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读职校，真的很丢人吗
图/视觉中国
文|《财经》杂志实习生王月伦
编辑|施智梁
“如果不好好读书，你就要去龙山火葬场了。”
这是小董在读书的时候，老师常常用来督促学生用功的口头禅，因为龙山火葬场附近有一所当地的职业学校。
几年过去了，当小董也成为一名中学老师后，她发现，即使在强调发展职业教育的今天，“读职校很丢人”类似的观念或偏见，并没有从中学生和家长心中消逝。相反，伴随一二线城市日益激烈的学业竞争，“50%的职校分流”无疑是家长和学生升学焦虑方面的又一重砝码。
“混日子”、“问题少年”、“未来流水线上的螺丝钉”、“被淘汰者”……这些职校的标签让家长“不相信进入职校可以真正地学到一门养活自己的技术”，不愿让自己的孩子去做职业教育发展的“试金石”，即使孩子难以在非职业教育中找到合适位置。
现如今，带着这些刻板印象进入职校执教的小张感受到，许多“圈外人”不知道的职校生活正在重塑职校生在就业市场上的地位。
“那些和学校有合作的企业都抢着要职校生。职校生做两三年一线工人后，还可以转制图、设计等岗位。”在小张看来职校生的出路是多元化的，高考班的可以考大学，企业班的可以当蓝领，甚至有从职校考上本科，最终回校当老师的。
如果说这是一线城市职业学校的常态，那么与县域地区或是教育资源匮乏地区相比，这些曾经不受认可的职校生，已算是拥有选择的幸运者。
与教育发达地区存在的“职校分流”焦虑不同，在一些乡村、县域，职校对于许多不符合打工年龄，但又需要“找个地方待着”的青少年来说，是继续麻木生活下去的过渡点。
他们没有焦虑和挣扎，只有惯性的接受。他们没学成可以傍身的技术，最后只能在家乡附近的城市里务工，不断更换着一份份没有前景和希望的临时工作，拿着养活自己都难的极低薪资。
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预计到2035年，我国职业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前列，技能型社会基本建成。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位大幅提升，职业教育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高度匹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作用显著增强并对此指出实施要求，分别为强化职业教育类型特色；完善产教融合办学体制；创新校企合作办学机制；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打造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品牌。
文件中的实施要求也获得众多企业、职校的积极响应。当企业与职校工科专业、高校与职校高考班的合作成效，开始将职校从过去的种种污名中解救出来时，巨大的城乡教育差距又将职业教育的整个生态状况打回原形。
因为在光还没有照到的地方，有些改变的推进，任重而道远。
一线城市职校：各奔前程的高考班、普通班
在浙江宁波一所中学任教的小董告诉《财经》记者，校长近期在朋友圈转发了一所当地职业学校的喜报，内容是这所职校今年有不少人考上了大学。校长配上了一段文字说，要以新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职校，来看待我们学校进入职高的孩子们了。
但是小董和其他老师们对此表示，让适合职业发展的孩子能够主动选择去职校，大家都乐见其成，但是回到现实，中学对普高率的强调和考核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所在区内排名前列的中学更是如此。
图/IC
这份依然以“是否升入普本”作为衡量标准的喜报，似乎又是以另一种方式在逃离“职业”这个标签。这些可以登上喜报的“逃离者”通常来自职校的高考班。
《财经》记者了解到，当地的一所工学院，其中有一半的学生是从职校的高考班考入，他们大多是当年仅差几分，而与普通高中失之交臂的中学生。他们通常作为职校教育中的佼佼者而有机会进入高考班，获得一次谋求更好出路的入场券，走上大多数人眼中更主流的求学道路。
在职校机械专业执教的小张认为，职高出来的、专业性比较强的学生考进大学之后，发展可能会比普高毕业的好，因为普高没有接触过专业技能知识，但是职高的学生已经提前接触三年了。这和企业招职校生很相似，因为职校生上手快。小张表示，她在上大学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老教授过来上一两节理论课，很少有职校里系统地做钳工、数车、普车这些技术活的机会。
