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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一周年,教培人挣扎求生:薪资减半,一个月被裁三次

编者按:2021年7月,“双减”政策正式发布,距今恰好一年。新东方和它的老师翻红了,更多教培机构却还在转型路上挣扎,它们的幸运之神何时光顾?脱离人生轨道的教培人,疯狂“鸡娃”的家长们,他们又走到哪了?

图源:图虫创意

图源:图虫创意

去年夏天,教育行业的震荡改变了一批人的生活轨迹。

随着多个教育巨头市值断崖下跌,撑起教培行业的销售、主教老师、程序员纷纷被列入公司的裁员名单中。千万教培人的职业发展计划被搁置,他们不得不跳出舒适圈,和应届毕业生一起闯入求职大潮。

就像巨轮被搁浅在茫茫大海,船上的所有人都要想办法逃生,脱离了原来的海域,大批教培人陷入迷茫。在脉脉、小红书、豆瓣小组等各大社交平台,他们总能快速找到同病相怜的战友,一条条转型碰壁的经历和求职贴,诉说着一代教培人的失意。

时隔一年,重新出发的教培人有的逐渐找到了全新的工作方向,以新人姿态适应了其他行业的规则;有的却兜兜转转回到教培岗位,再次面对可能随时出现的不确定性因素。

薪资减半、被裁三次,活在职场最底层

杨洋不敢再回忆去年7月的求职经历,过往工作经验清零,他就像初入职场的大学生一样,一次次遭遇着面试官全方位的审视。

素质教育和成人教育是K12教培人掉头后的第一选择,也曾一度成为资本的新宠。杨洋职业的第一站是当地某头部国学教育平台,然而,不到6000元的薪资撑不起一线城市的生活,而薪资骤降带来的心理落差也难以快速平复。

风口中的教培人经历过职场上的高光时刻,有道精品课高中业务负责人蒋叶光在接受采访时称,2019年公司K12主讲老师中,45%以上的老师年薪超过100万元。

转行前,杨洋在上海有过5年的教培行业工作经验,前两年是语文学科主讲老师,之后逐渐做到产品销售主管,每月收入超过3万元。

如今,国学古色古香的教学环境没有给杨洋带来归属感,更无法填补他经济上的损失,入职一个月后,他递交了辞职信,又一头扎进了成人声音培训赛道。

然而,工作半个月,杨洋一直没等来公司答应签署的劳动合同。在办公室抱怨了几句公司制度不合理后,他的短暂抗争,换来一封裁员通知书。

“降薪、不按照劳动流程走是求职期间的家常便饭,外部刚好抓住这批教培从业者的心理弱点,因为他们知道你没得选择。”杨洋向时代财经说道。

当时,他所在的团队中超过一半都是转型的教培人,一个是“毕业”于字节跳动教育产品瓜瓜龙,另一个曾是学而思的主讲老师。

被裁不到一个月,他先后入职了一家SaaS服务公司和新媒体公司,尝试的岗位逐渐偏离了教育赛道,最终都以“入职一周游”的方式宣告结束。

和不少职场碰壁的教培人一样,杨洋陷入了求职的死循环:他们曾经能在教培行业中独当一面,但当他们以非应届生的身份再出发时,没人愿意把他们当作新人去培养。

小枫的焦虑来得比杨洋要晚一年。去年下半年,她所在的公司向非学科类培训转型,暂时缓解了危机。然而今年3月,公司不再按时发放工资,她认为,这是机构倒闭的前兆。

在拿到最后一个月报酬后,小枫离开了教培行业。在她的计划里,“金三银四”遍地都是工作机会,然而长达两个月的疫情封控拖延了小枫的找工进度。

就像是一下坠入了不熟悉的真空环境,面对招聘岗位需求标注的条条框框,小枫有些退缩,目标中的大多运营岗都要求会拍摄视频和写脚本,这些技能全是她的盲区。

投放到市面的上百份简历终于有了动静,小枫陆续接到过几个面试邀约,大多数岗位在试用期间不交社保和公积金。最终,留给小枫的选项是看上去最没有门槛的客服岗位。

新入职的那天,小枫更新了一条朋友圈动态:“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却得不到结果的日子,我们把它叫做扎根。”

由于遇到业务上的问题,小枫多次请教领导,几乎每天都要被劈头盖脸骂一顿,部门领导的训话时常会惊动整层办公楼。

小枫反复暗示自己:就当是新人好了,不要太介意别人的目光。“客服的工种不会太累,晚上还能自学其他技能,为下一份工作积攒实力。”

放下身段,创业卖咖啡,进厂区拧螺丝

当杨洋第三次接到被裁的消息时,一位远在北京的教培人——连池的咖啡店步入了正轨。

连池是北京海淀区某头部机构的英语老师,海淀黄庄一度被称为补习班的宇宙中心,连池早已习惯每个暑假和上百名学生们打交道,去年夏天,曾经的教培中心陷入沉寂,上完最后一节课后,连池也离开了属于自己的七尺讲堂。

然而在求职过程中,连池屡屡碰壁,他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不好意思,我们不招教培行业的人”。多个无效面试后,连池捡起了大学时期的创业项目:经营一家咖啡店。

起初,连池开咖啡店的初衷是为了方便开展线下补习班。没想到,补习班没有了,咖啡店却开起来了。

从选址、装修再到布局,连池只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银行卡流水只出不进的日子里,他不得不退租了海淀区的小套间,之后的三个月,咖啡店成为他唯一的落脚点。

