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曾经中国学费最高的学校，战乱年代的“贵族教育”
1950年，屠规益（后排右三）和同学们在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三楼解剖室。中戴帽者为一具尸体。图/受访者提供
圣约翰大学的最后十年
在北京协和医院退休教授叶世泰看来，战乱年代，他的母校圣约翰大学就像上海的世外桃源。
圣约翰大学地处苏州河畔，三面滨水。穿过兆丰公园后门就进入学校，一株巨大的古香樟树枝繁叶茂。它的枝干遒劲，低处的树枝多横斜着生长出去，人刚好可以坐在上面，很多同学就坐在上面赏景、读书、谈恋爱。旁边的大草坪上，有时会有一些教授在打高尔夫球。一首老歌“I Love You for Sentimental Reasons”（爱在我心感怀时）在校园中风行。
作为一所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的英文校训是“light and truth”（光与真理），出自《圣经》中耶稣所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叶世泰不是基督徒，但读书心烦时偶尔喜欢去校园里的小教堂里坐一会儿。
那是1947年底到1952年，圣约翰73年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中国学费最高的学校”
1942年，19岁的白德懋从上海光华附中毕业，被圣约翰大学录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圣约翰大学的西籍教员不是返国，就是被关进了集中营。1942年1月，学校成立了全部由中国人组成的紧急校董会，决定继续办学。此时的圣约翰已成为上海仅存的一所完整的教会大学，学生人数一再创下记录。1937年圣约翰的全体学生人数只有568人，到1942年已达到2500余人（含附中和圣玛利亚女校学生）。
因为看了一部以医生为主角的美国电影后深受感动，白德懋选择了医学专业，一学期后，因兴趣缺缺，转到了英语专业。又过了一学期，他担心英语专业就业困难，再转到了土木系。不久后，圣约翰大学成立建筑系，白德懋开始同时攻读建筑专业和土木专业。
建筑系第一届只有5个学生。建筑系和土木系都由工学院院长杨宽麟领导，他为人幽默，和学生打成一片，很受欢迎，学生经常到他办公室去聊天。因为建筑系第一班学生只有5人，杨宽麟对他们特别关照，白德懋毕业后的工作基本都是他介绍的。
国学大师陈从周讲授语文，他学识渊博，但不善讲课。白德懋选修的第二外语是德语，老师是一位喜欢点名的犹太人，总是把白德懋念成“白德蒙”，读起来像个俄罗斯人。
建筑系主任黄作燊刚从英国留学回来，一副绅士派头，学生们很崇拜他，总是模仿他的穿着打扮。黄作燊亦师亦友，经常邀请学生到家中做客。
黄作燊教现代建筑，作为中国建筑学界中现代派的首倡者之一，他把最现代化的理论引进了建筑系。为了让学生理解现代派和学院派的联系和区别，他邀请了兼职的德国教授、现代派的Paulick和学院派的李锦沛来讲城市规划。
圣约翰大学首创了“荣誉制度”，亦称作“不监考制度”，一切靠自觉。学生选课自由，修满学分即可毕业。白德懋在1945年9月修完土木系和建筑系的学分，提前毕业。
白德懋毕业这一年，史久镛考入了圣约翰大学医预科。从医预科升入医学院要求每门功课必须b以上，但他第一学期的数学成绩是c，因此他只读了一学期，就转入了政治系。1945年联合国的成立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公布，让他对国际法课程兴趣浓厚，下定了搞国际法的决心。
史久镛当时是不问党派政治的无神论者，课余时间喜欢听音乐会、看芭蕾舞演出、读英国文学。他不住校，骑自行车走读。在他的印象中，圣约翰大学本地学生多，一般都家境富裕。
当时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均给予圣约翰大学生以免考直升研究生院和诸如医学院、法学院等专业学院的优待，并允许他们插入大学本科三四年级学习。史久镛毕业后申请哥伦比亚大学，被顺利录取。
1947年进入圣约翰大学医预系的刘力生报到那天就发现，很多学生都是乘小轿车到校的。除学生食堂外，学校还有可以吃炸猪排、炸牛排的两家饭店，有些家境优渥的学生从不去食堂。
随着学校的发展，学费逐渐成为圣约翰常年经费的最主要来源。学费迅速增加的一个后果便是学校的贵族化倾向。1935年的一个统计显示，圣约翰学生一年的人均开支是750美元，远非一般家庭所能承担。因此学生多为富室子弟，常常父子相继、兄弟联袂，如宋子文、宋子良和宋子安三兄弟都是校友。
圣约翰在美国的经费来源，主要是美国圣公会的常年拨款，但这部分经费主要用于20来位西籍教员的薪金。他们的薪金仅在1928年至1929年度就达到18万元，是一笔巨款。而且，让学校经济自立，是圣约翰治校的目标之一。因此，不足部分，只能靠学费弥补。
