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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护士成为侦探

原标题:当护士成为侦探

受助者们在护士的引导下回病房大楼。新京报记者冯雨昕摄

受助者们在护士的引导下回病房大楼。新京报记者冯雨昕摄

文|新京报记者冯雨昕

6月11日上午,李广山擦把脸,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穿上一件红底绣黄龙的唐装。

几个护士领他向外走时,他驼着背,盯住自己一侧的脚,走得还有点稀里糊涂。

到了衡水第七人民医院门口,有两个年轻男子在等着和他照面。三人站到一块儿,都是瘦脸尖脑壳,“眉毛眼睛是像一家人。”护士长王海云说。

李广山迟疑地抬眼看。王海云问他,认识吧?这是谁呀?李广山只是笑,含着下巴不说话。王海云又说,来拥抱一下吧!

两个年轻男子冲上去揽住李广山的肩膀,很沉默地抹开了眼泪。抱了会儿,两人一左一右将李广山揽着,走到院门口的车上。李广山全程很顺从,但一直没说话,只是张着嘴笑。

王海云说,李广山平时是爱憨笑,但从没见他笑得这么久。所以那一刻她就知道,“他也准是认出来了!”

这是阔别十四年后,李广山的两个儿子来接他回家了。李广山六十岁不到,患有精神障碍,2007年在云南楚雄老家走失。后辗转多地,2011年被北京某救助站救助,又于2019年7月转入衡水七院。

2016年1月31日,由北京市民政局、河北省民政厅等单位统筹,衡水市第七人民医院(原衡水市精神病医院)开放接收长期滞留北京的智力及精神障碍流浪受助者。同年,院内医护开始为这些受助者们寻亲。

来到衡水七院之前,李广山不叫李广山,他只有救助代号“顺救68”。他在衡水七院找回了李广山的身份,并成为院内第653个找到家人的受助者。

衡水第七人民医院病房大楼。新京报记者冯雨昕摄

衡水第七人民医院病房大楼。新京报记者冯雨昕摄

“跟侦探一样做地毯式的排查”

每天早上六点半,当受助者们集中到衡水七院的病区活动室里吃早饭时,护士们一面分着餐,一面见缝插针地问:你最近想起些什么没?你叫什么?你老家在哪儿?

而后的一天中,饭前饭后、玩游戏、看电视、散步运动时,受助者们还将多次被问询。

李广山就是在回答了这些问询后找到家人的。护士们认为这说简单也简单——只要这个曾经的“顺救68”明确说出自己叫李广山,老家在云南楚雄的某某村,护士们据此找到当地政府,几个电话就替他联系上了家人。

说难也难——和李广山一样,这些精神涣散的受助者们从全国各地而来,滞留短则数月,长则数年,其中大多数闹不清自己的身份。被从北京的救助站送到衡水七院时,他们多半没有大名,往往以其被发现并救助的地区为代号,像李广山是在北京顺义区被救助的,因此叫“顺救68”,还有如“通民48”“丰405”“昌六十三”等,又或者叫“南苑”“大屯”“交道口”。若受助当日比较特别,则可能被称作“雪夜”“除夕”。

被问起叫什么名字,有的受助者一会儿说姓张,一会儿说姓刘;问家是哪儿的,有说在国外,有的说自己从天上来。李广山2019年就转入了衡水七院,但直到最近才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家庭地址。“从前不是名字对、地址错,就是地址对、名字错。”王海云说。

医院内有一本彩页精装中国地图册,足有五六公分厚,涵盖国内各省,精确到个体的村落位置。有时受助者们答一个村名,医护们就在地图上用铅笔勾出,再排查附近的村子及风景名胜,找到官方的电话,一个个打过去问。这册子买了两年多,里外已被翻得卷了边儿。

“跟侦探一样做地毯式的排查,总会有结果。”王海云说,“只要受助者说一个相对详细的地址,我们都会很重视。因为有些东西他编不出来。比如他说他是浙江的,这可以编。再往下,哪个镇、哪个村?这些也能编吗?”

但凡问出些新信息,通通记到“问询簿”上,再作分析、排查。王海云说,这问询簿和病例本一样,是每个受助者各有一份的。

大家逐渐总结出许多问询技巧。最基本的是和受助者们搞好关系,分水果的时候多给一块,发零食的时候多给个小蛋糕。“很多有智力障碍的受助者就和小孩子一样,对吃非常有兴趣,你给他吃东西,他就愿意和你说话。”

医护们私下会学几句各地方言,试图靠听口音判断受助者的籍贯:四川人管鞋子叫“孩子”,陕西人的玉米叫“苞谷”。有过于难懂的方言,就录下来放到志愿者群里,让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听来分辨。实在分不清南北方人时,护士们就问“你们那儿有暖气吗?”“平时吃米饭还是吃馒头?”

