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18岁女患者举报心理医生骚扰后，还为他求情
实习生左尧依澎湃新闻记者任雾
7月2日清晨6点36分，熊娜深吸一口气，按下微博发送键，“不想忍了”。
举报微博截图
这条超话微博含两张图共计116字，她从筛选聊天记录、打马赛克到输入文字编辑了一整晚，数次退出又重新点开APP。
很快，“18岁女患者举报心理科医生微信骚扰”的话题爬上热搜榜。
熊娜本以为，发在超话上，可以避免暴露隐私。直到手机震个不停，熊娜慌了。她担心父母发现、同学议论，更担心因此无法拿到下一阶段的药。
隔天，青岛市立医院发布通报，责令相关医生停职调查并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网友们的鼓励下，熊娜又用自己的账号转发那条微博，想让更多人知道。一经发出，评论区不乏质疑——“要想曝光的更彻底，你就要把语音（内容）发出来”，“别把一堆好心网友当枪使”。
接下来的20天，这条微博被反复公开和转为仅个人可见。而现实世界里，熊娜的日常生活也被此事彻底打乱。
“一次勇敢容易做到，坚持勇敢很难。”熊娜在6月过完18岁生日，对抗抑郁症是她以为的第一个挑战。没想到，这场战役中她信赖的“军师”——她的心理医生，替她出谋划策的同时，也制造着更多的敌人。
噩梦
初中开始，熊娜的噩梦没有停过。
睡意若隐若现，每次惊醒，她都会坐在宿舍的床上，抱着被子看向窗外的点点灯光，发呆到失焦。第一次咨询时，熊娜并不能向医生张勇回忆起噩梦的具体内容。她只知道这件事困扰她多年，也试过和父母沟通，得到的反馈大多将此归结于她的敏感多疑：“长大一些你就懂了。”
熊娜每天都在情绪的反复折磨中度过，她不再期盼长大，更不愿和父母聊。在他们面前，她努力表现得开朗活泼，只有深夜她面对自己时，一切黯淡下来。
网上测试的初步诊断结果为抑郁症。经过再三考虑，在朋友陪同下，她终于鼓起勇气走向医院。
挂号时，熊娜特意把声音压得很低，结果对方大声重复道：挂心理科吗？因为奔波和害羞，熊娜心跳加速，汗水把后背都打湿了，她把口罩一次又一次拉高。
心理医生张勇的态度则让她感到舒服。咨询的半小时里，熊娜在他引导下一点一点说出自己的心结。“当话题转到男女关系时，他让我别着急，不想说就不说，很贴心很温柔。”
即便已经举报了他，熊娜仍对相遇之初的张勇怀有感激。父母对自己的病症浑然不觉，而张勇对她所有痛苦和不安都报以理解，口罩之上那关切的眼神让她一直记在心里。
过后的一个星期，熊娜觉得自己的抑郁没有好转。或许是还未适应药物反应，在学校的每天她都在极度崩溃中度过。这是一所寄宿制高中，如果放学后再去医院，门诊早已结束，除非专门请假。
但熊娜不愿等到下一次拿药了。她和朋友商量，如果能要个医生的电话，或许不用等到门诊时间就可以询问一些信息，也更方便复诊预约。那天放学后，她不抱希望地冲到医院，在诊室外等了一个小时，终于拿到了张勇的微信。
熊娜在微信里询问门诊的安排，把每一次吃药之后的感受告诉张勇，张推荐她看武志红的书寻找病因。“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多了一个朋友。”她点开过张勇的朋友圈，那时他晒了自己刚出生的孩子。聊起此事，熊娜告诉班里唯一知道她看医生的刘文佳，说张勇一定是个好医生、好爸爸，自己有救了。
这一点在张勇的其他患者那里也得到印证。他们根据熊娜在微博中透露的只言片语，很快判断出了医生姓名，通过私信与熊娜互相安慰。不止一人最初觉得自己运气不错，遇到张勇这个老好人。
转折发生在熊娜父母与张勇讨论她的治疗方案之后。