学费高还有一个原因。进入30年代之后，由于美籍教士的反对，圣约翰长期未向中国教育部立案，在政府规定的立案最后期限1932年6月30日之后，成了一所在中国“非法”开办的教会大学，这不仅使得圣约翰毕业生的就业受到一些限制，也使它不能从政府得到补助，更加依赖学费。学校在1939-1940年的年度报告中也承认：“圣约翰已有中国学费最高的学校之称，使它成为只有有钱人才能上的学校是不幸的，是和我们的宣教理想背道而驰的。”
由于经费不足等原因，相比20年代鼎盛时期，圣约翰大学在全国高等院校中的地位已有下降。1946年，圣约翰校董会主席颜惠庆在题为《圣约翰大学：过去与未来》的报告中写道：“人们只要到圣约翰校园走一遭便能看出学校的破绽：校舍七零八落、既无规则，表明创办人根本未曾想到圣约翰会有今天这样的规模；与其他后起或多差会合办的教会大学相比，圣约翰无论校园建设还是教学设施均已落后。”
学校宿舍紧张，刘力生所住的宿舍六人一间，桌椅都要自己买。此前，她已在燕京大学医预科读了一年，因家人担心北平局势动荡，让她退学重考了圣约翰大学医预科。她觉得，圣约翰大学的校园没有燕京大学面积大，社会、经济等人文类课程的选择范围也不如燕京广泛。她仅仅在圣约翰读了一学期，为了升入协和，就申请了重回燕京大学，获得批准。
1947年10月，圣约翰大学终于完成了向国民政府立案的所有手续。圣约翰神学院与圣公会中央神学院合并，虽设在校园内，但与学校已不再有隶属关系。
这一年，圣约翰大学的名誉校长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在上海逝世。
卜舫济执掌圣约翰大学五十余年，是圣约翰大学的灵魂人物，有“北有司徒雷登，南有卜舫济”之说。他在圣约翰推动了两项重要改革：一是英语教育，二是科学教育。他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1941年初获准辞职，改任名誉校长。抗战胜利后，82岁的他从美国返回圣约翰大学。他说，这里是他的家，他要死在这里。半年后，他在上海宏恩医院去世。
民主堡垒
1947年底，叶世泰从东吴大学医预科转入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他觉得圣约翰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生活自由。
教解剖学的外籍教师张光朔，第一节课从锁骨讲起，用一年讲完了全身各个系统。心理学老师喜欢在上完课后给学生测IQ。临床课都是上海的名医，要经常去医院上课。
医学院每年都要求学生作解剖实验，6至8人一组，每组需要一具尸体。实验室的尸体用光了，时任院长倪葆春写了一封介绍信到警察局去要。医学院派不出人手，就让学生自己去办。叶世泰记得，他拿着介绍信去警察局，要到8具尸体，由专人拉回，泡在福尔马林里。
1948年，杨冠群考入圣约翰大学政治系。他高中就读于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直升圣约翰大学几乎不存在压力。考虑到报考经济系的人太多，竞争激烈，他先报考了政治系，打算读一年再转到经济系，后来形势发展就作罢了。
政治系大一时课业不算繁重，逻辑课教授用一个学期讲了两个字“good”和“bad”。
入学后，学校里一些地下党员主动邀请他，参加进步的读书会。
早在1938年，圣约翰就成立了中共地下组织。到抗战末期，圣约翰已有两个中共地下党支部，并建立了党总支委员会，在上海高校中第一个建立党总支。
1946年10月，具有民主思想的教育家、曾获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的涂羽卿受聘出任圣约翰大学校长，成为圣约翰大学历史上经由校董会任命的第一位中国校长。他上任后，圣约翰大学不参与政治运动这一传统被打破。学生要求校方允许民主选举成立学生会，涂羽卿表示同意。圣约翰大学随即兴起了选举热潮，中共地下党员汤兴伯击败了国民党三青团候选人，当选为校学生会主席。汤兴伯是拳击能手，三青团打手都回避三分。
从此，学生自治组织控制在了进步学生手中，圣约翰大学成为上海高校中的“民主堡垒”。据估计，从1946年到1949年，曾在圣约翰工作和学习的中共党员先后有250人左右。
在校期间，杨冠群参加了上海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在解放区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政治系学长、后成为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的胡洪范是他的领路人。
利用各种团契开展活动，是中共地下组织采取的斗争策略之一。杨冠群记得，“青联”的聚会是秘密进行的。先是在兆丰公园边上一个外号“老蟹”的同学家里，后来迁到政治系学生汝信（80年代担任了社科院副院长）位于静安寺的家里。聚会时将学习文件塞在长筒袜里，分头进来，分散出去，以免引人注意。
长期内战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杨冠群说，有家境不好的学生四年向学校贷款2000块旧币，而毕业时2000块只能买一斤肉。在地下党领导下，国统区学生运动高涨。
