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吴春红投毒案：争议的1分钟与被囚的16年
“我们还是围绕监狱转了一圈，
想象着、感受着父亲就在里面的某一个房间。
我们和父亲离得那么近，我心跳得特别厉害，
要一直深呼吸才能平复激动的心情。”
4月1日，年届五十的吴春红无罪获释。让他身陷囹圄的，是一桩16年前的投毒致死案。
案件本身并不复杂，吴春红是河南民权县周岗村村民，16年前被控投毒杀人。不过，这是一起原审法官明确承认证据不足，却依旧裁定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的刑事案。此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之间，为此案历经五年的诉讼拉锯，吴春红仍旧被判无期徒刑。
投毒案案发时，正值公安部开展为期三年的侦破命案专项行动。数据显示，当年全国所破命案积案5910起，比2003年多破3734起。有评论认为，民权县警方仓促结案，或与“命案必破”的压力有关。
“我想过轻生，想过老死狱中，但从没想过要放弃申诉。”吴春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10月15日，在狱中的吴春红从律师手中接过最高人民法院的指令再审决定书。逐字读完后，他仰面长泣，大哭3分钟。
一分钟嫌疑
河南省民权县周岗村的最东边，有座被楼房包围着的低矮院落，与周边格格不入。
推开院门，迎面是一副长满锈迹、早已废弃的带锯。它是院落主人吴春红曾经家境殷实的象征，吴春红靠它做加工木材生意，雇佣了7个工人，家里也早早置办了摩托、柴油机、彩电。
吴春红曾是村中木工，他家中的带锯已废弃多年。
在离开16年后，2020年4月1日，无罪获释的吴春红从浙江金华监狱出发，踏上近千公里的归途。回到这里，目睹熟悉的景象，依然会随时想起那个将他带入深渊的遥远清晨。
2004年11月14日上午7时许，吴春红和王二轩到电工王战胜家交电费。“交完电费，我和王二轩一前一后走出去的。出了门，他往南，我往东，他叫住我让我一起走，我就改往南走了。”吴春红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第二天，王战胜的两个儿子相继出现中毒症状，一人死亡，一人经抢救脱险。村中一时传言四起，有人说俩孩子吃了别人给的糖，有人怀疑人为投毒，也有人猜测是“中邪了”。当天下午，死者家属报警。民权县公安局组织技侦人员随即进行现场勘查、尸检，当晚送检结果出来，死者胃内容物、死者家厨房瓢里的面粉中，均检出“毒鼠强”成分。警方认为这是一起人为投毒案，随后对死者家属及周边村民展开调查。
警方撰写的《破案经过》显示，案发第三天，村民王二轩提供了一条信息，将吴春红引入调查视野。王二轩说，案发头一天他和吴春红交完电费后，一起从王家堂屋走出，走到院外时，不见吴春红，等了一分钟左右，才见吴春红出来。
当天下午，吴春红被带走询问，但吴春红否认和王二轩分开过。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王二轩、吴春红二人与王战胜均有不同程度的矛盾；后经技侦排查，认为吴春红回避前述一分钟的去向，“疑点明显上升”。11月19日，警方将吴春红连夜带走突审。
对侦查机关而言，作案动机是破获刑事案件的关键点。《破案经过》提到，“吴春红一开始百般抵赖，不承认与王战胜家有矛盾。突审民警围绕吴的家庭、子女、老人展开心理攻势，经过耐心工作，吴春红交代了为报复而投毒杀人的犯罪情况。”
资料显示，警方从吴春红和王战胜口中，获取了对双方矛盾的不同解释。吴春红供述称，自己在村里经营加工木材生意，用电量大，曾被前来查电表的王战胜怀疑偷电并遭侮辱，“14日那天早上，王战胜通过村里的大喇叭催交电费，口气强硬，联想到之前的矛盾，心里就烦的很。”王战胜则向警方表示：“我跟吴春红因为收苹果也有矛盾，他去我家拿袋我没让拿，叫别人拿了，他对我有意见。”
吴春红的辩护律师李长青认为，用这些矛盾来解释杀人动机，与案件的严重程度不匹配，“吴春红说，他去交电费时，王战胜还给他让过烟。况且当时他家的生活条件算是比较好的，不大可能为了这点过节冒险犯案。”当年吴春红靠做木材加工一个月能挣1000多元，是村中为数不多拥有摩托和彩电的人。
