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日本人看傅高义：深怀热爱的日本研究者与“伟大的普通人”
“伟大的普通人，这一词用来形容傅高义先生再合适不过。”
提起刚刚去世的美国知名学者傅高义（Ezra Vogel），曾经翻译日文版《邓小平时代》《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的日本九州大学比较社会文化研究院教授益尾知佐子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对中国和日本两国的社会和人民，傅高义先生都曾怀着深深的热爱进行着研究。”
除了中国研究之外，傅高义也是一位日本问题专家，他曾在日本做过两年的实地调查研究，并出版过多本有关日本的著作。正如在中国一样，他离世的消息也在日本学界、政界和民间引发了巨大的反响。许多日本人表达了惋惜之情，他们或是曾听过他的讲座，或是曾阅读过他的书，抑或是见过傅高义本人，感受到了他的魅力。
日本新任驻华大使垂秀夫表示，傅高义是世界著名的日本问题权威专家，也是他最为敬佩的“中国通”之一，傅高义同时作为两国的老朋友而深受人们尊敬。日本国会议员、前防卫副大臣长岛昭久在推特上表示，“对于包括我在内的、曾赴外国的日本留学生来说，傅高义先生与其作品的意义不言而喻。”
而从《日本新中产阶级》（1963）到《日本第一》（1979），从《日本还是第一吗》（2000）到《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2019），傅高义的研究促进了外国民众对日本的了解，使他们认识到日本的发展与突破，同时也给予了奔赴海外的日本留学生和创业者“走出去”的信心。
深入日本社会研究“新中产”
“你如果想要搞好美国社会学研究，就应该到国外去，先了解国外不同的文化；做比较研究，应该去相对现代化的国家，如果去非洲的话，情况差距太大，而欧洲文化又太接近，最好的选择是去日本。”
1957年，在当时27岁的傅高义即将取得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的博士学位时，一位教授对他说了这么一番话。在这一鼓励之下，他将日本选择为研究对象，那时的他对日本知之甚少，为了更了解日本社会，傅高义和当时的妻子苏珊娜·霍尔·沃格尔（Suzanne Hall Vogel）在他1958年毕业时打包行李前往日本，这一住就是两年。
1958年，傅高义在日本。
第一年，他们在东京的一所语言学校学习日语；第二年，他们一家搬到了东京近郊市川市生活，开始做社会研究、家庭调查。在为《日本新中产阶级：东京郊区的工薪阶层及其家庭》一书作序时，傅高义提到，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和妻子每周都去六个日本家庭访谈，他负责采访男性，苏珊娜负责采访女性。在这一过程中，他与访谈对象成了好朋友，他和孩子们至今都与这六户家庭及其子女保持联系。
“第一次访问日本时，我想要从事政治经济问题的学术研究。当时我选定的研究对象是日本的家庭关系和心理卫生，一度认为最要紧的事是同日本人打成一片，和日本人交朋友。”在《日本第一》的日文版序言中，傅高义这样写道。傅高义还表示，在日本的两年中，自己“完全不同其他外国人来往，一头栽进日本生活方式的怀抱”，而日本也使他大感兴趣，他最后的研究甚至超出他初达日本设定的着重于“社会学概论”的目标。
《日本新中产阶级》译者之一，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社会学家周晓虹此前也表示，通过这部作品，傅高义成为了有关现代日本的最前沿的美国观察家之一。
《日本第一》探讨日本经济崛起
提到傅高义，日本英文媒体《日本时报》的报道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40年前，也就是1979年，发生了两件永远改变了全球对日本的看法的事件：其一，索尼公司推出了随身听；其二，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出版了《日本第一》。”20世纪80年代，曾被视作“小而资源贫乏的日本”崛起为“势不可挡的经济力量”，日本的科技巨头和汽车制造商不仅主导了全球市场，也抓住了全球消费者的想象力和欲望。
在《日本第一》一书中，傅高义对日本在战后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进行了分析，并对日本式的系统和经营进行了评价，这本书在美国、日本和整个东亚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迄今为止，《日本第一》在日本的销量已超过70万册，在日本，傅高义总是与“日本第一”和“畅销书籍”两次联系在一起，直至今日，仍有许多人在撰写文章时会引用《日本第一》中的部分段落。日本媒体共同社在报道傅高义去世的消息时，也在标题中强调他是《日本第一》的作者。
日文版的《日本第一》封面。