上海地下党指示上海学联党组书记钱李仁取得学生身份，卷入学生运动，并逐渐到“推动和引导的位置上”。他当时24岁，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员，因身材较瘦小，充当一名大学生并不显突兀。
选择圣约翰大学，是因为该校入学考试不考高中所学科目，主要考察英文水平和思考能力。钱李仁高中时读的是著名的上海中学，英文老师水平很高，化学老师选用的教材都是英文的，因此他报考了圣约翰大学化学系，被顺利录取。
他把主要精力用于跟进学生游行活动，无暇投入学业，而且也有意识地避免结识熟人暴露身份。“作为约大学生，实在十分惭愧。”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外交人才养成所
杨冠群升入大二时，全国解放。北京外国语学校去上海地区招生，实际上是外交部到高校尤其是外语水平高的一些教会大学的进步学生中选拔预备干部。
圣约翰是中国最早实行全英文授课的学校之一。有学生曾如此描述：“圣约翰学生与众不同的最大标志是他们地道的英语。本校因此而远近闻名，令人羡慕；圣约翰学生也因此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由于圣约翰学生的普遍英文程度在上海首屈一指，海关、电报局、洋行等洋务部门对该校学生另眼相看，在社会上有“圣约翰英语”之称。
招生没有经过报名和考试，由地下党推荐。那时有两个选择，一是“北上”学习，二是跟解放军“南下”。动员时，地下党说“北上”是经过学习后做外事工作，杨冠群不知道外事工作是什么，猜测是管理外国侨民。他权衡再三，决定“北上”。
圣约翰大学选择“北上”的学生共一百多人。因北京外国语学校校舍紧张，来自上海的这批人被送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读了一年政治，学习马列主义。
在这里，杨冠群学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到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接受了跟《圣经》完全背道而驰的进化论。
1950年3月11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正式成立，上海各高校移归该部管理。6月，中共圣约翰大学支部首次公开，党员和预备党员共36人。
圣约翰大学党总支号召学生参加军队系统的干校，纪立德是医学院唯一报名并被批准参军的。他1949年考入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在学校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被选举为一年级学生会主席。
因朝鲜战场急需翻译，纪立德等五人被分配到南京军区外语学校。一个多月后，因北京外国语学校调出一批人去朝鲜，纪立德等和来自其他学校的三四十人被调去补充生源，成为二年级插班生。
1952年9月，纪立德被调到外交部，去印度孟买总领馆工作。80年代，他担任了中国驻纽约总领事。
圣约翰大学出了很多外交家。杨冠群曾统计过，后来在外交部工作的圣约翰学生有近四十人，有七八人做了大使。如汤兴伯出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外交部两个副部长朱启祯和温业湛都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培养出来的“知美派”。中联部两位部长钱李仁和朱良也都曾就读于圣约翰大学。
自力更生
1949年，屠规益通过面试，从苏州东吴大学医预科转到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他本计划读完两年医预科后投考北京协和医学院，但南北交通因战事几乎中断，解放军办的华东军政大学又尚未建成，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圣约翰大学。
此时，圣约翰大学正处于新旧交替阶段。学校里宗教气氛依然浓厚，校园里不乏外国传教士和外国教员的身影。
20年代中期以前，学校的宗教教育是强制性的。在舆论压力下，圣约翰逐渐将教学和宣教相分离，试图在“光”（知识）与“真理”（教义）之间保持平衡。礼拜改为自愿，但学生仍须参加宗教课，后宗教课也改为选修课。学生中基督徒的比例一直在下降，从20年代初的三分之一下降到40年代末的五分之一。
第二学期，部分课程开始改革。医预科撤销，改设6年制医科。多数老师都改为用中文授课。
胚胎学老师曾在美国留学，关心政治，倾向进步，教改时很快提供了英文讲义让学生翻译，开始用中文讲课。解剖学没有讲义，纪立德和三四个同学用打字机根据上一年级的讲义手打。
由于圣约翰大学一直全英文授课，很多医学词汇学生不知对应的中文名称，医学院院长倪葆春为此专门开设了一个学期的词目课。
屠规益在圣约翰大学的三年里几乎没有课余时间，每天白天上课，晚上去停尸房解剖。
那是一段“自力更生”的日子。解放初期，学校师资和设施都极度匮乏，一些教师是兼职的，实验室的很多器械要自己筹备，没有教材就自己打字油印，没有解剖用的青蛙，就傍晚自己去河边抓捕。
