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六旬夫妇高龄产女之后
10月25日，山东枣庄，68岁的黄维平第三次当上爸爸。
30多年前，黄维平就已经儿女双全，最大的孙女今年刚满18岁。爷爷辈的他，最近又有了一个小女儿。
年初，老伴田新菊检查出怀孕，黄维平打算将孩子留下。虽然遭遇了子女的强烈反对，但老两口不为所动。
媒体报道中，田新菊67岁，被认为是“中国年龄最大的自然受孕的产妇”。而新京报记者了解到，她曾因结婚修改过年龄，真实年龄是65岁。
两岁的误差，显然影响不了公众对这件事的好奇。消息传开后，很多人送来祝福，流言蜚语和医学界的质疑声也相继传来。人们感慨于老两口的生育经历，也为孩子的未来感到担忧。
607病房
沉浸在老来得女的幸福中，黄维平无暇顾及外界看法。尽管头发已经白了一半，穿着衬衫、西裤的他看上去仍然很有精神头。
10月29日，老伴出院的前一晚，黄维平只睡了两个多小时。凌晨三点，他帮妻子接完奶，急匆匆地赶回家收拾床铺。天亮之后，又像往常一样遛狗、做早餐、送小孙女上学，赶在七点前回到了医院。
预产期到来前，田新菊住进了医院的家庭式一体化产房。里面的电动产床标价30万，所有设备加起来将近70万元。为此，黄维平每天需要支付1000多元的费用。
做完剖宫产手术第三天，田新菊住进了607病房。
607正对着护士台，楼道里还有保安24小时轮班值守，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拦住来采访的记者以及不明身份的人，保证607不被打扰。
一位保安主管称，他已经连续几天没有睡过安稳觉，值班的同事经常在半夜打来电话，汇报6楼又来了陌生人。和记者聊天的时候，这名主管哈欠连连，白天在医院，他要寸步不离地跟在黄维平身后。
10月29日上午，黄维平从新生儿监护室接孩子出院。新京报记者祖一飞摄
医院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表示，不断涌来的媒体，已经影响到正常的医疗秩序，院方已收到多起来自病人的投诉。
作为舆论的重点关注对象，黄维平没有明确拒绝采访。有时担心影响自己和老伴休息，他会有意避开记者。倘若遇到，也会视情况交流几句。通过电话找来的人更多，他的通话记录连滑几次都是一片红色，未接来电攒了近百个。
一位网友从北京坐高铁赶来，最终也没能见到老两口的面，只能将带来的糕点转交给保安；一家婴幼儿用品公司派人提来6袋纸尿裤，声称要将孩子从小到大的纸尿裤和辅食全包，条件是黄维平要配合录制一条“感谢视频”。
黄维平通过了那名北京网友的微信好友申请，回复了对方一些客套话；他也收下了纸尿裤，拿着话筒对企业和从未谋面的“王总”表示感谢。
最初的几天，黄维平经常从内部电梯出入，走路也刻意绕开人群。广东来的记者在门口守了一夜，他也没去见。后来，他又忍不住分享喜悦，好几次走出病房主动找人聊天。
10月29日，出院的这天中午，黄维平终于不再走内部电梯。这一次，他抱着用红色纱巾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女儿，大方地朝镜头微笑。
按照当地习俗，抱新生儿出门需要带上一支桃树枝以祈求平安。有些家长拿的是普通树枝，黄维平手中的却明显“高档”许多：枝条上系着红绳子，绳子上绑着几颗红枣、外壳被染成红色的花生，还有一串铜钱和一束中国结。
聊到花生的寓意，黄维平笑着解释：“就是生个男的，再生个女的，连着生。”这份祝福显然是要送给孩子。考虑到老伴的身体和自己家的情况，黄维平说，以后就是还能生，也不会再生了。
出院前，黄维平手拿桃树枝，与妻子和女儿一起拍照留念。新京报记者祖一飞摄
“第二春”
黄维平告诉记者，老伴怀孕实属“意外”，当时两人并没有计划要孩子。因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时，才发现已经有了胎芽。
“一开始我们也觉得是丑事，这么大年纪了还怀孕。”黄维平说，但没过多久，他们就接受了这件事。
黄维平并不避讳谈及夫妻生活。他直言夫妻生活保持正常，彼此之间虽不会像年轻人那样说“我爱你”，但也是真正的爱。“因为我们有爱，才有了这个结晶。”
