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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围棋少年,不止困于他的盲

这看似是平平无奇的一天,一切尘埃落定,又悬而未决。徐荣生“没了招”,决定送15岁、视障的儿子徐光霖回特殊教育学校学按摩。

一两年前,徐光霖还是围棋老师们寄予厚望的“奇才”。2016年,辽宁鞍山当地的一名围棋教师挖掘到他。靠着在特制的棋盘上摸索,他一气在2017年11月的辽宁省围棋定段赛中九盘全赢,对手是清一色的健全人。

在比赛中崭露头角以后,一些围棋人士为他提供了帮助,徐光霖由父亲陪着“南下”北京求学。但经历了颠簸的四年,徐荣生不幸患上了脑梗,父子俩重回老家鞍山。儿子一个人待着,对下棋少了兴趣,父亲也不再催他练棋。

曾经,发现孩子的围棋天分,这个普通家庭仿佛“中了彩票”,欢喜异常,但彩票能兑付的只是一个渺远的前景,他的成才还需要漫长的训练。在这过程中,徐荣生逐渐迷茫了。

这是一个关于背负希望的故事,当一个沉重的希望”砸“到普通家庭头上,他们会经历长久的眩晕。

突入丛林

现在,徐荣生已经很羞于谈及原先的预期,2018年初,刚到北京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些宣传画,提到了世纪冠军,“一场比赛二三十万”——在一些顶级围棋赛事上,冠军能收到二三十万的奖金。好像看见一扇新的大门打开,他对儿子说:“你得了冠军,二十万够咱活的。”

他想象过儿子拿世界冠军,他会成为冠军的父亲,多少有一些自卑,也不会说话,拖了冠军的后腿。不过只是偶尔想一想。刚开始的时候,徐光霖进步很快,也许今天打不赢一个对手,明天就能打赢,他看到心里高兴。

到北京的头几个月,他们在京郊的一个围棋学校落脚。校长肖细兰觉得徐光霖棋力不错,又很“不容易”,尤其靠触摸特制的棋子对弈,白子表面光滑,黑子顶上有一个凸起,别人一眼看明白的局面,这孩子还要多摸一下才能明白。她为了办学租过一个房子,直接划给父子俩住。

徐光霖使用的盲棋棋盘,白子表面光滑,黑子面上有一个凸起。本文图片除特殊标注外,均为澎湃新闻记者葛明宁摄

徐光霖使用的盲棋棋盘,白子表面光滑,黑子面上有一个凸起。本文图片除特殊标注外,均为澎湃新闻记者葛明宁摄

她十分实际地代他考虑过前途——因为残疾,徐光霖未来可能没法给人上围棋大课,但可以上小课,他下得慢,费用也许只能收得低一点儿。回头她可以给介绍几个学生,送他出道。

没几个月,徐光霖又冲上了业余四段,能在棋盘上与他抗衡的老师变得不易寻找。肖细兰的学校面向初学者,老师有些教不动,而从行业里请人临时来一对一地上一节课,肖细兰说:“要大几百元。”

徐荣生一共只有一万多元的存款,为了陪孩子学棋,他早就辞掉了工作,两人出门在外的花销,七十多岁的老母亲从退休工资里掏出一点儿,徐荣生的一个哥哥补贴一点儿。刚到北京的时候,印象深刻的是北京肉贵:“一盒肉也得二十元钱。”一个礼拜才吃一回,父子俩一个月的生活费控制在几百元。

为了寻找“免费”的对手,徐光霖会去参加北京不定期的业余棋手联赛。在北京围棋圈里,一个棋手对徐荣生说,自己要去福建办棋院,能给徐光霖配常规的围棋老师。徐荣生就带着儿子跟去了。

去了福建,一两个月的时间,那位棋手一直没落实徐光霖的围棋课程,只带着孩子与当地一些名流下了几回。徐荣生明白过来,与那棋手闹掰,回了鞍山。老家的住处是他和母亲、儿子蜗居的老房,屋内电灯的线路悬挂在外,在空中画出好几个弧形。儿子逐渐长高,路过那些线路,头顶总是碰到一下,那根线晃动起来。