但在《日本第一》发行之后，日本的经济却不如书中的形容那么乐观，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进入了“平成大萧条”时期。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广涛曾发表文章写道：“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因为泡沫经济的崩溃以及政治社会多重危机导致日本经济进入萧条期。舆论界对傅高义的赞美开始变成质疑，虽然作者本人对其做了相当多的解释工作。”那时在日本参加演讲活动时，听众席上总会有人站起来对傅高义提问道，“教授，您现在后悔写下《日本第一》了吗？您哪里出错了吗？”
“我从未后悔写了《日本第一》这本书。”2000年，傅高义出版《日本还是第一吗》一书，他在序言中写道，“当我翻阅我在书中所写到的内容时，我相信这是对当时的日本正确的认识，也是对这本书出版后，20世纪80年代发展趋势的预测。”傅高义表示，他从不认为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他所写的是日本人在很多领域都做得相当不错，很多成就也确实是世界第一。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第一》一书的副标题为“对美国的启示”。在今年1月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对于《日本第一》的意义，傅高义解释道，“我当时写这本书的意图，是为了让美国人了解并学习日本义务教育水平和管理水平之高，而不是想要说明‘成为经济大国就是好的’这一观点。”
而针对“1989年之后是否为‘日本失去的三十年’”这一提问，他也在去年9月接受采访时表示，“平成（1989年至2019年）时代是从和平中开始的，这非常重要。虽然当时日本经济发展速度有限，但它也与世界各国友好相处了。”在傅高义眼里，平成时代的日本民众生活稳定、社会秩序良好、医疗制度充实。他说道，“总体来说，平成并不是那么坏的时代，这是作为一个社会学家的观点。”
傅高义 IC资料图
促进日本与外国的相互认识
在日本与外界商务交流还未十分便利、外国人对于日本还有误解的年代，傅高义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外国对日本的了解。
对于撰写《日本第一》的初衷，傅高义此前接受日媒采访时表示，“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我看见了日本经济的强劲，我也认识到日本今后会变得非常重要，我开始思考如何让美国人理解这一点，因此写下了《日本第一》。”而这一意图的确达到了，该书的精装本在美国卖出了4万册，平装本卖出了10万册。《朝日新闻》报道指出，“在《日本第一》一书中，傅高义将战后日本经济高速成长的主要原因解读为‘日本人的学习热情’和‘日本式的经营方式’，这使美国对日本的印象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而傅高义所推动的“改变”不仅仅是单向的，他同时也转变了当时的日本青年的观念，带领他们更加“接近”美国，使他们能够更自信地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融入他们曾没有勇气接触到的外国社会。
平泽健一是日本某跨国公司的高级主管，他早前给非营利组织“日本交涉学会”的撰文中写道，他于1982年突然被公司调往美国工作，在初到美国纽约时，他感到自己英语能力的欠缺、与美国人价值观的差异以及美国与日本商务模式的不同。“当时正值《日本第一》发售，我在离开日本前阅读了这本书，这给了我很大的自信。”
平泽回忆道，“傅高义曾经说‘日本人要有收集知识和信息的贪欲’，这也让我感同身受。”他表示，《日本第一》给他的海外生活带来了很大帮助，在异国他乡的他，学会了主动融入“异文化”，为与不同国家客户交流主动收集“各国玩笑”，也得到了许多当地人的支持，逐渐成长。
在傅高义的讣告登出之后，有很多人在日本社交媒体上表达了惋惜，回忆起自己离开日本，前往美国工作、留学的经历，对他曾给自己动力而表达了感谢。有日本网友写道，“我从傅高义先生身上学到努力去学习其他国家的优点的重要性。”
美国驻日大使馆12月21日发布的推特也提到了傅高义使日本和美国的关系更加紧密。傅高义曾多次访问日本，日本共同社21日报道评价称，傅高义在美国作为屈指可数的“日本通”享有盛名。因对促进日本与海外的相互理解作出贡献，傅高义1996年获得了日本的“国际交流基金奖”。
作为著名学者，傅高义却不摆架子，乐于与各种人交往。在益尾眼中，傅高义是一个对吃的东西似乎根本不在乎，想着“只要营养充足，什么都可以”的“普通人”；是不喜欢坐头等舱，反而喜欢在经济舱里和坐在隔壁的普通百姓聊天的沟通者；是一个很享受与人见面，喜欢向人请教对一些问题的见解，也十分注重他人的观点的倾听者；也是一个曾与从平民到国家领导人的不同阶层的日本人交往，曾在日本各地的企业进行过实地调查的研究者。
“我的夫人希望我退休后可以更清闲点，我也会试着这样做。不过，她对此并无信心，因为她明白我还有太多感兴趣的课题希望去研究，太多的朋友想去拜访，还有太多亚洲的地方想去造访。”
在《日本还是第一吗》一书的结尾，傅高义如此诉说他对研究的热忱和对未来的期望。
责任编辑：武晓东 SN2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