那时，学校里活动很多，组织唱革命歌曲、跳秧歌、打腰鼓、演革命话剧，宣传爱国思想，反对恐美、亲美、崇美思想，后来还宣传抗美援朝。
医学院里基督徒多，书虫多，功课忙碌，学生大多不关心政治。一年级的一百来个学生，最初只有五六个团员。学生被分成多个学习小组，团员分散到各组共同学习、做工作。
以前完全掌握在美国人手里的财政收支完全公开，昂贵的学费被取消了，宗教气氛渐渐变淡，一些过去从不过问政治的老教授也开始学习政治。
1951年，根据中央指示，各教会大学掀起了肃清美帝文化侵略影响的爱国思想教育运动。在上海，圣约翰大学首当其冲，被称为“帝国主义大学”“黑学校”，许多教师被要求参加政治学习班，并定期进行思想汇报。
屠规益本应在1953年毕业，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一部分同学提出提前毕业支援前线。屠规益是班长，代表大家去上海卫生局申请，被批准每年读三学期，提前一年毕业。
1952年夏天，抗美援朝战争还在进行，屠规益等七八位党团员被分配到北京协和医学院。那时北京协和医学院已被军管，培养的学生都计划日后上前线。1953年夏天，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屠规益留在协和医学院，成为头颈外科医生。
院系调整开始后，1952年9月，经由华东教育部决定，圣约翰大学被正式裁撤。
文学院的外文系、新闻系并入复旦大学，教育系和理学院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土木系科和建筑系并入同济大学，财经系科并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取消农学院，部分学生转入岭南大学；取消神学院，学生转入南京的宗教学校；医学院与震旦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合并，成立上海第二医学院；政治系与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沪江大学的政治系合并，连同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安徽大学、震旦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法律系一道，在圣约翰大学的校址上，联合组建华东政法学院。
至此，圣约翰大学的73年历史画上句号。
重聚
1988年，圣约翰全球校友会在香港成立。1937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历史系的荣毅仁被选为会长，率领30名校友前往参加，副会长由1939年毕业生经叔平担任。此后，圣约翰全球校友会每四年召开一次。
史久镛毕业后一直从事国际法工作，1994年当选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2003年当选为国际法院院长，是该机构1946年成立以来的首位中国籍院长。80年代，他受邀到华东政法学院演讲。
这里是圣约翰大学旧址所在地。他看到，那棵几百岁的大樟树已被砍掉，可以打高尔夫的草坪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崭新的建筑。
1992年10月，圣约翰大学第二届校友联谊大会在上海举行，1700余名校友到场，很多校友是毕业后首次回来。
校友会通过了“三管齐下”的复校方针：第一，在上海复校；第二，将原台湾新埔工专升格为圣约翰大学；第三，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设立圣约翰学院。最终，第二和第三项计划都已实现，第一项改为由华东师范大学申请创立申江书院（申江与圣约翰的英文名称“St。 John”谐音），不过还未如愿。
2009年是圣约翰大学建校130周年，第八届全球校友联谊会也在这一年举行。杨冠群前去上海参加，这是他离校后第一次返校。很多老房子都还在，但河边上外国教授住的小别墅群多已损毁。
2018年，圣约翰大学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第12届全球校友会。到会者共计250人，参加者最年长的102岁，最年轻的85岁。88岁的圣约翰北京校友会会长高尚全在会上做了经济形势报告。
叶世泰记得，北京校友会活动初期，合影时有三四百人。最近一次聚会在2019年深秋举行，连家属只有近70人参加。与他联络密切的老友，也只有屠规益等寥寥几人了。
早年间，圣约翰大学学生人手一枚银制校戒，要用两块银元购买。校戒被叶世泰带到北京，悉心保存，但最后还是不知所踪。一次聚会时，校友会给每位校友准备了一枚“校戒”，外观毫无二致，只不过是非银制的。
本刊记者/宋春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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