家里的电线在空中画出一个个弧形。

家里的电线在空中画出一个个弧形。

儿子就是徐荣生生活中萌发出的丁点“希望”。彼时,徐光霖在特殊教育学校就读,有围棋老师提出可以在学校下午三点放学以后,帮他带一段时间的孩子;这对他很方便,他当时是一个客车司机,下班晚,又离了婚,一度很忧愁找不到人接送孩子。他曾雇一个邻居家里喝酒的“闲”人帮忙接送,但“闲”人喝酒太多,忘了几回。徐光霖很快在围棋老师的课上崭露头角。

欣喜的同时,徐荣生笼上一种无名的焦虑,“我脾气急。”他总这么解释。儿子学棋的路上,自己有时候对他发脾气,知道这样不好,但很难改。这种感觉也折磨着他。一部分的“急”可能早先就有——儿子的眼病起于幼儿园,儿子看电视老是往前蹿,也不解释什么,徐荣生会生气得打他。

聊起这个拔尖的孩子,几名老师都回忆起他的父亲对于儿子露头的急迫。

徐光霖的第一个围棋老师陈天军记得,徐荣生起初催着他送儿子去参加鞍山本地的少儿比赛。他拦着,说孩子得直接到辽宁省里的比赛露脸。

到了北京,肖细兰也一路提醒着,孩子是集中精力学习的年龄,外面有些比赛水平不高,别花精力去参加。

2021年,徐光霖辗转跟着职业棋手桂文波学棋,桂文波形容,围棋教学重实战,会参加一些赛事,他带队过去,孩子们一输,陪来的家长就散发出一股懊恼的气氛,里面也有徐荣生的一份。徐光霖输了几盘,就听见徐荣生边上训开:“怎么又输了?还学不学了?”

大胆想象之后

徐光霖患的是视网膜脱落。小的时候还能看着一点,他不喜欢看动画片,少数感兴趣的片子翻来覆去地看,情节倒背如流。他也不太喜欢动手,邻居老奶奶送过一个变形金刚似的玩意儿,捣鼓两回就扔到一边。他一度还能和邻居家眼睛好的孩子一起玩,可是,似乎有一个女孩子,老是跟徐荣生告状,说徐光霖看不见,“捣乱”。徐荣生就不再让他出去。特殊教育学校没有什么作业,他放学之后,就是待着。

徐荣生说,自己上过一段时间的夜班,孩子更不适应,徐荣生又试图把他托付给底楼的邻居,到夜里他会哭,一定要等爸爸回来。

一开始儿子吵吵,要他买个盲棋棋盘,徐荣生只想,就当是给儿子买一个玩具,特意托人从日本买回来,花了一千多元。

他发现,徐光霖可以和自己对弈,不知疲倦。

那时候,徐荣生所知盲人唯一的出路就是按摩,他想过要给儿子盘一个门面,不让他给人打工;他觉得搞按摩“是伺候人”,但又想不出别的出路。所以,当他发现儿子的生活有了别的可能,很是兴奋。

徐光霖的头一个围棋老师陈天军是一个很想把事儿办成的人。他是鞍山本地人,说自己一直很喜欢棋,从读高中开始棋书不离手,后来读了工科,遇上鞍钢改制,一鼓作气,“下海”当了一个围棋教练,“培养围棋人口”。

陈天军有几年热情地扎了进去,研究怎么讲授围棋。正在教棋的兴头上,他有一天路过特殊教育学校门口,想起在资料里看见过的日式盲棋,决定去教教看,费了一些力气才让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接纳自己,又摸索到路径,先让盲童们触摸竖线,对角线,感受不同的间距。

陈天军联系过几个领悟力强些的残疾孩子的家人,提出教他们学棋,不收费用。徐荣生也说,要不是陈天军提出免费:“我们不一定去。”