连池的第一批客户是之前机构里的家长和学生,之后靠着口碑和好评,每天都有新面孔走进他的咖啡厅,高峰期一天能卖出100杯咖啡。

为了把开支降到最低,咖啡店没有额外招募员工。一次,北京遇上暴雨天,外卖平台迟迟无人接单,连池只能骑上电瓶车冲进暴雨中。

同时,他把客户当作门店节流的渠道——教他们学做咖啡。这样即便连池短暂离开店里,也会有轻车熟路的“徒弟”上阵。

不过,咖啡店不是连池的终极目标,白天打点完店里的生意,晚上的时间就让位给考研复习,整个街区,连池总是最后一个熄灯的。

“考研竞争很激烈,我没把考研作为一个必须要达成的目标,而是让自己保持学习的状态。”连池向时代财经坦言,离开教培行业之后,时常会陷入知识焦虑,生怕自己被社会抛弃。

三线城市的教培人吴波没有连池这么幸运。他把教培转型人员分为两类:一部分被裁员潮裹挟着前行,另一部分被无情地拍在沙滩上,自己则属于后者。在三线城市,吴波没有太多可以选择的岗位,“万金油”的房产销售和外卖骑手的收入都远远不及一线城市。

纠结中的吴波陷入了长达半年的内耗,过去攒下的积蓄全部用完,到最后几个月,他只能靠借贷平台拆东墙补西墙维持生活。

今年年初,朋友圈刷屏的工厂招工计划吸引了他的注意,提供住宿和一日三餐,这是吴波能想到的性价比最高的工种。正式进厂之前,吴波经历过一阵心理斗争,他安慰自己,不要在意外界的眼光。

吴波所在的岗位技术含量不高,早上8点进入车间,便开启长达12小时重复单一的作业。工厂里枯燥的生活,让吴波的心逐步踏实下来,他打算把欠款还清之后,再去一线城市闯一闯。

躲躲藏藏的培训老师,终点是进入体制内

带着犹疑和忐忑转型的教培人,在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后,总算开启了新的人生篇章。然而,仍有人选择留在教培行业,继续面临漫长的煎熬和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

拉勾招聘数据显示,有7.4%的教育从业者继续留在了教育行业。赵晗就是其中之一。

双减政策落地半年后,赵晗成了一名“自由老师”,一个人承担起招生、教学、售后等一系列的工作。这个暑假,她要负责12个孩子的一对一课程,最满的日程安排一天要上10小时的课,加上来回路程,赵晗的工作量接近饱和。

暑期临近时,赵晗一天内能接到不下10个家长的电话,他们的语气中往往透着焦虑,向赵涵列举班里学生期末的最高分,和自己小孩所在的排名,每一句话都让赵晗感到肩上的负担更重了。

失去机构销售、售后搭建的缓冲带,赵晗要面对来自家长的全部压力。“只要带的孩子有任何分数变动,家长们就紧张起来。如果孩子的成绩始终不起色,就会丢失掉这个生源。”

在转型的阵痛期,赵晗经历了3个月零收入的状态。对于教培行业来说,假期是抓住生源的黄金时期,从0生源到满员出发,赵晗花费了半年时间,在她眼里,留下的生源就像救命稻草。

不过,自立门户后,赵晗代课的收入可观,一节课(120分钟)的最低收费标准是300元,算下来,赵晗暑期的收入至少4万元。

不过,“自由教师”依然是一份不能见光的工作。赵晗每次前往授课地点都会胆战心惊。“你是来干嘛的?”面对物业人员稍带严厉地质问,她只能伪装成家政阿姨才能躲过一劫。

由于疫情反复打断了线下课程,赵晗趁机开设了一对一网络课程,任何意外发生都得准备替补方案。“如果说之前在机构是100%投入到工作中,现在就是200%的付出,晚上11点想到课程亮点时,我也会立刻打开电脑工作。”

然而,高收入始终敌不过铁饭碗的诱惑。在家人的观念里,失去社保和公积金的工作是没有保障的,被排除在正规职业之外,只有考上在编教师才是师范毕业生的应属之地。。

赵晗也考虑过,迟早有一天会面临结婚生育的现实,如果课程不得不暂停一段时间,学生们等不起,所有攒下的生源也会顷刻清零。

暂别教培行业一段时间后,筱筱又重返了素质教育岗位,只是从部门主管降级为普通教员。

在这之前,她投了上百份简历,90%以上的公司没有任何回音,剩下的10%都是“不正规的小公司”。她怀念站上讲台上课的成就感,同学们的反馈和鼓励是实时的,而这种满足感会在学生升学考试后达到巅峰——她带过好几个中考英语成绩超过140分的学生。

“好像除了上课,自己没有其他工作技能。”筱筱向时代财经说道。经历过近一年的震荡期,筱筱发现校区的人员规模收缩严重,大多数老师要顶住招生和教学“两座大山”。

筱筱说,另一个角度看,自己也渐渐理解了双减的意义。2020年夏天,在线教育的广告铺满整个互联网,落在每个老师肩上的压力则是续课率,筱筱不得不硬着头皮挨个给家长打电话。

“一到续课季,大家就像打了鸡血一样,每天更新的数据排名都在逼着你向家长们传递升学焦虑。”筱筱觉得自己无形中成了教育商业化的助推器。

只是,个人的选择困境还在继续。周末深夜里,筱筱在小红书写下自己的焦虑:“到底是继续教培工作,还是进入公立学校?”评论区有90%回复指向公立学校,而筱筱内心也有了自己的答案。

风波后的教培行业摇摇欲坠,筱筱不考虑把机构老师当作终生事业。“今年就业形势紧张,只能先把素质教育当作中转站,之后再做其他选择。”

(文中受访者皆为化名。)

责任编辑:祝加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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