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拒绝救助的“大款”乞丐 | 青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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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们徐站长，包吃住每个月给我5000块，八抬大轿接我去你们站里，我都不去！”尽管趴在地上连腰都直不起来，但对我们吼叫的时候，张小强还是底气十足，完全不像是个街上的乞丐。
乞丐“名人”
那天上班时闲着没事，我拿手机刷新闻，看见一个视频的标题是：《残疾人上车不便，公交小哥抱上车》。
在这条不到1分钟的视频里，一辆公交车到站停车后，一位趴在地上、不能站立的残疾人出现在了公交车前门口。司机主动下了车，将残疾人抱进了车厢里，随后又把他乞讨用的一个塑料桶和一个音响也拿上了车。
看到这条视频，我不由得笑了起来。对旁边几个同事说：“快看快看，张小强又上新闻了！”同事们围过来，探头看了看，都呵呵直笑。“又是他，最近他上镜率挺高的，快成名人了！”
这是最近几个月以来，我们第四次在新闻上看到张小强了。每次都是一样的情节：他出现在公交站无法上车，公交司机帮忙把他抱上去，到站后又把他抱下车。唯一的区别是线路不同，司机不同。
我是我们市救助站的一名员工。在我们单位，没有谁不认识张小强。我第一次见到他，是今年5月一天。
我们开着车身上贴着“救助”字样的车，在街上巡查。近一年来，市里在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俗称“创文”。那段时间，上面有检查组要来，街上要是有流浪乞讨人员市里是要被扣分的，所以我们加大了巡查力度，很多单位也因为创文“亚历山大”。
2003年闻名全国的孙志刚事件发生后，收容遣送制度就被废除，全国的救助站对流浪人员主要以劝导为主，实行自愿救助、无偿救助政策。对于不愿意到站救助的，救助站发放足以御寒的棉衣棉被、食物、水等。对于前往救助站接受救助的流浪人员，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想回家的还可以为他们买车票。
那天，当车开到闹市区一条街道时，我们老远就看到一个年约30多岁的残疾男子歪歪斜斜侧身半卧在路边，身旁放着一个用来装钱的白色漆桶，还有一个小音箱。音箱固定在一个板子上面，板子下面安装着四个小轮子。
男子一看就知道下肢有问题，右手手掌也往后勾着，左手带着帆布手套，眼睛像青蛙般鼓起，并且脖子歪着，眼珠也偏向一旁。
很显然，这个人在乞讨。我们几个人下车后将他围住，一个男同事问他：“我们是救助站的，你有没有困难，说出来，我们来帮你。”残疾男子脖子歪着，口里嘟囔着：“我---不---去！”
一个男同事朝我们另外几个人使了一个眼色，然后对那男子说：“你身上太脏了，走，我们带你到救助站去洗个澡，有别的困难到时一起给你解决！”说完后，几个人一起上前，连拉带抬强行将男子弄上了救助车。男子一边挣扎一边喊着：“我的---音箱。。。。。。”看到我正在弯腰拿起他的音箱和塑料桶，他这才停止了喊叫。
一路上，男子沉默无语，一副神定气闲的样子。后来有认识他的同事告诉我，他长期和一些单位打交道，有丰富的战斗经验，见过大世面，“淡定得很”。
“八抬大轿都不去”
这个残疾人就是张小强。那天到了救助站后，站里确实安排人给他洗了个澡，还帮他理了发。随后，一位副站长出面做他的工作。副站长问他住在哪里，生活有没有困难？如果他愿意留在救助站，站里给他提供免费吃住。张小强说自己还是住在老地方，生活没有困难，并坚持要走。
“现在市里在创文，你知道吧？要是创文成功了，对我们都有好处。你每天在街上讨钱，给市里带来负面影响。要不你在我们救助站住几天，只当是休息了，过几天再送你回去，行不行？”一个和他最熟悉的男同事对他进行游说。
“创文我知道，创文好得很！”张小强回答得倒是很果断，不过他坚决不留在救助站。我们几个人围着他劝了好几个小时，他油盐不进。
救助站不是公安机关，没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权利，实行的又是自愿救助，如果对方不愿意留下我们也只有让他回去的份。退一万步说，我们如果强行将他留在站里，他要是在站里自残自杀，或者出了别的问题站里都担当不起。
最后我们想了一个办法，把他的音箱暂扣下来。我们想，音箱是他行乞的“装备”，没有音箱也许他会消停几天，这样大家的压力都小一些。这也算是，政策规定和现有条件下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