陈天军很关照这个孩子,想帮他杀入围棋的职业世界。那时,他带徐光霖去参加辽宁省围棋定段赛,为了防止对方落子太轻,他让徐光霖两手贴紧棋盘两侧,感受震动,而且要求对棋局全程录像,防止有的人偷偷落子。

他一度觉得,徐光霖已经走在了一条大道上,不太可能有什么闪失。

徐光霖露头得比一般的业余棋手快些,他是2018年世界视障者围棋锦标赛的第三名。

徐光霖至今最得意的棋,还是在日本的一场比赛,对方前半场出现了失误,让他一路保持优势到了收官。尽管他之后又有一些与高手对局的机会,去了葛玉宏围棋道场(下称“葛道”),奋战到了全道场的第一梯队,回忆却仍然锚定在那一点。

但他一直不擅长被人观看比赛。记者问,如果围棋只是一个兴趣而非竞赛,是不是会下得更好一点?他点点头。

徐光霖使用特制棋盘参加了三次冲段赛,到后来更加紧张。图片来源:纪录片《盲弈》

徐光霖使用特制棋盘参加了三次冲段赛,到后来更加紧张。图片来源:纪录片《盲弈》

2018年下半年,“葛道”提出可以减免学费,于是,父子俩从鞍山重返北京。“葛道”对徐光霖很合适,有一些与他年纪相仿的同学。道场里除了上课,每天对弈,不进则退,赢了能遇上更强的对手。徐光霖往上的时候多,但还有一些优秀的同学,他不太下得过。

徐光霖逐渐发现“当冠军是很难的”,他有过一个当冠军的梦想,十岁成为业余两段,他对着电视镜头说过“想成为柯洁”;徐荣生也断续地失望起来。从前,陈天军对孩子和他都说过,以徐光霖的棋力,拿一个残疾人比赛的世界冠军没那么难——这话可能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里。

大约2019年,徐荣生试图进去中国残联,想问问儿子能不能参加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有没有这个项目。保安不让他进门,就在保安室里打了一个电话,登记了诉求,让他走了。

但到2021年初,“葛道”的人提出,学棋要开始收费。

徐荣生一度想与他们讨价还价,表示自己和儿子可以离开道场另觅住处,能不能继续让儿子免费学棋,道场的人拒绝了。他感到很委屈,托人沟通着,说能再研究研究,最终研究得没了影儿。他还试图给道场“解围”,说当时疫情开学困难,道场可能自己都够呛。

他逐渐接受了带着孩子攒钱似的学棋,攒一点儿是一点儿,棋力涨到哪儿,就是哪儿;其余的,都在他的能耐以外,往那边去想了,只会惹自己伤心。但他又说,只要还有老师可能收他,有一线希望,就要用力抓住。

一再被打断的棋局

确定“葛道”不会再收留儿子,徐荣生主动打电话给桂文波,这是他陪着儿子参加比赛认识的职业棋手,问对方能不能教自己儿子。

桂文波说,可以教徐光霖,不要学费。

2021年,他在北京教了徐光霖一年,与他的其他学生一起,每天对弈、复盘。他对记者说,徐光霖是一个很有天分的学生,即便看不见,还能做出很难的死活题;记忆力也非常惊人,围棋棋盘横十九条线,竖十九条线,复杂的棋局能下几百手,桂文波自己试过闭着眼,靠触摸下,下到第150手就开始发晕。

桂文波观察,这孩子输棋的时候,不言不语,只是暗着一张脸,露出不服输的表情。

平常练习的时候,他“胆子还很小,放不开,刚开始复盘的时候都不太敢讲话,后来慢慢地熟了之后,才会充分地去表达自己”。徐光霖与几个老师说话的极限也止于谈棋。桂文波评价,这孩子还欠缺很多成长,他的父亲在他身边,寸步不离,他如何成为他自己呢。