护士曹美曼曾照料过一个罗姓受助妇女。来院两三个月,罗姓女子总是嘟嘟囔囔说些听不清的话。唯有一次,曹美曼听到她说了句“弄啥嘞?”

曹美曼一想,这不是河南话吗?便试着用河南话和她又聊了两句。“我说你大叫啥?你叫啥?她就说,俺叫罗啥啥,俺大叫啥啥。我又说你河南哪儿的?她说俺是河南商丘某某村的——这么就对上了。”最终成功联系到了罗姓女子的弟弟。

若口头问答困难,就找别的途径沟通。曾有个叫林学斌的受助者,进医院时插着鼻饲、尿管,缠了一身的病。王海云问他姓名地址,他张嘴说不出一句囫囵话,但眼睛直勾勾瞪着,“能感觉出他是非常想告诉我的。”拿了纸笔给他,他颤巍巍写下自己的名字和家庭地址。医院由此联系上当地公安,成功为他寻亲。

但问询也有不灵光的时候。护士李晶的病区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说自己叫邓某英,籍贯河北秦皇岛某村。医院联系当地,得知村里确实有这么个邓某英,但其人正好端端在家呆着呢。

后来,彼邓某英举着身份证拍了张照片传到医院,而此邓某英还是坚称自己才是真正的邓某英。

“有时候受助人员说自己的名字,其实是他妈妈或者兄弟姐妹的名字,甚至可能只是他听过的名字……他们不是想骗你,是他们自己也深陷在自己想象的身份中,自己都深信不疑了。”李晶说,问询靠坚持,也靠运气,“坚持问下去,可能哪天受助者看到有病友回家了,他自己就也想家了;或者有一天他突然心情好了、记忆恢复了——他就会和你说真话了。”

女性受助者在医院后花园做游戏。新京报记者冯雨昕摄

女性受助者在医院后花园做游戏。新京报记者冯雨昕摄

离家的人们

走在衡水七院的公共区域,有时能看到受助者们聚在一起玩游戏。跳绳、扔毽子、拍皮球。要回房时,就两两拉着手,结成四五个对子,由两个护士前后护送。

他们很容易被新鲜的事物吸引,口罩上露出两只眼,打量来院的陌生人,有的会发笑,走远了还要回头看。

“照顾他们就像照顾小孩一样。”王海云说。

2016年1月31日,衡水七院接收了第一批150名智力及精神障碍者。

按医护人员的说法,这些智力及精神障碍者都是长期滞留北京的流浪受助人员,滞留的原因五花八门:有个中年男子只身到北京打工,突发脑梗塞、并发精神障碍,逐渐流离失所;有人二十岁不到时偷了父亲的手机卖钱,怕被责怪,外出游荡近十年,中途精神错乱;有妇女因患精神障碍被丈夫关禁闭,自己强闯出去,流浪之中,病又更重。更多的是发起病来,毫无理由就自己跑走的。

“长期滞留者,指被救助站救助三个月以上,还是找不到自己家在哪里的人。”北京市接济救助管理事务中心副主任张正中解释,“像这些有精神病的滞留流浪受助者,是最困难、最脆弱、最边缘、最复杂的社会弱势群体,我们肯定就要给他们托底保障,对他们进行无偿的托养。”

张正中说,2016年,为响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号召,北京与河北签订了合作协议,逐步将在北京数量趋近饱和的2100名智力及精神障碍托养人员转移到河北分散托养。

衡水七院因医疗条件好、床位充足,承担了一大半的异地托养任务。在院内,最早的寻亲则是无意之举。

妇女“南苑”是衡水七院第一批寻亲成功的受助者之一。入院不久,护理部主任张士巧将“南苑”的肖像照挂在寻亲网站上。“南苑”的丈夫看见了,立刻联系上医院。

原来“南苑”是陕西人,随丈夫北漂时无意走失的。彼时她丈夫已在北京苦寻了好几年,寻人传单印发无数。来院接人时,他对着张士巧九十度鞠躬。

张士巧说,那一刻她相当震动。

她回忆,那阵子,有病人无意中说出了自己的身份信息,她都会记下来,向上级部门汇报,由上级协调联络其家属。2016年,衡水七院统共为20多个受助者找到了家人,

2017年,在河北及北京两地民政单位的支持下,衡水七院逐渐加大为受助者寻亲的力度。

据张正中介绍,2100名患有智力及精神障碍的滞留北京者被分散托养在各机构中,其中成功寻亲的已有1065人,而在衡水七院的有653人,“可以说衡水七院的功劳最大。”