事实上，王战胜一家最初的怀疑对象并非吴春红。在获取吴春红线索之前，警方曾问及王战胜夫妇和谁有过矛盾。王战胜回答说，“我认为没和他人有矛盾。”王战胜的妻子吴新丽则提到六七人，但其中不包括吴春红。
“警方从王二轩那获取线索后，并未就吴新丽的怀疑对象进行全面排查，就草率地将吴春红锁定为犯罪嫌疑人。”接受采访时，吴春红的另一名辩护律师金宏伟用“邻人疑斧”的故事来分析警方的破案过程：“丢了斧子，一旦怀疑上邻居，今后怎么看邻居都像个贼。”
口供争议
获取吴春红口供后，民权县公安局展开进一步调查，但始终没有获取他投毒的直接证据。
相关判决书显示，警方搜集的证据，以吴春红、王战胜、王二轩等多人的口供或证言为主。除此之外，警方提供的证据还包括：现场勘查笔录及照片——证实王战胜家厨房内案板及面瓢摆放位置情况，与吴春红供述的摆放位置一致；刑事技术鉴定——证实被害人的胃内容物及王战胜家面瓢内的面粉、炒豆糁，均检出杀鼠剂类药物毒鼠强；法医鉴定——证实被害人死因为毒鼠强中毒死亡。
警方用这些证据，勾勒出吴春红如下犯罪情节：“吴春红交完电费后，趁王二轩走出大门、院内无人之机，溜进王战胜家的厨房，将鼠药投入了王战胜家厨房案板上的面瓢内的面粉中。他将鼠药包装袋放进裤子口袋，故意拿起厨房窗口上的马达轮弄出声响，然后离开现场。走到本村闫学超家墙南边时，他将鼠药包装袋点燃。回家后，故意在打扫猪圈时弄脏裤子，妻子将他的裤子洗完，他又偷偷将裤子口袋洗了两遍。”
4月1日吴春红无罪获释后，在儿子陪伴下踏上归途。
据律师金宏伟分析，警方未能提取到鼠药物证，为弥补这一点，采信了关于吴春红购买鼠药、洗裤子、燃烧包装袋的证词，但这些证词或者相互矛盾、或者是非法取得的孤证。
除了购毒和毁证环节，对于投毒这一核心犯罪事实，同样缺乏人证或物证，而只有吴春红本人的口供。吴春红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称，他的有罪供述是刑讯和威胁所致：“办案人员让我认罪，我不认他们就打我。我坚持不认，他们就威胁要把我媳妇也抓来。我不想让家人受罪，只好认了。后来我回答不对问题，他们也会打我。”
今年4月1日公布的吴春红投毒案再审判决书提到，现有证据尚不能认定公安机关存在刑讯逼供，但侦查人员在讯问过程中，确实存在不规范的地方——2004年11月20日讯问笔录记载的讯问地点是民权县看守所，但提讯证未记载当天在看守所对吴春红进行了提讯；另外，2004年11月21日讯问录像显示的讯问地点，也不是看守所提讯室，而且录像中吴春红供述时，讯问人员未做记录，而是拿着一份已经记好的笔录。
吴春红在侦查阶段录过7次口供，在最后一次翻供。类似于多数已平反的冤案，吴春红案体现出依赖口供的共性。对此，李长青认为，法律还需进一步落实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问题，以打破口供为王的办案陋习，倒逼侦查机关寻找客观证据，减少冤假错案。
案发一周后，民权县公安局即宣布破案：“经讯问，吴春红交代了他报复杀人的全部过程，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三次发回重审
2005年6月14日，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商丘中院）开庭审理吴春红投毒案。吴春红当庭推翻了在公安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
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律师陶有献为吴春红作了无罪辩护。当年庭审中，他提出吴春红被屈打成招的可能性大，并就投毒案情提出多项质疑。他认为死、伤者的胃内和洗胃液中只发现有毒鼠强，但没发现面粉和豆糁，说明吴春红并未向面粉里投毒；此外，现场勘查也没有发现吴春红的脚印和指纹。