由于学生流动性太大,组织不好训练,2022年起,桂文波不再带学生,徐光霖又无处可去。

桂文波是无奈的,他感慨,一切都乱了套。学棋本是个磨炼的过程,不仅要天分好,而且要孩子每天下棋,是想要他们学会在状态低落时调整自己,找到新的路数,或者说,要学会输;现在的许多家长不再有这个耐心。赛场上本没什么常胜将军,要是孩子连输一段时间,家长们要不埋怨老师不行,想换老师、找别的名师补课,要不轻易地失去信心,送孩子回去走传统升学的路。

他甚至悲观地怀疑,徐光霖以后能否在围棋培训机构找着工作,很多机构现在急吼吼地助人冲段,不一定喜欢一个下棋缓慢的老师。

徐光霖的“回头路”似乎只有学按摩。徐荣生不乐意,往前走又发慌。

他仿佛立在一个独木桥上,突然回过神来。“我合计他定不上段。”徐荣生说,这是在回忆2019年9月的又一场升段赛,徐光霖已在葛道训练,想要升上业余五段。棋局变得越发复杂,徐光霖的时间更加吃紧。他眼瞅着徐光霖在棋盘摸索,心里发麻。

这对父子都不擅长应对比赛。徐光霖在场内参加升段赛,徐荣生就在场外,一圈圈地走。

他甚至思忖过,儿子下棋想得入神时,是不是手没地方搁,要不要盘个珠子?他给儿子买过一个玉石手串,结果徐光霖不用。这玉石手串现在挂在徐荣生的腕上,他没事就会盘一盘。

现在这手串挂在徐荣生的腕上,他没事就会盘一盘。

现在这手串挂在徐荣生的腕上,他没事就会盘一盘。

更令他感到压力的,还是桂文波反感的“小课”。桂文波说,有的道场允许学生休息日出去,找他们自己延请的“名师”,要花大量的钱,又并不容易沉淀下来。徐荣生也把这些事看在眼里。“有的(家长)真投钱。”他说,“还请了职业老师在那儿教。一节课可能都一两千的。”

上一次,徐荣生品尝到没钱带来的无力感,还是十多年前。他意识到孩子的眼疾,带着去北京看病,一进医院就有黄牛围上来:“要号不?”一个号要几百元。当时,医生说,等孩子大一点再考虑手术,他有些年不太关心治病的事,知道做一场手术很贵,再后来,还是肖细兰帮他托人再看医生,这回说是孩子太大,错过做手术的时机了。

好像到了四五十岁,他才突然明白:“不是学棋,就是学音乐啥的,到了顶级,不都是靠家长拿钱找专家?”

尽管桂文波不再开班,徐荣生还不想放弃,他们留在北京,想找别的机会。后来离开,一方面是徐荣生脑梗,另一方面:“说白了,不是没钱了么?”他抱歉似的笑笑。

那半年,徐荣生带着徐光霖走了一些北京的棋社,找能与之对战的人,有些棋友看徐光霖用的特制棋盘挺有意思,陪他下一盘,就不再过来了。他们下不过他,又觉得他下得太慢,有时一天也等不来一盘棋。

“他对输赢很认真呢。”徐荣生说,徐光霖很少与他争辩什么,只涉及围棋的时候,有时受不了父亲说他。线下没有棋局的时候,他们试着在网上找人。

他们在网上遇到过一个“坏人”。对方一边下棋,一边发来信息:“你下得太好了。”所以,徐光霖输掉了棋,徐荣生格外郁闷。两人吵吵起来,徐光霖一定不认错,不相让。后来,他坚持用电脑复盘,发现对手是用了人工智能,“遛了狗(指阿法尔狗机器人,在围棋的语境里泛指各种人工智能)”。

2022年8月,徐荣生在北京住处犯了脑梗,感到气血上涌,脖子支棱不起来,腿绵软无力,走不动道——这时,他的心思是,疫情里的北京肯定不好看病。他摸索着手机托朋友帮他买了两张火车票,与儿子互相搀扶着,回了老家。

他还记得,脑梗的第二天一早起来,他们还在北京。儿子先摸一摸他,他理解这是“看我有气没有”。

回了家,先轮椅推去住院,又出来,有一段时间,他也沉浸于感伤的心情里:“我要是没了,他要怎么生活?”