这些高考班的学习氛围也在打破职校生“抽烟喝酒”、“打架斗殴”等固有的“坏孩子”标签。初入职校工作时，一节早读课就改变了小张对职校生的刻板印象。“我印象中职高是没有老师管就会乱成一团的，但是当时早读的时候，没有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在，他们只有一个人领读，全班都很大声、很整齐地跟读。你会觉得这里和普高没有什么区别。”
然而，如果职校生比较好的发展目标依然是考上普通本科，这是否是对职业教育的偏离呢？小张老师直言“谁都想有更进一步提升能力、就业竞争力的机会”。
而中学老师小董则给出了就业层面以外的想法：“高考班算是给这些十几岁就被分流的孩子，留下了一种可能性。”因为在她看来，很多孩子分流进职校不是他主观的职业选择，是分数让他们被动地被淘汰、被筛选，被动地接受这一切职业安排，尽管他们还没到能够清楚意识到什么是职业选择的年纪。
高考班可以让职校生在不想走被动选择的职业道路时，还有努力的机会。但是高考班、企业班是职校的主体吗？答案是“人数占比不高”。
小董表示，高考班和普通班的分流，对于职校的孩子，是他们在中考中落选后，再一次被筛选、被淘汰的过程。一个职高可能就一两个高考班，剩余的绝大多数在另一重淘汰下，自暴自弃的心理会越来越深，恶性循环。
一直执教高考班的小张也提到，不在高考班、企业班的职校生，“混日子”的情况会比较多。
高考班、升本率、就业率是如今支撑职高的三大门面，但仅靠门面，不足以让家长抛开对职高的顾虑，放下“上职高很丢人”的心理负担。
“要不要给孩子报花钱就能上的私立高中？”这是小董在家访的过程中，常常被问到的问题，处于升学焦虑的家长们有时宁愿付出昂贵的经济代价，也不愿让孩子分流进职校。
事实上，这些私立高中的学习氛围不强在当地众所周知，且能够考上本科的学生数量“有时候两只手数得过来”，一本更是“想都不用想”，但是家长们“放不下这个面子”。所谓的职校分流，在许多时候，是学业落后且家庭经济情况不太好的孩子被分流。
聚光灯照不到的县域职校
为了完成一项有关乡村教育的科研项目，从河南濮阳小乡村考出来的研究生肖兰，拥有了一次回望家乡教育发展的机会，她感受到，初中毕业10年后，自己和当年分流进职校的初中同学，处于完全不同的人生阶段。
“我初中的闺蜜是去县城的职高，后来从职高退学后就去打工，做了两年收银员和印刷厂工人，接着认识了她现在的丈夫，很快结婚生子后就再没有出来工作，家庭的经济来源依靠丈夫在其他城市务工。”
这样的家庭生活，在肖兰的家乡，是许多县域职校生毕业后的普遍状态。当回乡联系初中闺蜜时，还处于学业压力和就业焦虑中的肖兰很难找到更多共同话题，只能聊聊闺蜜的孩子。
在教育资源匮乏的乡村，职校分流并不会带来焦虑，甚至有时候退学都不会是一个家庭的惊天大事，职校像是许多乡村中学生步入工厂前的“预科班”，没有什么不可接受。
“有一天看到有工人在那铺地砖，就想起我爸也同样在打工，干活很辛苦，自己在职校吃喝玩乐、混日子也是浪费时间，就不上学了。”闺蜜如此和肖兰解释自己离开职校的原因。
肖兰告诉《财经》记者，身边在县城职校里上学的同学，很少有人真正学到谋生技能的，即使有学生一开始抱着积极的学习心态进入职校，但职校整体的自暴自弃氛围，会很快让这些职校生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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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不管这些学生吗？“县城职校的老师很少会叫醒在课堂上沉睡的学生，甚至会担心把学生叫醒后，无法控制课堂纪律。如果所有人都睡着了，老师只是停止讲课。”在这样的环境下，肖兰目前在职校学计算机的表弟，并没有如父母所期待的，去成为一名能编码的程序员，而是在学校的安排下，去了一家电子厂的流水线实习。表弟对肖兰说：“学校老师自己也不会多少编程。”
“大多数情况下，这里的女生会选择幼师、空乘，男生会选择汽修、计算机，但是真正走向就业市场实习或工作时，男生还是去工地打工，女生勉强找到柜台或村里幼儿园的临时工作，每个月拿一两千。”肖兰所认识的职校生大多数没有从事专业对口的工作，而且工作流动频繁。
在肖兰的调研中，县城职校的不正规只是乡村教育衰落中的一个小缩影。
肖兰向《财经》记者透露，乡村中学是支撑县城职校生源的主要力量，“县城职校会和乡村中学预定生源指标”。言下之意，乡村中学里能通过读书来获得更多改变命运机会的学生，越来越少了，且对于职校来说，他们并不是一群需要学习谋生技能的年轻人，只是让职校能继续存在的“指标”、“人头数”。
肖兰解释，十年前的乡村就有类似的迹象。“当时我们班有六七十人，有一次我考了班级15名，老师就跟我说，你如果一直是这个成绩，就只能去上职高。”如今，在看不到县城职校发展前景的情况下，乡村中学的普高率只降不升。