黄维平年轻时在公社当过干部，1984年转行做了律师，他以前经常去各地出差，还曾离家在天津工作过一段时间。田新菊卫校毕业，退休前是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的儿保科大夫。两人退休后，把重心放在生活上，遛狗、做饭、照顾孙女，占据了生活日常。
如果不是去年遇上了那件“怪事”，两人的晚年生活本不会被打乱。
在黄维平口中，那件“怪事”被叫作“第二春”——田新菊绝经约10年后，又一度恢复了正常月经。
老两口猜测，这件“怪事”或许和中药调理有关——田新菊喝过用于活血化瘀的中药。黄维平曾对媒体回忆，“早上用了药，晚上就来例假了。”但新京报记者再问这个问题时，他回答已经记不清老伴是先来的例假，还是先喝的药。
领走孩子前，黄维平在小脚印旁按下了自己的手指印。新京报记者祖一飞摄
今年2月，田新菊在医院被告知怀孕。又做了一遍检查，还是同样的结果。惊喜过后，老两口开始考虑孩子的去留问题。
黄维平觉得，这是老天赐予的礼物。到了他们这个年纪，已经不是想不想生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生。“身体不够健康的话，无论地也好，种也好，都不会有新芽的。”他也做好了另一种打算，如果检查出任何问题，随时终止妊娠。
田新菊怀孕两个多月的时候，女儿听说了这件事，想要劝父母把孩子流掉。黄维平说，当时交涉无果，女儿撂了句狠话，“你们要是敢生，我们就断绝关系。”从那以后，她果然不再来家里，孩子出生也没在医院出现过。
没听女儿的话，黄维平不觉得有错，他从法律角度给出了自己的态度：“我们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自己做事自己当。”
但年龄问题摆在眼前，黄维平也曾担心老伴的身体不能保证正常妊娠，观察一段时间后，他觉得没有问题。
实际上，检查结果显示，田新菊并不适合生育。今年5月份，枣庄市妇幼保健院对她进行了妊娠风险筛查评估，由于曾患脑梗、伴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等疾病，田新菊的评估结果是“红色高风险”。
为此，医院多位专家进行劝阻，希望终止妊娠，老两口始终没同意。“我们俩的意见是统一的，留下来，没问题。”
自然受孕
为了田新菊能平安生产，医院专门组建了一个微信群，委派内科、外科、营养科等科室的医护人员在线坐诊，哪怕是被蚊子咬了一口，田新菊也要在群里汇报。
年轻时，田新菊的一对儿女均是顺产出生，这一次，考虑到她的年龄，医院决定采用剖宫产，并专门邀请了山东省妇幼保健院院长王谢桐来主刀。幸运的是，进入产房不到一小时，田新菊便诞下一名5斤重的女婴。
10月29日，护士将孩子转交给黄维平。新京报记者祖一飞摄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主任医师刘成文告诉媒体，田新菊高龄产子的经历实属万幸，他不建议类似的高年龄人群再去怀孕，因为母亲和胎儿面临的风险都会增加，“还是建议在合适的年龄做合适的事情，适龄婚育。”
一些医学界人士则把焦点放在了受孕方式上，他们对田新菊“自然受孕”的说法提出了质疑。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女性的绝经年龄平均为49岁。绝经便意味着不再产生卵子。上述人士据此认为，已经65岁的田新菊几乎不会有自然受孕的可能。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谭先杰告诉新京报记者，女性在50多岁停经之后，到60多岁再来月经是有可能的。“因为子宫内膜是一个容受性很大的组织，只要有卵巢的雌激素、孕激素刺激它，是可以生长、进而恢复功能的。”而子宫内膜生长、女性卵巢功能恢复后，便会来经排卵。精卵结合，自然受孕。
但谭先杰也认为，高龄妇女自然受孕的概率很小，一般而言，女性绝经以后几乎就失去了怀孕、分娩的可能，除非特别例外。
山东省中医院生殖中心主任连方教授说，还没有绝经以后吃中药自然产生卵子的先例。由于卵巢功能很特殊，一旦绝经，卵子消耗殆尽，不可能再产生卵子。她认为，枣庄的这起事件属于特殊个案。
由于公开的信息有限，专家们也无法对田新菊的情况作出更准确的判断和解释。
田新菊所在楼层的护士长说，她此前遇到年龄最大的产妇是52岁。被问及65岁的田新菊是否属于自然受孕，该护士长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黄维平在枣庄市妇幼保健院门前。新京报记者祖一飞摄