徐荣生的老母亲照顾他们。徐光霖逐渐起得晚,不练棋。

慢慢康复后,徐荣生感到很迷茫,拿钱耗在北京也不是那么回事;对于自己的儿子,他像一个幼儿面对一个拆不开的礼物,不时地上去捣鼓一下,但没什么用。

他抱怨着,儿子连想吃什么也不肯与他直说,问他:“想吃什么?”孩子不吱声,让他去猜。

他甚至会直接问:“儿子,你在想啥?”他这儿子,心思重,沉默以对。

徐光霖的奶奶任芳梅也长期纠缠于眼病,现在只能模糊看见面前有个人影儿,细节都看不出。她十多年前做过癌症手术,今年八十二岁,还摇摇晃晃地操持着家务。聊起来,她说:“我这孙子就是不爱说话。”最大的问题可能已不是他的盲。说这话时,徐光霖在窗前徘徊着,不来吃饭,他们不敢问为什么,由着孩子无声地游来荡去。

“难道不是很有成就感吗?”

在一些教过徐光霖的围棋老师看来,并没有哪条路被堵上,这孩子只是在路上停下一会儿。

听说徐光霖回了鞍山,陈天军挺诧异。他又说,徐光霖还可以与人工智能下棋,把这作为一项功课。这也是许多围棋新星的训练方法。虽然,他承认与高深莫测的人工智能下棋,令人深有挫败感,陈天军晚上练棋,得把人工智能的水平调低一些,赢上一盘,才能愉快入睡。

徐荣生说,因为总输,儿子不喜欢与人工智能下棋。他下几盘就失去了兴趣。

近几年,帮着徐家父子联络“葛道”、一度把自家的房子借给他们住的鲍橒也“批评”他,说他死磕高手的志气,好像差了一点。

这事还要从头说起。在鲍橒看来,徐光霖头几年棋力增长飞快,但来北京后,他的棋一度缺力量感,显得气弱,容易在棋盘上固守地盘,仿佛总有些害怕。也可以说,下得很“怂”。这问题一度有点改善,但是,这孩子又变得有些大意,挡不住对手突然亮出的锋芒。

他认输得过于轻易。鲍橒是同时与五人下盲棋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前《最强大脑》选手,他曾与徐光霖直播下棋,纯用脑记,徐光霖靠触摸。鲍橒回忆,有一盘棋,两人下成了胶着状态,甚至用人工智能分析,徐光霖的胜算更大一些,但徐光霖突然把两颗棋子放在棋盘的右下角,表示认输。

即便当了一些年的棋友,鲍橒也只能猜测他的心意。事后,他去问徐荣生这是什么意思。徐荣生只说,儿子感觉要输了。

但鲍橒觉得,在徐光霖的个性以外,他在家练棋少的主要原因,是徐荣生不配合。他说,围棋的人工智能可以深邃地分析每一着下法的胜率,未来几十步之后走向;但它只能给出冰冷的数据,令人读了不适。徐光霖在家,没有一个懂棋的人与他讨论。徐荣生对围棋所知很少,徐光霖在网上与人约棋,徐荣生看着电脑屏幕对棋盘找位置,有时得找好几秒,把棋局拖得更长。

徐光霖跟着陈天军学棋时,有一位特殊教育学校的李老师来帮忙,陈天军在课上教,李老师在底下给徐光霖摆棋。她谦虚地对记者说自己只懂点常识,但看陈天军摆出常规的着,“三三”、“天元”(一些点位的名称),她能瞬间给徐光霖摆上。