乡村中学和县城的职校一样，既留不住想学的学生，也留不住有更高教学水平的老师。
“我们这里如果不是城市户口，就不能在县城读初中，这有一部分原因也可能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去留住人，但是大部分能负担得起的，还是花钱进县城初中了，哪怕在县城的中学还是垫底，但至少有一线希望。”肖兰特别能理解这些家长和学生，因为现在的乡村中学的老师来来去去，流动性极大，学生一年能换好几位任课老师，这不是一个稳定的学习环境。
由此，许多没能去县城读书的孩子，一开始就大致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失去了对学习的信心，这种淘汰、放弃挣扎的心态也被带入到职校的学习中。
更令人担忧的是，乡村教育、县城职业教育的落后，最后会形成一个代际的闭环。
肖兰经常听闺蜜说，她这一辈子算是被两个孩子给拴住心了。最起码孩子两岁前需要妈妈陪伴着，除非他上幼儿园或者上一年级，如果你能狠得下心，把他丢给家里的老人照顾，你才有机会出去打工。
据肖兰观察，这些留守儿童极大概率又会重新走一遍父母的道路，在没有足够的父母、老师引导的教育中，在乡村中学中接受不稳定的教学环境，随后被分流进“浑浑噩噩”的县城职校生活，最后没有选择地将职业交给工厂、工地、收银台和婚姻。
今年，肖兰正在上初中的弟弟即将加入职校、高中分流的大军，弟弟的成绩时常让她感到担忧，提及如果弟弟要被分流进职校，这是不是一件可以接受的事？肖兰坦言，如果是县城的职高，她就是带有偏见和顾虑的。
“如果是上海这些地方的职业教育，一定比我们那里强得多，视野也会不同。但在我们那儿的县城职高，坦白说就是没有任何作用，反而还有可能染上坏毛病。我基于接触到的学生、看到的现实案例，他们没有几个真正学到了一门技术，还不如直接去找个师傅当学徒。”
职校教育究竟缺什么？
《财经》记者发现，目前帮助职校生走出“被淘汰者”状态的模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政府、企业牵头的，以改善职校生就业状况为目标的举措，属于物质层面。另一类是由社工组织、学校教工共同合作，帮助职校生重塑自我认同感，关注职校生心理健康发展，属于精神层面的协助。与前者在部分地区、部分专业上初见成效相比，后者是一个见效慢，需要缓慢渗透，同时需要更多人关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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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研究生期间的一次调研让梁自存开始想要为职校生做一些公益服务。当时调研的地点是一所工厂，梁自存发现这里有很多年龄很小便出来实习或者打工的职校生。对于他们来说，外面的社会环境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甚至会有危险。
梁自存告诉《财经》记者，在工业区有各种各样的关于小诊所、不正规的劳务中介的小广告，甚至还会有几个传销窝点。这些具有误导性的信息，对于正处于青春期的、缺乏引导的孩子来说，不仅会带来劳动权益上的损害，还会对身体、心理造成伤害。
因此，梁自存创办为职校生服务的公益组织“HOPE学堂”之初，只是想要为职校生做一些青春期相关的教育，提供一些资讯，但在接触更多职校生后，他发现，职校生面对的社会环境和内在心理的问题不止于此。
上述提到的区域差距，梁自存对此也颇为关注。“职业教育有个明显特点，就是跟当地产业的关联度比较高，珠三角、长三角产业经济比较发达，所以它实习、就业的机会比较多，学生平时能接触各行各业，职校教育的发展也相对好一些。学生通过学习生活的环境，会有一些自我的职业选择意识。”
梁自存向《财经》记者介绍，国营工厂改制之后，职校和国营企业、国家相关产业部门的关系开始剥离，而在此之前，职校和国企之间的关系是比较紧密的，很多中专生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国企上班。因此，在改制之前，中专是许多成绩好的学生的选择之一。98年之后，大学开始扩招，城市很多新兴职业开始发展起来，对人才的需求跟以前很不一样，职校的地位也一落千丈。
目前许多政府引导或企业自发的“物质层面”的举措，在某种程度上，是在重建这种“职校和企业的紧密关系”。如《财经》记者此前报道，吉利汽车大笔投入民办学历教育领域，在全国设立了十所院校，培养从中高职到研究生不同学历范畴的人才，为企业的全产业链提供长期发展动力。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地区的职校因地制宜，基于当地产业设有白酒酿造专业、陶瓷设计专业等。
