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好战略定位和市场定位尤为重要
近日，原本淡出公众视线的农村供销合作社（以下简称供销社），突然进入大众视野，成为舆论的焦点。
日前，湖北省供销合作总社对外透露，该省实施“基层社恢复重建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2014年，全省基层社数量仅696个，截至2021年底，总数达1373个，基本实现乡镇全覆盖。
基层社是供销合作社在县以下直接面向农民的综合性经营服务组织。不少网友猜想，供销社要“重出江湖”了吗？
供销社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被放置在市场经济语境中，难免受关注和猜想。但经过多年的发展、改革，其功能定位等早已不同往日。事实上，自成立起，供销社至今都未曾离开过舞台。2021年，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实现销售总额6.26万亿元，同比增长18.9%，超过京东和拼多多2021年全年成交总额之和。
鑫瑞惠民供销（湖南）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志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的供销社与计划经济年代的国营供销社是两个概念。现在的供销社非常注重民营资本的参与，而要想民营资本参与其中，必定会更注重与市场接轨，提高服务质量，否则消费者也不会认可。
他说：“虽然供销社诞生于计划经济时代，但为适应市场化需求，其必定会与时俱进。新型供销社的创建，对农业增效、农村繁荣、农民增收，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2021年2月4日，湖南益阳市赫山区龙光桥镇，天成院村＂供销货郎＂直营店开张，人们在店内购物。摄影/张志斌
从田间火到股市
多省数据显示，基层社社员数量增速迅猛。
湖北省供销合作总社透露，目前，该省基层社社员达到45.2万人，其中，农民社员人数5年增长5倍多，由2016年的5.15万人增至2021年的33.3万人。相关负责人还表示，争取2025年全省基层社社员达到150万，真正实现“农民得实惠、基层社得发展”的发展格局。
此外还有多个省份也在快速恢复基层供销社。今年1月，《重庆日报》报道称，借助“基层供销社+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的“村社共建”模式，2021年重庆新发展农村综合服务社星级社400个，农村综合服务社总量增至6120个，行政村覆盖率达76%。
今年9月，《宁夏日报》报道，目前全区共有乡镇级供销合作社179个，村级供销合作社70个，基层社社员5.7万人，乡镇基层社覆盖率由2017年的56%上升到92.7%，预计今年年底，覆盖率将达到95%以上。
基层供销社重建火热后，嗅觉敏锐的资本市场快速反应，供销社概念股迅速“爆红”。11月2日，供销社概念股强势上涨，截至收盘，其整体上涨7.98%，板块内，中农联合、辉隆股份等七只股票涨停。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国家更加强调安全与保障供应，供销社作为非完全市场化的物资与消费品供应体系，有着更强的组织执行力与强大的网络体系，这是目前供销社概念突然广受关注主要原因。
他认为，在电商下沉赛道领域，供销社不以盈利为唯一目的，可以以政策性补贴和体制特征来弥补电商最后一公里的末端缺陷，因此才具备明显优势。供销社可以作为底线思维考虑，是对市场缺陷和极端状态下保障供应的一个兜底体系，对零售企业和市场化渠道是个补充。
供销社历史悠久，可溯源至1922年7月成立的“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1950年7月，我国成立“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标志着全国性供销社系统正式成立。数据显示，供销社曾承担中国农村90%以上的物资供应。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孔祥智在《浙江省供销社综合改革与乡村振兴的实践》一文中指出，供销社成立初衷，是为了保护农民利益、连接小农户与现代化大生产、促进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郑风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计划经济的特殊背景下，物资紧缺，农产品等调拨需要靠行政手段推动，供销社凭借其跟政府的密切关系拿到了化肥、农药等分配指标，形成了一家独大的局面。后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其服务水平低下等劣势阻碍了发展，其功能逐渐被一些市场化主体取代。
黑龙江省委巡视组原副厅级巡视专员李克军，从1996年初开始，先后在黑龙江省延寿县、阿城（县级市）担任县（市）委书记八年半。多次就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问题发表调查报告、理论文章。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他表示，不能抛开历史脉络谈供销社重建的对错得失。
他说：“在计划经济年代，实行粮食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农民粮食卖给粮库，其他农副产品交给供销社，这让供销社形成了一家独大的局面。农业资料生产专营，种子、化肥等必须由供销社下属的生产资料公司管理，个体户不能售卖。这对农民来说避免了买到假货，但因供销社缺少竞争，服务态度较差和价格偏高等问题，也制约了供销社的发展。就整个农业和农村经济来说，遏制了市场流通，弊端丛生。后来放开后，个体经营户可以售卖种子化肥等，激发了市场活力，这时虽然出现了假冒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应由工商市场等部门去打击，不能由此否认放开市场的行为。”