相形之下,徐荣生说自己看见围棋就“脑子晕”,提不起兴趣。

其实他对做饭也不感兴趣,是到了北京之后现学的。他下不去心思细读网上那些菜谱:“什么几克,要这个那个的,上哪整?”他觉得炖菜比炒菜方便,少步骤,有时就下点方便面、速冻水饺之类。

在北京四年,他们没去过任何景点。很久之前,他带儿子上北京看眼睛,去过王府井,那也是很挫败的经历——吃的东西太贵。

徐荣生在鞍山朋友不多,上了北京之后,带孩子参加业余联赛认识一些围棋爱好者,他们会给徐光霖带一些吃的,给他的未来想办法。徐荣生遇到一些生活上的麻烦会找人求助,但一般不聊天。“咱挣钱少,文化水平差。”他直白地说。

他有时叹息一下,说自己早年一门心思地老实上班,没想着做个买卖,哪怕摆个烧烤摊儿。

母亲任芳梅在一边笑:“做买卖?你没那脑瓜儿。”在家里,她随意地言语打击儿子,说他啥也不会。

为了让徐光霖换个环境,鲍橒曾考虑过让他直接住来家里,但这孩子太不爱说话,怕适应不好。

下盲棋,即便有个特制棋盘作为辅助,也需要卓越的记忆力。鲍橒着迷于此道,他形容,集中精力在局部战斗的时候,得把其他部分的局势记牢,装进头脑深处,战区转移再调取出来;又像把握着舞台上的追光灯,一会儿照向主角,一会儿照向群演。而且,像是武侠小说中的盲侠,可能比主角还有魅力,因为他去除了那么重要的感官还是打得不错,难道不是很有成就感,不是特别地“酷”吗?

鲍橒承认自己一开始想得挺单纯,徐光霖把棋学好,一些围棋机构既看中他的才华,又做个好事,以后给他提供一份工作。但后来鲍橒带徐光霖搞过次围棋直播,发现还是自己独自表演盲棋流量更高——社会对一个还不算长成的盲人业余棋手没那么大的兴趣。

鲍橒在网上为徐荣生呼吁、与他直播,但社会似乎没那么大兴趣。

鲍橒在网上为徐荣生呼吁、与他直播,但社会似乎没那么大兴趣。

他还是期望徐光霖可以靠这一份快乐,扛住社会的冷漠。当务之急是让徐光霖接着练棋。聊着聊着,鲍橒说:“我给他打个电话吧。”

他在电话里对徐光霖说:“你今年才十五六岁,还有好多年的,你不用太着急。”鲍橒鼓励他,虽然现在学棋、参加比赛都遇到一些麻烦,但生活很长,要努力练棋。

这次,鲍橒还是按照习惯,打了徐荣生的电话。电话那头的父子只是沉默地听。就像是黑夜里踢出一个球,鲍橒的话不知道去了哪里,没一个落地的声响。

“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

“我再给你寄一台电脑吧?”鲍橒在电话里提议。

这是他想到的解决方案。一些较好的围棋人工智能引擎需要收费,鲍橒之前开通了权限。这些大引擎需要好点的显卡,他有一台闲置的电脑更好一些,这就给徐光霖寄过去。

让鲍橒苦恼的是,猜不透少年的心思。他相信徐光霖喜欢围棋,因为他能从很难的死活题之中纠缠出来,如果不喜欢,很难想象怎么做到;而虽然徐光霖下得慢,但其实有很好的棋感,这东西难以言传,就像是有天分的球员带着球跑,不用使劲,倒像是球嬉笑着,缠住他,不肯离开。

但抛开围棋里的输赢与对错,徐光霖似乎对于“玩”的部分兴趣不大。鲍橒喜欢创作死活题——就像数学爱好者不仅喜欢做题,还喜欢出题,创作一道题像搭建迷宫,是一门艺术。他试图与徐光霖一道创作,徐光霖不太响应。鲍橒还试图告诉他,要把人工智能当做一个可以戏耍的高手,比如任意开局,变着花样与它玩。这些建议一个个抛出去,不见采纳。