此前，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徐国庆的相关研究表明，选择以高端制造业为主体产业形态的国家，必须有高水平的职业教育做支撑。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不可能把这么多劳动人口导向服务业，包括现代服务业，必须要有相当规模的、基于人的技能的制造业来提供丰富就业机会。
那么，从产业经济的角度来看，我国职校发展的症结有哪些？徐国庆教授在研究中指出，目前企业介入职校教育的程度还是比较低，缺乏相关的制度基础。企业内部缺少对劳动者具有足够吸引力的工作机会，所以学生不甘心只做工人，对通过接受职业教育进入技能型岗位的积极性不足，同时，学生积极性不高也是企业不愿意参与职业教育的重要原因。如果未来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可以提高，并能参与企业决策，而不是像目前许多企业中的工人那样，只是流动的务工者、机器的附属品，那么企业在职教中的角色会迎来转型。
一条更远的路：带职校生走出失败者心理
颇感意外的是，与就业相比，在《财经》记者的采访过程中，“自我认同”是更高频被提及的词。
梁自存之前在播客节目“打工谈”中也提到，在与职校生接触后感受到，发掘他们的兴趣、提高他们的自我认同是一件亟需去做的事情。
“自我认同低”并非全部来源于社会标签的影响，小董、肖兰、梁自存在与职校生的交谈中发现，许多职校生的自我封闭、缺乏自信和家庭关系、成长环境有莫大的关联。
小董向《财经》记者分享，有一位孩子被分流至职校的家长曾和她交流说，孩子的父亲常年酗酒，酗酒了之后还会家暴，会拿椅子砸她，还会喊你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所以女儿从小到大都是在语言暴力加肢体暴力的环境下长大。这位学生在家找不到归属、认同后，就和社会上的混混走得很近，因为只有他们会去理她，给她一些她认为比较正向的支持。后来这位学生也就慢慢地染上那些抽烟喝酒的习惯，完全没有心思学习。
小董说，类似的家庭问题在这些被分流到职校的学生身上发生的概率很大。“有美满家庭的孩子不一定学习成绩就好，但是如果孩子出现打架斗殴、抽烟喝酒这些大问题，基本上可以在家庭环境上追溯到一些原因。”
梁自存曾在一次戏剧教学活动中，鼓励职校生说出一些成长过程中困扰自己的事情，其中就有一位学生吐露，以前有一门课考得不好，回去之后爸爸妈妈就把他骂了一顿，说你就不是读书的料，就是差。他对此耿耿于怀，就开始对学习的兴趣、信心越来越低了。活动中，梁自存问他，如果在戏剧中改变这个情节，希望父母怎么做？学生说，成绩考得差，他也很难过，父母能不能先看到他的心情？
成长环境问题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还可能体现为信息交流的闭塞，尽管大部分父母会对孩子说“只要你能往上读，我砸锅卖铁也供你”，但是很多父母用尽全力提供的帮助可能也仅限于此。
肖兰在和《财经》记者谈起家乡职校毕业生的工作状态时，常说“他们没有这个意识”。这个“意识”是指，他们的父母很难给他们更多的资讯，让他们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现在的就业形势”以及“思考职业的下一步怎么发展”，“自我意识”尚待发掘，更何谈自我认同。
今年，肖兰和家乡一位在眼镜店工作的职校毕业生交流，询问她会不会考虑学验光和配镜片，这样以后可以自己管店或开店。但肖兰得到的回答是，她满足于现在的生活，每天接待接待顾客，其余时间在店里玩手机。“他们没有意识去学技术、学管理，父母也没法在他们的职业道路上有提点，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就这样了，挺好的。”
对于社会给职校生贴的“问题少年”标签，梁自存认为，“虽然这些职校生中存在不能够很好沟通，不能很好处理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沉迷玩乐等等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是职校生的标签，而是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需要共同去面对的成长任务，需要通过建立支持性的关系网络去帮助他们克服其中的困难，得到更好的发展。”
而这些问题背后的家庭关系、成长环境，更不只是青少年需要独自跨越的山丘沟壑。
（文中小董、小张、肖兰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张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