商丘中院认定吴春红故意杀人罪成立，判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此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称河南高院）和商丘中院因该案发生长达5年的诉讼拉锯。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再审决定书显示，商丘中院四次做出有罪判决，其中三次被河南高院发回重审：2005年6月，商丘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吴春红死缓，同年12月，河南高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06年6月，商丘中院再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吴春红死缓，同年12月，河南高院再次发回重审；2007年7月，商丘中院第三次判处吴春红死缓，河南高院再次发回重审。
2008年10月，商丘中院第四次就吴春红案进行判决。据商丘中院制作的《受害人A2008年10月8日询问笔录》，此次开庭前商丘中院曾向王战胜做判后答疑，明确承认了案件证据不足：“认定吴春红杀人的直接证据只有被告人供述，除此之外，再无其它证据，因此，本案主要证据存在欠缺之处。”“本案证据欠缺之处，是本院判处死缓而3次被发还的重要原因。”
案件第三次被发回重审后，侦查机关增加了一份测谎报告。据测谎报告记载，侦查人员对吴春红采用CQT测试法进行测试，共三次询问吴春红“受害人家厨房里的药是不是你下的”，吴春红均做否定回答，并呈现说谎反应。报告总结道：“我们倾向认为，吴春红所称的‘受害人家厨房里药不是我下的’系说谎。”
CQT测试法产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一套测试题包括中性问题、相关问题、准绳问题、题外问题等，通常由十多道问题组成。“对比本案的测谎报告，侦查机关只是简单问了三遍‘是不是你投毒’，连最基本的测谎职业素养都没达到。”律师金宏伟指出，在云南杜培武案、河南马廷新案、湖北钟祥学生集体中毒案、安徽芜湖刘明河杀人案、福建念斌投毒杀人案等案件中，错误的测谎意见均对冤案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2008年10月，商丘中院在没有增加新证据的情况下，第四次作出吴春红犯故意杀人罪的判决；变化在于，这次对吴春红的刑罚由死缓改判成无期徒刑。
这种改判，在金宏伟眼中是一种“疑罪从轻”的处理办法，说明原审法官对证据的确信产生了极大动摇。
天津静海区人民检察院检察人员刘家洁曾在《刑事冤错案件证据问题实证研究》一文中，对“疑罪从轻”的现象作出解释：“办理冤错案件的过程中，司法人员并非没有发现疑点，但是由于司法理念的落后以及屈从于现实中的办案压力、舆论压力、被害人信访压力、案外因素等原因，并未遵从疑罪从无的原则，而是选择疑罪从轻，对是否构成犯罪存有疑点的案件，认定犯罪但从轻量刑，做留有余地的判决。”
商丘中院判决吴春红无期徒刑后，河南高院在证据不变的情况下，驳回了吴春红的上诉，选择维持原判。2009年8月，被终审宣判的吴春红由民权县看守所转入河南省豫东监狱，开启了漫长的申诉之路。
拒绝减刑
吴春红的女儿吴莉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早在2004年吴春红被捕后，其一家人已无法在村中立足，“我们的房子被捅坏了，家具被砸了，电线也给剪断了。当时家里养了二十来头猪和两头羊，也被村里卖了。”
为了维持生计，吴莉莉的母亲远赴广东打工，吴莉莉和弟弟吴云磊亦相继在初中辍学，加入打工行列。2009年，案发5年后，吴莉莉首次在监狱见到父亲。“第一次探监，他跟我说，你要相信爸爸是冤枉的，爸爸没有给家里抹黑。”
吴春红只有小学文凭，“我每天都在想我的案子，一直查字典、写申诉状。写过多少封我也记不清了，写好就让人帮我邮寄。”
在狱中，吴春红但凡遇到领导视察都会喊冤，为此多次被关禁闭。“有一次我举着胸牌跑到最前面，跪在地上大喊冤枉。领导问怎么回事，他们就说我有精神病，然后把我关了三个月。还有一次被严管时，每天让我在操场跑60圈，我跑不动了他们就架着我跑。一顿饭给半块馒头，我饿了一个月。”吴春红说。
2004年案发之前，吴春红和家人的合影。
2012年12月7日，河南高院驳回了吴春红的申诉。驳回之后，法院曾到监狱和吴春红协商减刑。“第一次是在2013年，要给我把无期变成有期，让我不要再申诉了，以后好好表现还会减刑。第二次是几个月没看到我的申诉，误以为我愿意认罪了。我说我没有认罪，我一直在申诉，我的申诉状可能被寄丢了。”吴春红表示，“自己下了死在里面也不会认罪的决心”。