药物副作用，让熊娜在班里的状态越来越差。班主任找她谈心后，立即通知了她父母。在父母的陪同下，熊娜第三次见到张勇。
此前，她在微信上告诉张勇，父母已经知道自己得了这个病，要一起来咨询。张勇知道家人的不解时常让她情绪失控又无处发泄，就在微信上安慰着她，说他在一旁，可以放心。
但在诊室内，几个大人争执了起来。熊娜不记得是因为张勇说这个病和父母多少有点关系，还是父母坚持让张勇尽快治好她。总之两方没谈拢，一旁的熊娜默默流泪，不知道该不该说话，如果要说，该说什么好。
出门去拿药，熊娜马上发微信给张勇道歉，她觉得父母有些无理取闹。张勇表示，本来想收费给她做心理咨询，但“真正心理咨询不是这种交流模式”，还说她父母的表现让他很心疼。他夸熊娜的声音甜美，说自己“有时候也挺累的，就想和小美女聊聊天。”
他们的聊天开始频繁起来。
张勇问她父母看不看她手机，有没有别的人可以讲心事。熊娜觉得医生很关心自己和家人、朋友的相处状态，就坦诚地回答说自己的手机设有密码，而这些心事从未告诉过其他人。
对话一般发生在夜晚，内容越来越露骨。当“文爱”、“前戏”、“意淫”这些词出现在对话框里，熊娜怕医生觉得自己无知，态度还不积极，只能手忙脚乱地点开搜索引擎。查完后，她脸红心跳，生怕别人看到自己的屏幕。
“我拒绝了，每次都拒绝了！”说起这些对话，熊娜情绪复杂。
一开始，她以为这是心理治疗的一部分，便把自己和男生的相处事无巨细告诉对方。慢慢地，她意识到了对方若有若无的示好。
她不愿意聊这些，因为去医院拿药还要见面，这让她感到尴尬又恐惧。张勇有老婆孩子，她甚至觉得自己是破坏他家庭的隐患。“网上不都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但如果明确和张勇表达自己的不满，她又担心自己无处拿药，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倾诉对象。也不是没有考虑过换医生，但她不愿再把这些心事重复告诉另一个人了。重建信任，敞开心扉，对她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于是她一开始只能勉强回应，末了告诉对方，自己不想聊这么深。张勇不置可否，他让熊娜打消顾虑，坦诚一些。拒绝无果，她后来选择性地忽略掉那类言辞，把手机屏的光调到最暗。张勇问她为什么不回消息，熊娜就发表情搪塞过去。
最后一次见面是6月26日。前一天，熊娜因为情绪失控喝掉了一盒过期牛奶。她告诉张勇后，张勇在微信上说自己很生气，“你是一件艺术品，美丽的，可爱的，小美女”。他直接说自己有私心，而且聊深了见面才不尴尬。
熊娜又回了他一个笑脸和无奈捂脸的表情。这一次去医院，还没出门，熊娜的手心就开始冒汗，逐渐像洗过手一样，但擦也擦不干。她本想拿完药就走，张勇留她坐下来聊聊。那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熊娜穿了一条及膝鱼尾裙，她察觉到张勇不同以往、上下打量的目光。
没说几句就有等待的患者推门闯入，熊娜趁机告辞，飞快走出诊室，关门。刚刚的谈话中，她又一次提到了自己吃药后仍噩梦不断。但熊娜没告诉张勇，噩梦的内容逐渐清晰，就是他。
举报之后
发完微博后，熊娜仍在微信回复张勇的信息，一切如常。她心虚极了，作为控诉者，她还在担心对方因为她“发泄不满”而感到不快。
很多网友都劝她举报、换医生。她的回复时而表明自己希望扳倒对方的决心，时而又说担心家人、朋友发现这件事，自己也想继续在那里拿药，所以只是悄悄吐槽，不想闹大。