据衡水七院数据,五年来,653个寻亲成功的受助者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是依靠人脸识别,靠DNA比对的更是个位数。医护们提供的人工问询依然是最有效的寻亲方法。

情况也从另一方面向好——近两年,收治托养的受助者越来越少,张正中形容“几乎是断崖式的下跌。”

“原先北京每年能滞留120个左右的智力及精神障碍者,最近每年只有个位数。”张正中说,“这一是因为现在出行规范了,现在都要身份证才能坐火车、汽车。二是全国生活水平提高了,政府的社会救助、托底保障都做得更好了,流浪的人本身也少了。”

男性受助者在做操。新京报记者冯雨昕摄

男性受助者在做操。新京报记者冯雨昕摄

依赖

托养智力及精神障碍受助者,有许多场面都像打仗。

早上五点半,护士把受助者一个个喊起,穿衣、洗漱、有序上厕所,统共要折腾一小时。

病人中,情况最好的,能自己如厕、更衣;稍差些的,要换纸尿裤,帮着穿衣服;还有些卧床不起的,得为其翻身、擦身子、端水喂饭。

而后的一整天里,护士们陪着受助者做操、唱歌、折纸、画画;还要穿上雨衣帮受助者冲澡。到了晚上,值夜班的护士每过二十分钟就需要巡一次病房,看看有没有睡错床的、不肯睡的,或是身体不适的。

长年的漂泊经历让许多受助者极度缺乏安全感。曹美曼病区有个八十多岁的老爷子,有高血压,但总不肯吃药,“就觉得是有毒,有人要害他。”护士们不敢硬劝,就采取“迂回的方法”:先试着把药碾碎了放饭里,或是安排两个护士演双簧,盛饭的时候,你递给我,我递给你,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药夹到菜里头。但最终都被老爷子发现了,未果。

最后想到把药加进牛奶里。但那老爷子连喝牛奶都怕,只肯喝自己亲手开封的奶——护士们便用注射器把药注射到未开封的牛奶包装里,终于哄他喝下。

“其实这些病人的世界是很简单的。”曹美曼说,“关系好的,就喜欢挨一起讲话、吃饭。自己碗里的肉一动不动,留给对方吃。”

医护们记得,刚入院时,每个受助者身上都像有个百宝箱,带的东西七零八碎:针线包、卫生纸、破布条、钉子、手链、戒指等等,他们视若珍宝,要多番哄劝才能替着暂管。“回头还老问我们要。”李晶说。

而在院内待久了,他们的“要”变成了“给”:收到加餐的水果、蛋糕,受助者会藏起来,找机会塞给最喜欢的护士吃。李晶的病区有个老太,得到好心人捐赠的一件皮毛衣服,爱不释手,又不肯穿,“说要留给我们病区的巧瑜护士穿……那衣服毛茸茸的,她也知道护士值夜班会冷。”李晶说,那老太太八十好几,来院已有五年,除精神障碍外,心脏病也重,抢救台上下八次,一直是“巧瑜护士”照顾着。

张士巧说,时间长了,不少受助者和医护人员产生了一种依赖的心态,有时,家属来院,受助者反而不肯走了。有人曾躺在地上嚷“我就跟着美曼呗!我跟着她挺好!”张士巧劝说:“她能领你回家咋的?”对方就答:“她不领我回家,但她天天来。”

遇到这类情况,曹美曼先哄,哄不住,就自己往车里一钻,“我说走,我跟你一块儿回家吧!”受助者高高兴兴地坐上车,曹美曼赶紧从另一侧开门下车。“很多时候我们心里也难受,但是没办法,你总得让他回家去。”

忙的时候,张士巧一天接好几十个寻亲相关的电话,手机总占着线,家里有事都找不着她。她就起用两台手机,分家庭、工作两用。

每送走一个受助者,家属哭,医护们就跟着哭。“从开始到结尾,发现线索、打电话,经过了太多的波折……心里真和中彩票一样高兴。”李晶说。

但医护们碰过的钉子也不少。有时,他们打电话给家属,会被误解为骗子,要和家属视频,也可能连遭拒绝,“对方说现在技术那么发达,很多视频可以合成。”有一次,李晶打电话给受助者的哥哥,问他认不认识某某某?“对方直接回我,认识你妹!”