2014年福建念斌投毒案获得平反，让女儿吴莉莉看到了希望，此后多年，她坚持每周去邮局邮寄申诉材料，持续在微博喊冤，并于2015年辗转联系到律师李长青。
“我用四个字来评价他，执着坚定。他自从离开侦查机关后，从来没有认过罪。在这种证据可左可右的案件中，这种态度对辩护人和法官都是信心上的支持。”李长青表示，吴春红若非真正蒙冤，极有可能会因为无期徒刑老死狱中，很难坚持到改判无罪的那一刻。
梳理案情过程中，李长青和金宏伟对死者吃面托中毒这一论断提出质疑。根据证人证言，死者生前吃过方便面；警方通过尸检提取了死者约30克的胃内容物，但未提及胃内容物的具体成分。这意味着，是否是面托导致死者中毒，并未得到确认。“毒鼠强毒性是砒霜的300倍，人中此毒后死去，应该来不及消化，还能看出吃的是什么东西。”
金宏伟说，申诉案件往往耗时多年，辩护人的自我确信很重要，“如果自己都不信当事人是蒙冤的，就熬不下去了。”接案后，两位律师每隔三个月去法院询问申诉进展；虽然案件问题暴露明显，但申诉获批的可能性依然无法预期。
在此期间，商丘中院曾主动和当事人家属沟通，希望他们放弃申诉。
再审改判无罪
2018年9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认定吴春红犯故意杀人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指令河南高院进行再审。
这一年，吴春红被转到浙江金华监狱继续服刑。2019年10月24日，时隔一年，再审案在浙江金华监狱开庭。两位辩护人原本做了激烈对抗的准备，出乎意料的是，检方的意见和他们趋于一致，认为吴春红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建议改判无罪。
“检方一发表这个意见，我们内心就坦然了。”李长青说。这一天，吴莉莉在微博写道：
“我和我的家人，昨天早上从河南民权出发，晚上到达浙江金华监狱。虽然到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我们还是围绕监狱转了一圈，想象着、感受着父亲就在里面的某一个房间。我们和父亲离得那么近，我心跳得特别厉害，要一直深呼吸才能平复激动的心情。”
结局已经昭然，不过吴莉莉没有松懈。她依然保持每周至少一次的寄信频率，直到今年1月17日，在寄出第634封申诉信后，因为突发的疫情而终止。
4月1日上午，吴春红投毒案终于迎来再审宣判：“综观全案，本案缺乏能够锁定吴春红作案的客观证据；其对多个犯罪细节的供述前后不一致，且与证人证言存在矛盾，其有罪供述的作案动机及选择的作案时机不合常理，不能排除其他人作案的可能。”
审判长表示，原判据已定案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锁链，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原审认定吴春红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吴春红无罪。
李长青回忆，吴春红听到“无罪”二字后，已经泣不成声。在失去自由5611天后，他被当庭释放，随后踏上回家之路。16年的牢狱给他添了一身伤病，他患有眼疾和皮肤病，胃也不好，回家途中一度因为身体不适，临时下高速就医。回到河南后，吴春红反复向来访媒体表示，希望当年冤枉他的人能够公开道歉，为他恢复名誉。
同情和祝贺的话语外，亦有质疑之声。有评论认为，吴春红案再审作出的是疑罪从无的判决，但并未完全排除吴春红作案的可能性。对此，李长青在微博中称，“司法判决坚持的是司法标准，和生活经验标准是有区别的。”
对于吴春红的无罪释放，首先表示无法接受的是死者家属。据媒体报道，4月1日，吴春红出发回家的同时，死者的父亲王战胜亦专门从打工的外地赶回，准备寻求警方的帮助，查明真凶。
“社会名声要想彻底恢复，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亡者归来。即便是真凶出现，都不是百分之百，会有人质疑是不是为了其他目的顶罪，比如聂树斌案中的王书金。”金宏伟认为，吴春红想要完全恢复声誉，还有漫长的一段路要走。
责任编辑：祝加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