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防范新的“特朗普”，这个游说团体瞄上了美国总统行政权|京酿馆
推动限制总统行政权，参与各方都有各自的利益考量。
▲当地时间9月22日，美国游说团体两党联盟致信国会，要求加强宪法对总统行政权力的制衡。图/新华社
文|徐立凡
据彭博社9月22日报道，美国游说团体两党联盟当天致信国会，要求加强宪法对总统行政权力的制衡。这个游说团体联盟得到了157个不同政治光谱的组织支持，其中既包括民主党智库美国进步中心等左翼团体，也包括“共和党支持法治”等右翼组织。
该活动的发起者直言不讳地称，之所以要推动限制总统行政权，是因为“唐纳德·特朗普暴露了我们政治制度中的一些裂缝和漏洞”。
这一活动配合了美国国会民主党党团正在做的事。过去几个月，众议院的民主党人一直在打磨《保护我们的民主法案》，重点是纠正特朗普任内通过颁发总统行政令获得的“行政独大”权力。但实际参与各方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有各自的利益考量。
特朗普滥用权力
破坏了美国政治分工机制
特朗普上台后不断滥用行政权，破坏了美国政治运行的分工体系，随即刺激了限制总统行政权的各种活动，有的是明面上推动的，有的是暗中进行的。
2017年，特朗普“通俄门”事件沸沸扬扬之时，美国参议院以98：2的票数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特朗普不得在没有国会同意的情况下，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
2018年6月，特朗普威胁对中国、欧盟发动关税战，美国270多家商业组织呼吁国会通过立法，限制总统征收关税的权力。
去年11月，拜登大选获胜后，民主党人一直担心特朗普会采取极端手段改变选举结果，变相延长总统任期。为此，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甚至曾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通话，商讨采取“预防措施”。
马克·米利最近是个焦点人物。《华盛顿邮报》记者伍德沃德和科斯塔，在即将出版的《危险》一书中披露，因担心特朗普滥用战争权，米利曾两次致电中国军事将领，保证美国不会发动袭击，并称如果将发生袭击，会事先通知。
而据《华尔街日报》网站9月17日报道，其实米利在去年10月至今年1月期间，还与十几个国家的军事将领打了大约20次电话，目的都是确保各国不因特朗普的攻击性语言产生战略误判。
特朗普时期滥用总统行政权造成的动荡让各方余悸未消，促使当下限制总统行政权活动进一步升级。
限制总统行政权
各方的利益诉求并不一致
看上去，目前一系列限制总统行政权的举动，是美国政治运行机制在自我纠错，矫正特朗普时期造成的破坏，但其实各方有各方的利益考量。
美国国会民主党团酝酿推出的《保护我们的民主法案》，要点是总统不得随意特赦涉嫌贪腐案件的人、不得拒不回应监督部门的传票、不得违背国会通过的拨款，不得任意开除各部会的监督人员、不得对内部揭弊者（吹哨者）和进行调查的检察官进行报复等。
此外，法案还将加强《哈奇法案》中规定的处罚。该法案禁止联邦政府雇员在执行公务时参与政党竞选活动。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特朗普时期的“旧闻”：特朗普曾赶走了美国国防部、国务院、美国情报机构的独立监察长。特朗普团队的核心成员——其长女伊万卡、女婿库什纳、国务卿蓬佩奥等人也曾多次被指控涉嫌违反《哈奇法案》。
虽然《保护我们的民主法案》旨在消除“特朗普余毒”，但核心诉求是恢复国会的权威。这与今年3月5日，拜登下令对叙利亚发动空袭后，美国国会跨党联盟开始推动限制总统的战争发动权性质相同。这一行动在美国众议院于今年6月废除《授权对伊拉克使用武力决议》后，已有进展。
而游说团体推动限制总统行政权的诉求，则更加复杂。有的是为了维护行业利益，有的就是纯属“拿钱办事”。
跳不出历史循环
国会与总统博弈由来已久
其实，美国国会与总统的博弈就是一个历史循环。
美国总统行政权的扩大，始于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的核心是“干预主义国家化”。冷战开始后，杜鲁门在美国政府内部展开“忠诚调查”，此后“忠诚调查”扩大到国会，总统权力急剧扩大。朝鲜战争，就是杜鲁门下令美军在仁川登陆两天后，才通知国会的。
上世纪70年代，尼克松“水门事件”曝光，国会凭借迫使尼克松辞职的弹劾权部分恢复了权威。1998年弹劾克林顿，也体现了国会的余威。
但在最近20年，随着美国频繁发动战争，总统权力再一次扩大。1999年克林顿未经国会授权就空袭南斯拉夫，2011年奥巴马未获国会授权就军事干预利比亚，拜登今年3月空袭叙利亚，都是例证。
从历史角度可以发现，美国国会与总统的博弈，总是因危机出现而升级，而美国自己通常是危机的制造者。这是一个难以跳出的怪圈。
为此，《保护我们的民主法案》发起者之一谢安达说对了一点，他说：“美国的民主政治比我们所知脆弱得多”。
新京报特约撰稿人|徐立凡（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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