李晶说,刚开始大家也生气,后来就释然了,“知道自己没错,就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请当地的派出所、救助站联系,让其出面代为沟通。

大家分析,这类家属是被骗怕了。“可能他早登过寻人启事了,接到过许多电话,被骗钱、骗时间。”

张士巧说,正是这样反应激烈的家属,反而更容易对医护人员们感激涕零,“因为这些人是真的费心找过失联的家人,他们内心是有期待的。”

来接人时,有的家属随身带着厚厚几摞车票,证明自己多年来未断过寻找。有的家属确定过后,一夜没睡,第二天紧赶着开车过来,一见面,眼泪鼻涕一大把。

团圆后,李广山及其家人与医护人员合影。受访者供图

团圆后,李广山及其家人与医护人员合影。受访者供图

家里家外

曾有家属来院接自己失联多年的表妹,讶异于她容貌的变化:皮肤糙了,头发毛了,嘴角耸落下来,老了。而他的印象还停留在她年轻漂亮时的样子。

张士巧记得当时的情景,“他就一边掉泪,一边对我说,他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把寻人启事的照片放得太好看了。要不然他可能早就找着她了。”

衡水七院大楼的二层有一排“京冀民政救助寻亲成功幸福榜”,印着六百多个寻亲成功的受助者肖像,有男女老少、乐着的、发愁的、眼神无处放的,看得出个个是风里来雨里去过的;其中只有一张未经世事的脸。

2017年,有个来院的妇女娜娜,带着出生不到一个月的小女儿。女儿原是在麦当劳厕所生下的,起名叫麦生。医护们觉得不像常人有的名,就改叫她妮妮。

院里从来只接收成年受助者,妮妮是个例外,她太小,原则上不能和生母分开。而娜娜的精神障碍症状很重,情感淡漠,对女儿不管不顾。妮妮就由护士们管着。

而后通过问询,医院及民政部门安排妮妮母女回云南老家。曹美曼不放心,坐了四十多小时火车陪送。一路上,妮妮都裹着王海云做的小褥子。

“小姑娘回家的时候也只有四个月,又乖又漂亮。当时消息传出去,很多人甚至跑到医院说想收养她,但是程序上肯定是不允许的。”医护们至今对妮妮念念不忘。而自云南一别后,大家与妮妮母女就再无联系。

曹美曼有时候会想,妮妮该是上幼儿园了吧?

“我们想联系,又不太敢联系——知道他们过得好,那最好,但如果不好,我们也会不开心。”五年来,医护们见证了六百多个家庭的离合,深知这家家户户中,难念的、好念的经都有。

有个男子漂泊半生,回家后,孩子认为缺失了几十年的父爱,不愿意再认他。张士巧从中调和了许久,双方的关系才逐渐融洽。

有的病人家属在外打工,实在没有陪护条件,更无法监督病人按量服药。病人便又发病,把家砸个稀巴烂。不多久,朋友圈里再次贴出这病人的寻人启事。

还有个年逾古稀的老太,万千辛苦下找到了她的户籍地,却发现她是年轻时插队,自个儿将户口迁过去的,现早已找不回老家。且她一直未婚未育,是彻底的孑然一身,只好交由当地民政部门照顾。

也有许多美好的案例。

有的受助者回到老家,全村都沸腾了。家里大摆酒席,地方电视台赶过去拍摄。家属生怕把人再弄丢了,每天换人寸步不离地照料着。

有的老夫妻吵了一辈子架,帮走失的妻子找回家后,做丈夫的回头和医护们说,“这辈子没有这么融洽过。”

有个受助者的弟弟刚接到电话,也不说来,也不说不来,只推说“要和另一个兄弟商量一下。”这也是受助者们回家前常要遇到的状况:“俩亲兄弟都结婚了,各自有了家庭,那么这个姐姐接回去后谁对她负责呢?”但最后俩兄弟还是都来了,三个人抱头痛哭,“血毕竟浓于水。”

给张士巧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老太太,丢了近十年,寻回家去后,儿子常陪她画画,拍下视频传给张士巧看。视频里,老太太的精神面貌不错,情绪也稳定。

今年过年,那家人又传来一个拜年视频。老太太穿着红衣服,她丈夫说一句,她跟一句: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医院。而后两人深深一鞠躬。

“多好!”张士巧指着手机屏幕说。

(文中受助者皆为化名)

责任编辑:张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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