鲍橒叹息,在棋盘上,所有人都害怕下险着,害怕未知,也许看不见的人尤甚;可他以为,对于这些生活不方便的人,围棋是一种很好的补充,让他们在运动范围受限的时候,头脑不受局限。

他又乐观地想,也许徐光霖的生活安定一些,心态放平,反而能有突破。

徐荣生却在动脑筋找一个看得见的出路,比如,他想过把孩子送去武汉一个盲人业余棋手那里——也是徐光霖多年的棋友,一开始比他强,后来渐渐地下不过他,但徐光霖还是喜欢找他下棋。棋手有时在微信里表示“不能和你下棋了,准备给人按摩”。徐荣生觉得,也许这个棋友会对儿子好,照顾他,问题只是自己的身体不好,可能去不了武汉。

有人提过徐光霖以后可以上国外发展,国外围棋水平低,需要老师;徐荣生也记在了心里,又默默否了。

“他身边离不了人儿。”他想象不出他们俩到国外怎么生活。

对于徐荣生的各种“怯阵”,肖细兰曾说过重话:“不是光霖离不开你,是你离不开光霖,你离开他,不知道去干啥吧。”

现在,徐光霖也许很高兴停驻在老家,回到自己的起点。3月7日,他回到了远离五年的特殊教育学校,一路上照旧是安静的,不发表什么评论,由着父亲提溜着他,叮嘱着他。当视障的同学进教室,说一声:“Good morning”——对方还不确定他在哪儿。他说:“后面呢。”再也盖不住自己脸上的笑。

自打离开特殊教育学校,他就再也没和这些同学见过。徐荣生说,去年,武汉的盲人棋友送他一台手机,他建了一个盲人同学群。徐光霖还很想弄个同学聚会。徐荣生却调侃儿子,说:“盲人怎么聚会呢,你们吃个圆台面,难道边上坐一堆家长给你们夹菜啊?还是你们一人一个盖浇饭?”

还是徐光霖的母亲带他去按摩城,找一个已经毕业的盲人同学玩儿了一回,母亲帮他给这台手机换了一块新电池。她平时在另一个城市生活,偶尔来看他。

前一天,记者问徐光霖,想不想回去北京学棋?他说,想。在老师和同学之间,他更多地想念同学们。

第二天,他从学校回来,看上去心情不坏。记者又问他一嘴:“想留这儿?”

“留这儿吧。”他说。

除了学围棋认识的同学们,他对北京留下的好的回忆,还包括一个年轻的纪录片导演拍过给他介绍的“心目影院”,是一个给盲人“播”电影的公益项目。徐荣生说,儿子很喜欢去,总去。电影开始,讲述人把银幕上显示的龙标和一个个贴片广告全讲了出来。闭上眼,语言会打开人的想象,描述一些宏大事物:原野、原野上的牛群与羊群、蓝天。银幕上的人追逐打斗,光影激烈闪烁,知道这是一场漫长的冲突。银幕上的恩怨怎么也没有完。

志愿者石佳告诉记者,那个羞涩的年轻观众徐光霖是他们观影群最活跃的群友之一,老在催促着他们发新的活动时间。徐光霖和记者说,他把《盗梦空间》看了三遍。而石佳说,线下活动不会反复放同一部电影。他一定在用公益组织的小程序看电影,看了一遍,又一遍。

在电影院,徐光霖遇着一条很大的导盲犬,很喜欢,又与它玩了很久。徐光霖喜欢小动物,从前住在肖细兰的地方,总是与她养的狗玩儿,是两条脾气很好的边牧;徐荣生也喜欢狗。但是,奶奶任芳梅不让养,说照顾不动。

他们问了一问。犬主人说,导盲犬数量太少了,需要的话得排队。得排三年。

责任编辑: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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