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1年7月，“双减”政策正式发布，距今恰好一年。新东方和它的老师翻红了，更多教培机构却还在转型路上挣扎，它们的幸运之神何时光顾？脱离人生轨道的教培人，疯狂“鸡娃”的家长们，他们又走到哪了？
图源：图虫创意
去年夏天，教育行业的震荡改变了一批人的生活轨迹。
随着多个教育巨头市值断崖下跌，撑起教培行业的销售、主教老师、程序员纷纷被列入公司的裁员名单中。千万教培人的职业发展计划被搁置，他们不得不跳出舒适圈，和应届毕业生一起闯入求职大潮。
就像巨轮被搁浅在茫茫大海，船上的所有人都要想办法逃生，脱离了原来的海域，大批教培人陷入迷茫。在脉脉、小红书、豆瓣小组等各大社交平台，他们总能快速找到同病相怜的战友，一条条转型碰壁的经历和求职贴，诉说着一代教培人的失意。
时隔一年，重新出发的教培人有的逐渐找到了全新的工作方向，以新人姿态适应了其他行业的规则；有的却兜兜转转回到教培岗位，再次面对可能随时出现的不确定性因素。
薪资减半、被裁三次，活在职场最底层
杨洋不敢再回忆去年7月的求职经历，过往工作经验清零，他就像初入职场的大学生一样，一次次遭遇着面试官全方位的审视。
素质教育和成人教育是K12教培人掉头后的第一选择，也曾一度成为资本的新宠。杨洋职业的第一站是当地某头部国学教育平台，然而，不到6000元的薪资撑不起一线城市的生活，而薪资骤降带来的心理落差也难以快速平复。
风口中的教培人经历过职场上的高光时刻，有道精品课高中业务负责人蒋叶光在接受采访时称，2019年公司K12主讲老师中，45%以上的老师年薪超过100万元。
转行前，杨洋在上海有过5年的教培行业工作经验，前两年是语文学科主讲老师，之后逐渐做到产品销售主管，每月收入超过3万元。
如今，国学古色古香的教学环境没有给杨洋带来归属感，更无法填补他经济上的损失，入职一个月后，他递交了辞职信，又一头扎进了成人声音培训赛道。
然而，工作半个月，杨洋一直没等来公司答应签署的劳动合同。在办公室抱怨了几句公司制度不合理后，他的短暂抗争，换来一封裁员通知书。
“降薪、不按照劳动流程走是求职期间的家常便饭，外部刚好抓住这批教培从业者的心理弱点，因为他们知道你没得选择。”杨洋向时代财经说道。
当时，他所在的团队中超过一半都是转型的教培人，一个是“毕业”于字节跳动教育产品瓜瓜龙，另一个曾是学而思的主讲老师。
被裁不到一个月，他先后入职了一家SaaS服务公司和新媒体公司，尝试的岗位逐渐偏离了教育赛道，最终都以“入职一周游”的方式宣告结束。
和不少职场碰壁的教培人一样，杨洋陷入了求职的死循环：他们曾经能在教培行业中独当一面，但当他们以非应届生的身份再出发时，没人愿意把他们当作新人去培养。
小枫的焦虑来得比杨洋要晚一年。去年下半年，她所在的公司向非学科类培训转型，暂时缓解了危机。然而今年3月，公司不再按时发放工资，她认为，这是机构倒闭的前兆。
在拿到最后一个月报酬后，小枫离开了教培行业。在她的计划里，“金三银四”遍地都是工作机会，然而长达两个月的疫情封控拖延了小枫的找工进度。
就像是一下坠入了不熟悉的真空环境，面对招聘岗位需求标注的条条框框，小枫有些退缩，目标中的大多运营岗都要求会拍摄视频和写脚本，这些技能全是她的盲区。
投放到市面的上百份简历终于有了动静，小枫陆续接到过几个面试邀约，大多数岗位在试用期间不交社保和公积金。最终，留给小枫的选项是看上去最没有门槛的客服岗位。
新入职的那天，小枫更新了一条朋友圈动态：“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却得不到结果的日子，我们把它叫做扎根。”
由于遇到业务上的问题，小枫多次请教领导，几乎每天都要被劈头盖脸骂一顿，部门领导的训话时常会惊动整层办公楼。
小枫反复暗示自己：就当是新人好了，不要太介意别人的目光。“客服的工种不会太累，晚上还能自学其他技能，为下一份工作积攒实力。”
放下身段，创业卖咖啡，进厂区拧螺丝
当杨洋第三次接到被裁的消息时，一位远在北京的教培人——连池的咖啡店步入了正轨。
连池是北京海淀区某头部机构的英语老师，海淀黄庄一度被称为补习班的宇宙中心，连池早已习惯每个暑假和上百名学生们打交道，去年夏天，曾经的教培中心陷入沉寂，上完最后一节课后，连池也离开了属于自己的七尺讲堂。
然而在求职过程中，连池屡屡碰壁，他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不好意思，我们不招教培行业的人”。多个无效面试后，连池捡起了大学时期的创业项目：经营一家咖啡店。
起初，连池开咖啡店的初衷是为了方便开展线下补习班。没想到，补习班没有了，咖啡店却开起来了。
从选址、装修再到布局，连池只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银行卡流水只出不进的日子里，他不得不退租了海淀区的小套间，之后的三个月，咖啡店成为他唯一的落脚点。
连池的第一批客户是之前机构里的家长和学生，之后靠着口碑和好评，每天都有新面孔走进他的咖啡厅，高峰期一天能卖出100杯咖啡。