这之前，她把自己的不安惶恐全都告诉了陪她去看医生的那个朋友。但她说不出口这些聊天内容，只说“如果那个医生喜欢我怎么办”。朋友很惊讶熊娜怎么会这么想，再三询问后，熊娜全盘托出。讨论过后，她无奈地告诉熊娜，为了拿药还是忍忍吧。
“他们说支持我，站在我身后。”熊娜觉得自己的朋友都想不出办法，对陌生人就更不抱希望了。她不知道如何跟网友解释自己的痛苦和顾虑，“他们也只是好心，不是么？屏幕一黑，面对一切的还是只有我自己。”
举报微博上热搜后，张勇开始在微信上频繁找她，寻求解释的机会。“万一他报复我呢？我以后拿药怎么办？我不觉得他那么坏……”这些念头在熊娜的脑海中反复出现，未读的消息慢慢堆积，她一遍遍打开微信，什么都没回复。
医院调查组、记者、警察、网友、张勇妻子，在熊娜“不经意”选择曝光的那一刻起，原本与自己毫无相关的人陆续出现在她的生活里。
医院心理科负责人王克在发微博当晚十点通过微信找到她，说自己代表科室来了解情况。熊娜拒绝了删除微博、见面谈谈的请求，只把作为证据的四张聊天记录发了过去，这次她没有打马赛克。
“抱着你，亲你，甚至进一步进入身体”、“如果我哪天真控制不住占有了你”，同为心理医生的王克看到这些话后，表示自己不安又抱歉，医院会严肃处理。
熊娜与张勇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
其实这不算什么。熊娜说，无论是发在网上还是给医院的图，她都选了言辞相对隐晦的内容，张勇甚至问过她胸大胸小，说自己“想吃”，也问过她“把下面叫什么”。皱眉、捂脸是熊娜最常用来回应的表情。
网友质疑最多的，也是她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很多人觉得她可以不回，也可以干脆拒绝甚至骂回去。但熊娜不愿把关系搞僵。在换医生之前，她觉得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假装没看到。后来才逐渐意识到，自己无法消化这一切。
有记者提醒她可以要求精神赔偿，熊娜完全没有这个想法，她当时唯一的诉求就是，不再被骚扰但还能继续拿药。她不想让别人觉得自己是奔着钱去的，她甚至不希望张勇受到处罚。“他真的帮到过我。”
事情发酵的第三天，她鼓起勇气打电话给张勇。熊娜觉得一直没回消息不太礼貌，即便已经撕破脸，也应该好好谈谈。
谈话中，熊娜说自己很矛盾，只希望对方不要因此被开除。张勇一直在问熊娜，自己有没有帮到她，为什么她不愿意私下抗议，表达她的不舒服，从而调整治疗方法，却始终没有道歉。
熊娜感到很失望，因为对方并没觉得自己做错什么，反而称“那是一种帮我缓解情绪的方式”。
她下定决心站在张勇对立面，又接到了张勇妻子的电话，她说孩子还小，他们家很可怜，都是女人不要互相为难，“放过我们家吧”。
熊娜很错愕，电话里她们都哭了。
想到襁褓中的孩子，熊娜答应帮张勇求情，但删微博，她很犹豫。她不想让网友们失望，觉得自己妥协了；而对方认为，删了微博才意味着原谅。
熊娜一个人实在拿不定主意，就去问朋友刘文佳的意见。刘文佳很生气，决定帮熊娜出头。她们在课间挑了一个没其他人的厕所，打通了张勇妻子的电话。
熊娜在一旁默不作声，刘文佳则语气冰冷地告诉对方，熊娜也是受害者，不该被道德绑架，如果三番五次来电骚扰，她们会报警。
“这种行为很恶心很猥琐，让我们感到很不舒服。”借朋友之口，熊娜的感受第一次被完整表露。
其实“道德绑架”这个词是他们现学的，“报警”也只是说说而已。警察确实来过电话，但熊娜不愿意提供完整的聊天记录，“那个警察是男生，我也不想更多人看到那些对话了”，最终无法立案。
