疫苗在少数族裔、低收入和农村地区的普及速度也很慢。《美国医学会杂志》最近发布的一篇评论写道，这种差异也是“政策决定的、有意或无意的后果”。
与此同时，美国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也在疫情中受到影响。多位儿科医生、儿童医院和精神病医生认为，美国年轻人正面临心理健康危机。更严重的是，还有数百万儿童面临粮食不安全的危机。
此外，美国西奈山卫生系统康复创新主任大卫·普特里诺表示，目前还发现了大批“长期新冠肺炎”病例，有研究显示，这种综合症已导致美国在2021年有120万人残疾。“死亡并不是疫情带来的唯一一个严重后果”，普特里诺说。
英媒称，在这场疫情中，美国政府的治理存在诸多问题。比如，美国宪法将公共卫生规定为各州的责任，导致各州在疫情中各行其是，难以统一。不仅如此，两极分化的政治也让政府施政更加困难，加剧了疫情扩散。“我们必须考虑疫情到来时已经存在的系统性问题，包括政府对疫情的错误处理。”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社会流行病学家和人口健康研究员史蒂文·伍尔夫说。（海外网吴倩）
此前报道
短评：百万之殇，美国疫情何以至此？（中国新闻网）
当地时间5月12日，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宣布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达100万。
声明称：“我们必须铭记，必须对疫情保持警惕并竭尽全力挽救更多生命。”
当地时间2022年5月12日，美国纽约时报广场降半旗致哀百万新冠逝者。中新社记者廖攀摄
然而现实却不如人意。当前，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和死亡病例居全球首位，随着防控政策放松，近期全美新增确诊和住院人数激增。
天文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和破碎的家庭。作为世界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本具备抗击疫情的先天优势，但却最终引发人道主义灾难，不禁让人警醒和思考，美国疫情之殇何以至此？
制度失灵和治理失序，是美国抗疫失败的体制根源。美国政治极化，民主制度沦为“否决政治”，两年多来民主、共和两党围绕戴口罩、打疫苗、居家令等议题对立攻讦。以3月拜登政府紧急向国会寻求的225亿美元抗疫救济金为例，经多轮讨价还价，拨款金额已被腰斩至100亿美元，近期两党却在移民政策上出现分歧，致使款项落实遥遥无期。由于无法凝聚共识，国家治理走向低效，一次次延误抗疫最佳时机。
20世纪70、80年代起，美国走上“大市场、小政府”的发展模式，大力削减开支并将公共职能外包至私营机构，医疗体系开始背离公平普惠的初衷，走向私有化、商业化、垄断化道路。疫情中，美国公共卫生系统很快出现医院挤兑、资源不足、管理混乱等问题，而辉瑞、莫德纳、默克等大型医药机构却凭垄断地位套取巨额政府资金和商业利润。美国左翼学者诺姆·乔姆斯基一针见血指出：“我们将命运交托给了私人暴君——制药公司，而他们是对公众不负责任的公司。”
当地时间2022年1月4日，美国纽约曼哈顿14街一处新冠病毒检测站为居民做检测。中新社记者廖攀摄
公共卫生治理危机与贫富分化、种族主义等痼疾相互作用，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并使弱势群体面临更大风险。数据统计，100万新冠死亡病例中约73万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非洲裔、亚裔、拉丁裔和美洲原住民的死亡可能性是白人的1-2倍，贫困县的死亡率是富裕县的2-4倍……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表示：“美国成为疫情最严重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公共卫生领域的不平等是重要原因。”
价值失范，则是美国抗疫失败的思想根源。一方面，经济利益凌驾于生命权利的价值错位，使生命安全被轻视。利润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目标，每当遭遇公共危机，受逐利性和短视性影响，选择牺牲公共利益换取经济利益。疫情中，美国政府不愿实施严格的封控措施，反复传递经济比人命重要、病毒并不危险等信息，一些政客甚至标榜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造成社会对疫情的误读和轻视。当疫情防控被当作经济发展的障碍而非前提，任何防疫举措都显乏力。
另一方面，个体本位思想和片面的人权观，塑造出消极的抗疫理念。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盛行，人权往往与人身自由、政治自由画等号，而生命权与健康权的主体责任则由个体承担，无需国家积极维护。疫情期间，托克维尔笔下这种“只顾自己而又心安理得”的个人主义让很多人抗拒口罩令、居家令等防疫措施，而政府更以“不侵犯自由”为借口消极抗疫、推卸责任，致使疫情持续恶化。
疫情远未结束。面对百万逝者，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学者阿梅什·阿达尔贾坦言：“死亡人数本不必这么高，疫情应对措施本可以做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