为了把开支降到最低，咖啡店没有额外招募员工。一次，北京遇上暴雨天，外卖平台迟迟无人接单，连池只能骑上电瓶车冲进暴雨中。
同时，他把客户当作门店节流的渠道——教他们学做咖啡。这样即便连池短暂离开店里，也会有轻车熟路的“徒弟”上阵。
不过，咖啡店不是连池的终极目标，白天打点完店里的生意，晚上的时间就让位给考研复习，整个街区，连池总是最后一个熄灯的。
“考研竞争很激烈，我没把考研作为一个必须要达成的目标，而是让自己保持学习的状态。”连池向时代财经坦言，离开教培行业之后，时常会陷入知识焦虑，生怕自己被社会抛弃。
三线城市的教培人吴波没有连池这么幸运。他把教培转型人员分为两类：一部分被裁员潮裹挟着前行，另一部分被无情地拍在沙滩上，自己则属于后者。在三线城市，吴波没有太多可以选择的岗位，“万金油”的房产销售和外卖骑手的收入都远远不及一线城市。
纠结中的吴波陷入了长达半年的内耗，过去攒下的积蓄全部用完，到最后几个月，他只能靠借贷平台拆东墙补西墙维持生活。
今年年初，朋友圈刷屏的工厂招工计划吸引了他的注意，提供住宿和一日三餐，这是吴波能想到的性价比最高的工种。正式进厂之前，吴波经历过一阵心理斗争，他安慰自己，不要在意外界的眼光。
吴波所在的岗位技术含量不高，早上8点进入车间，便开启长达12小时重复单一的作业。工厂里枯燥的生活，让吴波的心逐步踏实下来，他打算把欠款还清之后，再去一线城市闯一闯。
躲躲藏藏的培训老师，终点是进入体制内
带着犹疑和忐忑转型的教培人，在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后，总算开启了新的人生篇章。然而，仍有人选择留在教培行业，继续面临漫长的煎熬和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
拉勾招聘数据显示，有7.4%的教育从业者继续留在了教育行业。赵晗就是其中之一。
双减政策落地半年后，赵晗成了一名“自由老师”，一个人承担起招生、教学、售后等一系列的工作。这个暑假，她要负责12个孩子的一对一课程，最满的日程安排一天要上10小时的课，加上来回路程，赵晗的工作量接近饱和。
暑期临近时，赵晗一天内能接到不下10个家长的电话，他们的语气中往往透着焦虑，向赵涵列举班里学生期末的最高分，和自己小孩所在的排名，每一句话都让赵晗感到肩上的负担更重了。
失去机构销售、售后搭建的缓冲带，赵晗要面对来自家长的全部压力。“只要带的孩子有任何分数变动，家长们就紧张起来。如果孩子的成绩始终不起色，就会丢失掉这个生源。”
在转型的阵痛期，赵晗经历了3个月零收入的状态。对于教培行业来说，假期是抓住生源的黄金时期，从0生源到满员出发，赵晗花费了半年时间，在她眼里，留下的生源就像救命稻草。
不过，自立门户后，赵晗代课的收入可观，一节课（120分钟）的最低收费标准是300元，算下来，赵晗暑期的收入至少4万元。
不过，“自由教师”依然是一份不能见光的工作。赵晗每次前往授课地点都会胆战心惊。“你是来干嘛的？”面对物业人员稍带严厉地质问，她只能伪装成家政阿姨才能躲过一劫。
由于疫情反复打断了线下课程，赵晗趁机开设了一对一网络课程，任何意外发生都得准备替补方案。“如果说之前在机构是100%投入到工作中，现在就是200%的付出，晚上11点想到课程亮点时，我也会立刻打开电脑工作。”
然而，高收入始终敌不过铁饭碗的诱惑。在家人的观念里，失去社保和公积金的工作是没有保障的，被排除在正规职业之外，只有考上在编教师才是师范毕业生的应属之地。。
赵晗也考虑过，迟早有一天会面临结婚生育的现实，如果课程不得不暂停一段时间，学生们等不起，所有攒下的生源也会顷刻清零。
暂别教培行业一段时间后，筱筱又重返了素质教育岗位，只是从部门主管降级为普通教员。
在这之前，她投了上百份简历，90%以上的公司没有任何回音，剩下的10%都是“不正规的小公司”。她怀念站上讲台上课的成就感，同学们的反馈和鼓励是实时的，而这种满足感会在学生升学考试后达到巅峰——她带过好几个中考英语成绩超过140分的学生。
“好像除了上课，自己没有其他工作技能。”筱筱向时代财经说道。经历过近一年的震荡期，筱筱发现校区的人员规模收缩严重，大多数老师要顶住招生和教学“两座大山”。
筱筱说，另一个角度看，自己也渐渐理解了双减的意义。2020年夏天，在线教育的广告铺满整个互联网，落在每个老师肩上的压力则是续课率，筱筱不得不硬着头皮挨个给家长打电话。
“一到续课季，大家就像打了鸡血一样，每天更新的数据排名都在逼着你向家长们传递升学焦虑。”筱筱觉得自己无形中成了教育商业化的助推器。
只是，个人的选择困境还在继续。周末深夜里，筱筱在小红书写下自己的焦虑：“到底是继续教培工作，还是进入公立学校？”评论区有90%回复指向公立学校，而筱筱内心也有了自己的答案。
风波后的教培行业摇摇欲坠，筱筱不考虑把机构老师当作终生事业。“今年就业形势紧张，只能先把素质教育当作中转站，之后再做其他选择。”
（文中受访者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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