医院又打来电话了解情况时，熊娜还是信守承诺，为张勇求情，“只希望不要开除他”。熊娜终日在这样的极度纠结中度过。她觉得自己应该勇敢，但又好像做了一件错事。“他的家人是无辜的啊。”
这种情绪反复短暂地终止于熊娜鼓起勇气点开微博私信的那一刻。她发现，还有其他同龄的“受害者”也曾遭受类似骚扰。具体内容对方不愿意谈太多，但熊娜说她们成为了不错的朋友，在微信电话里，两个女孩互相吐露了藏在心里许久的秘密。
“聊天的内容简直一模一样，我再也不会帮他说话了！”熊娜忿忿地后悔自己曾经心软，也担心是否还有一些人在遭受伤害、忍气吞声。
她第一次期待处理结果的公布。
隐性伤害
7月9日，医院通报调查结论：“张某某发送不雅微信情况属实”、“决定给予留党察看二年处分；降低岗位等级；调离临床工作岗位”。
@青岛市立医院发布在微博的处理结果通报
这条消息是熊娜自己上微博看的。她没忍住，课间在班里大哭了起来。
刘文佳见状又拨通了张勇的电话：“医院的结果，我们不是很满意，但不追究了。我们需要道歉，你还欠我们一个道歉。”
对方说需要花时间准备一下，熊娜把电话抢过来说自己已把微博设为仅自己可见，末了还祝他“每天开心，不要伤心”。
没等挂断电话，刘文佳着急地数落起熊娜来：“你怎么不和我商量？”她也哭了，不明白为什么熊娜这时候又心软。熊娜自己也说不清楚。
为这事刘文佳好几天没理她，她们现在仍是最好的朋友，但刘文佳不愿再聊起此事。熊娜猜测刘文佳也是心疼她，担心她将来会因为不够坚决而后悔。
熊娜觉得自己看不到那么远，事情已告一段落，她每天醒来眼前还是这件事。父母似乎已经察觉到不对劲，但她什么也没说。走在路上看到戴口罩、发型跟张勇类似的人，她会主动闪躲，她怕会被寻仇。
之前和她聊过的朋友态度也有了变化。事情发生前，那个女孩一直在张勇那里看病。熊娜觉得相较于自己，她要乐观许多。她开始把微信上那些话说成“长知识”，也渐渐不回应熊娜关于这件事的倾诉，只问她为什么要抓着这件事不放，她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伤害。
“没有实质性的伤害，不算伤害么？”只有她自己知道，伤害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还有别的患者告诉她，自己在张勇那里看过病，想到曾那么信任他，崩溃地哭了好久。熊娜很难过，她发现张勇的职位变动影响的远不只有他的家庭，还有他曾经的、现在的病人们。
临近又一次拿药，青岛市立医院重新帮她安排了医生。在新的倾听者面前，熊娜什么也讲不出来。那个医生主动提到了张勇，并把她对张勇的复杂情感描述为“一种依赖，就像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
直到最后，熊娜还是什么都没说出口，转而换了一家医院。倒不是害怕科室其他人的眼光，只是担心和张勇偶遇，她不知该怎么面对。
张勇依旧在她的噩梦里，有时候出现在医院的屏显上，有时候出现在对面诊室，“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澎湃新闻试图采访张勇以及负责了解此事的心理科负责人王克，均遭到拒绝。后来，熊娜发现王克已经把她的微信删了。为了保存证据，熊娜没有删掉张勇，也再没主动点过他的头像。
更多时候，熊娜觉得自己“突然”勇敢没有错，她也从未后悔曝光这件事。至于道歉，她反而无所谓了。“道歉后，可能他们反倒宽慰，觉得这件事结束了，对我有任何意义么？”
通报发出一个多月后，熊娜仍未收到张勇的道歉。
责任编辑：郑亚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