对于外界的这些质疑，黄维平不愿理会，他坚称老伴是自然受孕，没有借助任何医疗辅助技术。他用“奇迹”形容两人的这次生育经历。
记者了解到，田新菊产后正常下奶，基本可以满足纯母乳喂养。孩子出生前，黄维平买好了奶粉，但并没有派上用场。
早在8月份，黄维平就花费两万余元，预订了山东省人类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库25年的保存服务。他说，这个就是为将来的不确定性增加一个保险。将来不仅可以解决孩子的一些疾病，还能用在自己、老伴和儿女身上。
“天赐”
提前准备好的，还有孩子的名字。黄维平说，离预产期还有两三个月时，他们就已经定好了名字：男的叫世凯，字天赐，女的就叫天赐。
黄维平解释，叫世凯，是因为孩子是“世”字辈，“凯是凯旋的凯。”后一个名字，顾名思义，这个年纪怀孕生子，他相信是“上天的恩赐”。
名字背后，是老两口老来得子的喜悦。但有网友言辞犀利地指出，“你们这短暂的喜悦，很快就会被接踵而来的烦恼所替代。”黄维平不以为然，“我们养过孩子，有经验。”
也有人担心他们的身体，觉得这个年纪生孩子属于“自私”，“万一将来老两口卧病在床，剩下个半大的小孩谁来照顾？”
黄维平解释说，按照他和老伴的身体情况，抚育孩子长大肯定没问题。他认为自己家的基因里有长寿的传统，他举例说，自己的父亲和奶奶都活到了96岁。
日常生活中，黄维平十分注重养生，“我们家不吃鸡精，不吃味精，不吃化学的东西，只吃绿色食品。”他做饭只用压榨花生油，每年都要回趟农村装个几十斤。日常饮用水，他只喝净化后的泉水，每周会亲自开车去附近的山上拉。50斤的水桶，他能一个人提上五楼。
即便住在城市的小区里，黄维平也在创造着田园生活。小区门口绿化带的空隙，被他开辟出几小块菜地，种上了辣椒、茄子、黄瓜、芸豆等蔬菜。更远处的一块空地上，还有成片的苔菜，下面条的时候，他喜欢掐一把放进去提鲜。
黄维平注重养生，喜欢吃自己种的菜。新京报记者祖一飞摄
黄维平几乎每天都要喝一小杯高度白酒，但他不抽烟，也讨厌抽烟的人。“只要身上有烟味，我都不会让坐我的车。”聊到这个话题时，黄维平提到，因为抽烟的事他曾打过儿子，儿子也很少会来家里。而现在，女儿也因为孩子的事，有五个月没回家看望过他。
新京报记者留意到，黄维平家的客厅里没有全家福照片，电视柜旁边摆着一盒药酒，那是他女儿在春节时带来的。
在黄维平看来，血脉关系可以解决亲属之间的大多数问题。他觉得，女儿当时说断绝关系是“怄气”，迟早还会回来。他也相信儿女一定会接受小妹妹天赐。
至于“天赐”懂事后能不能理解，黄维平觉得做好自己的解释工作就好。“我会告诉她天赐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让她知道自己属于特殊情况。”
如果不能接受怎么办？“那就是她的问题了。”黄维平说。
有不少网友对孩子的成长表示担心，黄维平觉得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他们两人每月的退休金加起来有一万多，他目前仍在做律师工作，抚育孩子长大，钱不成问题。
最近几天，有朋友在电话中转述了一些社会上的传言，黄维平听了有些生气，“他们想怎么说怎么说，但不要影响我家庭团结。”
传言的内容涉及财产分配，黄维平说自己将来绝不会偏心，“哪个孩子都是他妈妈身上掉的肉。”去世之前，他会立好遗嘱，把所有的问题“均衡安排”。眼下要做的，就是把孩子好好养大。
现实问题往往来得很直接。出院这天，到了家门口，一道麻烦横在黄维平眼前。由于家住五层且没有电梯，行动不便的田新菊只能坐在轮椅上被人抬上楼。老两口的儿女依然没有出现，记者和脐带库的工作人员帮忙分担了这项重任。
10月29日，记者和脐带库的工作人员帮黄维平把老伴抬上了五楼，他的子女没有出现。新京报记者祖一飞摄
为了让老伴得到更好的照顾，黄维平请了月嫂，但10小时之外的时间，还需要他来操持。
回到家的第一天，黄维平几乎整夜未眠，老伴夜里醒来，他给做了饭。凌晨两点多，孩子睁开眼，他又兴奋地睡不着，拿着手机一个劲儿地拍。“叫爸爸好不好？黄天赐。”
（新京报记者齐超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