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终结“同命不同价”，是时候“全国一盘棋”了|新京报专栏
文|王琳
近日，郴州市永兴县法院一审判决，原告郭某按新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赔偿标准获得伤残赔偿金7万余元，而非老标准的2万余元。这是湖南首宗落判的“同命同价”机动车事故案。
据新京报梳理，“同命同价案”并非孤例。近期，安徽、陕西、河南等多地启动了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因此舆论乐观预测，这意味着人身损害赔偿“同命不同价”的现象将成为历史。
其实，将事故赔偿称为“命价”并不准确。过去的“同命不同价”和现在的“同命同价”，都只是舆论用语而非法律术语。但因事故引发的死亡赔偿的确源于一条生命的逝去，“同命不同价”虽然简单粗暴，却也将隐藏在事故赔偿背后的生命歧视，赤裸裸地剥开在大众面前。
“同命不同价”的法律适用规范，多指向2004年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这份司法解释，死亡赔偿金标准根据死者的户籍性质不同，分别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计算。支持这一赔偿标准的主要理据在于：城乡本就存在差异，司法理当正视市民和农民在可期待收入上的差别。
当时，城乡二元制还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但如今，随着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放开，特别是2014年取消了户籍上农业和非农业的区别，这种城乡二元制的根基已经销蚀。
所谓“命价”（死亡赔偿金），与其说是生命的“价格”，不如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生者（死者近亲属）的抚慰。生命无价，出现在司法裁判中的“命价”，只是一种对无可挽回的生命的最后补偿，在制度上不宜因不同身份划成三六九等。
以市民和农民的不同身份作为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其实是人为制造出的群体差异。如果“命价”的城乡有别是合理的，为何同样在事故赔偿中，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等等，又都没有市民和农民的区分？
其实，早在15年前，广东省高院就出台过一个研究意见，其中明确在交通事故赔偿中，“受害人的户口在农村，但发生交通事故时，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的，在计算赔偿数额时按城镇居民的标准对待。”尽管这里的“同命同价”仍有不少条件限制，但至少算得上是个好的开端。一些地方法院，也偶有统一“同命同价”的零星个案，以回应社会关切。
在立法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国家赔偿法等国家层面的立法，已陆续实现了死亡赔偿标准的统一。2009年《侵权责任法》也在第十七条明确：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但在“同命同价”已得到越来越多社会认同的今天，司法实践中的“同命同价”依然限于部分法院试点，这既与司法应追求的公正相悖，与民意期待也存在一定距离。
我国是个法制统一国家。十多年过去了，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同命同价”不应仍停留在个别法院的试点上。这实则在“同命不同价”之外，又产生了“同案不同判”的怪现状。一个农民，不幸死在某个试点法院所在地，就能跟市民“同价”；死在某个非试点法院所在地，又跟市民“不同价”。不管是法理还是情理上，都难以自圆其说。
因此，从试点走向“全国一盘棋”，不以身份和地域来给生命比价，是时候行动了。
□王琳（法律学者）
责任编辑：吴金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