李克军认为，如果供销社能够真正办成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并在发展农村现代流通、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方面发挥作用，那么，它的恢复和重建，才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2022年3月10日，广东惠州市供销社分别于3月10日至11日、14日至15日、17日至18日在惠阳区平潭供销社新发农资门市、惠城区横沥供销社农资八门市、博罗县公庄镇阿清惠农农资店开展碳铵、磷肥、尿素、复合肥让利活动。图/视觉中国
助力乡村振兴
舆论认为，供销社再次火爆，与国家重视乡村振兴的时代大背景密切有关。
2021年，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等四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开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试点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到2023年6月底，打造若干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三位一体”试点单位。
意见指出，发展“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是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要培育实施载体，大力推进基层社改造，真正将基层社办成管理民主、运行规范、以农民社员为主体的综合性合作经济组织。
此轮重建基层供销社的工作至少可以追溯到7年前。近期多省对基层社的重建逐渐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所以备受关注。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提出，全国供销合作社改革要把“为农服务”放在首位，并推出了16项具体措施，涵盖建设城乡物资流通渠道，提供农业技术培训，培育重点农业企业等方面。
郑风田认为，改革开放至今，全国各地供销社的发展很不均衡，很多在压力下，几乎被人遗忘。但也有少数走出了一些不错的新路，比如湖北办起了大量农贸批发市场、江苏成立了电商平台、山东走上了土地托管的道路等。
他向《中国新闻周刊》举例称，2017年6月，他曾去江苏省兴化市供销社考察，发现该供销社通过成立一些电商平台，推进“互联网+农业”，起到了积极效果，“很多快递公司不愿意进村，兴化市供销社通过电商模式可以将农用物资送到农村，这种电商模式也为供销社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出路”。
近年来，一些供销社走上电商道路后，完成了华丽转身。例如湖南的“供销货郎”项目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近日，位于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龙光桥镇天成垸村“供销货郎”门店热闹非凡。货架上，鸡蛋、蔬菜等生活用品应有尽有。同时，该店还提供线上购物、买保险、福彩、体彩、小额贷款等，满足村民多种需求。
“供销货郎”是湖南省供销合作总社直属企业鑫瑞惠民供销（湖南）有限责任公司推出的下沉乡村、服务乡村的平台。其通过搭建“线下网点+线上商城”，成为“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的桥梁。
该公司董事长张志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是学计算机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因看好乡村振兴的前景，2014年创办了该公司，次年就开始在省内的乡镇和农村搭建供销网点，推行农村电商模式。
他说，农村“供销货郎”村级综合服务中心与城市“供销货郎”门店同步建设。其中，村级网点是“生产端”，由农户、农产品收购站等组成。城市门店作为“消费端”，面向社区、小区、机关、商超等。通过信息化，让所有“供销货郎”村级服务中心与总后台管理中心连接，省、市、县各级供销合作联社有数据查阅权限，能实时查看各个农村网点销售的商品种类以及交易、采购和配送信息。随着社会发展，边走街串巷边吆喝的“货郎”退出历史舞台，依靠电商发展起来的“供销货郎”网点应运而生，有效解决农民销售难的同时，也鼓起了他们的钱袋子。
他举例称，益阳市赫山区泥江口镇南坝村村民王春奇是养蜂大户。他的蜂蜜质量上佳，但销路却没打开。去年2月，该村新建了一家“供销货郎”门店后，工作人员把他的蜂蜜摆上了“供销货郎”线上商城，此后销量稳步增加。
张志斌称，从2015年3月开第一家门店至今，鑫瑞惠民供销公司在湖南省开设了2000多个“供销货郎”店。今后还将从湖南向全国辐射，力争打造“新时代供销社”。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央高层多次表示“供销社是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现在全国多地恢复重建基层供销社，正是响应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需要。
“与计划经济联系是误解”
基层供销社重建后有无可能回归老路的问题也是一个舆论关注的焦点。
李克军建议，各地重建供销社时，不应追求数量和比例，应注重把质量做好。他说，“供销社改革必须防止走计划经济的老路。应该将其改造成真正属于农民的合作组织，利用现有资源发展农村合作经济，减少行政干预，其理事会和监事会应由农民选举产生，努力实现农民深度参与，自主决策。”
在郑风田看来，现在与其说是供销社在“回归”，不如说是在“自救”，在重新找到符合自身发展的市场定位，在当前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背景下，“更不能把自己当成官老爷，凭借半官方优势，借助行政力量，依靠垄断的方式占领市场”。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供销社已经失去了重回计划经济年代的条件。现在出现大量供销社，与政策支持有关，但是如果无法适应新的发展，不能提供优质服务，也会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可能性。
柏文喜称，供销社恢复重建的过程中，回归全面短缺的计划经济模式显然是不太可能的，更不意味着中国要放弃市场化改革开放路线而要重走计划经济的老路。回归理性和实现市场繁荣、供给丰富，是不可抗拒的大方向与大趋势。
“此次供销社重振，已经无法回归计划经济时代，只能要么转变为市场化体系缺陷的补充体系和政策性机构定位，要么再次被市场化所重构，否则其命运终究会是被边缘化和隐入历史的尘烟之中。”柏文喜说。
孔祥智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各地重启的供销社只是基层供销社，即乡镇一级的供销社。重启供销社并不是要恢复计划经济。
他认为，重启供销社不可能违背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供销社也是市场主体的一员，其运营模式跟连锁超市大同小异，由县级供销社统一领导，由社员加盟的模式，同时也依托其他主体来重建，与计划经济联系起来是一种误解，供销社已经实行市场化运营。
对于部分网友担心的重建基层供销社是否会带来“统购统销”“做大垄断”等问题，湖北省襄阳市供销社办公室主任马通接受《北京商报》采访时称，这不会发生。
他表示，一来即便是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也必须有全国统一集采集购的数字化平台支持，这在目前是并没有的，即使未来有，也是基于通过集采集购降低消费者成本；二来，增加的基层社也仅仅是基层的门店，众多同类商超不会因多一家就被挤压，即使形成一定的竞争，也会是利于各大企业自身发展和消费者消费的良性竞争。
《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新媒体品牌栏目“侠客岛”发评论称，供销社的改革之路就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缩影，也会沿着市场化改革的路子一直走下去。
仍需继续深化改革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章程》明确，中国供销合作社是为农服务的以农民社员为主体的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组织，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纽带和做好农业、农村、农民工作的重要载体。
在供销社发展的过程中，市场化曾冲击旧供销社，但同时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中央也在坚持服务三农的过程中对其多次改革，不断优化新的供销社。
资料显示，在1995年、1999年、2009年、2015年，高层先后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多次发布深化和加快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文件。
高层对供销社改革的重视，也多次体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
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开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试点，健全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综合平台。202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在部署加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时，明确支持供销合作社开展县域流通服务网络建设提升行动，建设县域集采集配中心。
在多次改革后，供销社发展迅速。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教授指出，全国供销社系统现有3.1万家，拥有网点近40万个，它与中国邮政、中国电信以及不同经济成分的网点，形成纵向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等链式关系；同时也形成横向的多种类型的生态链关系。
数据显示，1999年，供销合作社的工作重点转向了扭亏增盈。2000年全系统扭亏为盈，当年系统汇总实现利润13.77亿元。2001年，情况进一步好转，汇总实现利润16.39亿元，2002年达到28.6亿元。2021年，全系统实现农产品销售额27591亿元、日用品销售额1492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3%和17.1%，进一步畅通了农产品上行、日用品下行双向通道。
郑风田认为，未来供销社要想创造更多辉煌，说到底还需要提高服务水平，只有这样才能跟农民自主建立的专业合作社竞争，“无论怎么改革，都需要有服务到位，否就会被市场淘汰”。
中国社科院农村组织与制度研究室助理研究员、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芦千文认为，供销社在未来的改革要兼顾经营性和公益性。大家要理性认识供销社的恢复重建，一直以来，供销社的改革是在持续不断推进市场化，但因为面临工商企业包括国有企业的竞争压力，供销社市场化改革并不顺利，所以还是应该走公益性职能和经营性业务相互促进的发展道路。
“供销社是一个特殊的市场主体，它不能完全像其他市场主体那样去追逐利润，因为它最终还是要为三农服务，应该将收益用于公益服务”，他说，例如用于助力小农户现代化，农村的养老托幼、基础设施建设等。
李克军认为，从发展趋势看，供销社重新崛起并成为服务农民的载体，确实有一定的可能性。不过，他表示，实现这样的理想目标，前提是吸取以往的教训，以农民为主体，自下而上地对供销社进行彻底改造。而现在很多地方带有非常明显的自上而下政府主导包办的倾向。
柏文喜则表示，只有正视并更正供销社以往存在的问题，才能在重建时发挥出预期的效果。真正的合作经济模式必须是参与主体主导的，以前的供销合作社无论是产权方面还是企业治理上，都有明显的弊端，因此重振供销社，作好供销社的战略定位和市场定位尤为重要。
责任编辑：祝加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