张小强毕竟是残疾人，救助站不能让他自己回去，也不能把他扔在大街上。所以，我们又开着车，送他回住处。同事们知道他住的地方，也不用他指路，径直往城郊开去。到了城郊后，车子开进了一条不到3米宽的小道，道路全是摆着小吃、百货的各种摊位。
在小道尽头，有一家脏兮兮的小旅社，车子停了下来。两个男同事合力将张小强从车上抬下来放在地上，他乞讨用来装钱的塑料桶我们也还给了他。“最近不能再出去讨钱了，听见了没有？你要是有困难，我们接你到我们救助站去住下来，行吧？你快进去吧！”同事对他交待。
也许是回到了自己的地盘上，张小强明显强硬了许多。他带着塑料桶往旅社挪动了几步，停下来回过头恶狠狠地大声吼道：“告诉你们徐站长，包吃住每个月给我5000块，八抬大轿接我去你们站里，我都不去！”
“你还记得我们徐站长？他调到殡仪馆去了，你要找他就去殡仪馆吧！”同事对他说道。我们以前的站长是姓徐，确实刚刚调到了殡仪馆。张小强以为我们在咒他死，愤怒地瞪了这个同事几秒钟，随后骂骂咧咧消失在旅社大门里。
张小强居住的小巷子
投诉
回来的路上，我从同事们断断续续的讲述里，弄明白了张小强和救助站的“历史渊源”。张小强是郊县人，很小的时候因为车祸导致右边的手臂和一条腿无法动弹，他站立不起来，只能半坐在地上，走路用臀部和腿着地一下一下往前挪动。
十几年前，张小强流浪到了市里，以乞讨为生至今。城郊那个旅社是他一个老乡开的，老乡说起来还和他沾亲带故，张小强就把旅社当成了自己的落脚点。每天只要天气好，张小强就会出门“工作”。
就这样，他和救助站产生了瓜葛。好几次，救助站将他带到了站里，提出送他回老家或者对他进行救助，张小强不愿回老家也不接受救助，他也就成了救助站的老熟人。
他是真正的残疾，很多人可怜他，往他面前的塑料桶里扔钱，你一块他五毛，加起来他每月的收入比很多上班的人都多。“你想想，包吃包住每月给他5000块钱接他来他都不来，他肯定挣的比5000块多呗！”这个同事说道。
我有些吃惊。我们这里是一个四线城市，好多人每月工资才两三千块钱。一个乞丐居然每月都能挣大几千，这确实出乎我的意料。在到救助站工作之前，我遇到了沿街乞讨钱的也经常丢几块钱的零钱。看来，我真是太低估了他们的收入。
同事们都说，张小强并不好对付。这不，头天暂扣了他的音箱，第二天我们就接到了报社的电话。原来，张小强回去后的晚上就拨打了报社电话，投诉救助站“没收”他的音箱，欺负残疾人。报社一听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放弃采访，不过还将情况及时通报给了我们，建议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副站长当即就拨打了张小强的电话，对他进行了一番安抚，并再三承诺过几天把音箱给他送过去。几天后，站里再次外出巡查时，真的把音箱给他送到了旅社。
坏人
在那次相遇之后，我又听到了更多关于张小强的故事。据说，张小强每天的早餐是两个“妮妮”牌蛋糕，别的不吃。“妮妮”是我们这里的知名品牌，价格不菲，不是谁天天都吃得起的。“你们别小瞧了他，别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我们谁天天吃得起那么贵的蛋糕？”那个工作人员把这事当新闻对我们同事说，边说还边嘴里啧啧着。
报社负责联系我们救助站的是记者李军。时间长了，他和我们站里的好多同事混得烂熟。好几次，站里邀请李军来采访时，李军对我们谈起了张小强。公交公司也是李军负责联系，新闻报道都是他负责采写，多条公交线路司机帮过张小强，李军经常到场写报道，对张小强很了解。
张小强甚至还保存了李军的手机号，但有两次张小强半夜十一二点打李军的电话，也不是很着急的事情，包括投诉音箱被救助站“没收”。李军不堪其扰，后来干脆把他的电话拉黑了。
李军告诉我们，27路公交车从城郊那条小道附近经过，乘坐27路公交车就成了张小强出门和返回的首选。这条公交线路有40多个司机，其中女司机8个。张小强要坐车时，司机们大多会把他抱上，到站后又把他抱下去。男司机还好说，女司机抱他有些吃力。到了夏天，衣服穿得单薄时，张小强身上的异味熏得司机们直恶心。
这些都不算啥，李军透露的“核心信息”是张小强很坏。大热天女司机们把张小强抱上抱下时，衣服都穿得少，他要么用后背或者胳膊肘故意顶一下女司机的胸部或小腹，要么那只没有残疾的手在女司机屁股上或者大腿上抓一把。如果只有一个女司机这样说也许是她太敏感了，关键是女司机集体私下向27路公交女队长投诉，说都被张小强“揩油”了。女司机们还得出统一结论：这个残疾人不正经。
“我们车队的女司机都烦他烦得要死。本来看到他可怜帮帮他，他还占我们的便宜，太不要脸了，也不看看自己长得啥样！”女队长亲口气愤地对李军吐槽。
我们问：“那司机们就别管他啊！”
“不管他吧，他挨着车近，司机们怕他被卷到车下面出了事，还有就是车上车下那么多人看着，不管他有损公交公司形象。另外公交公司也有宣传需要，通过这样的事例显示员工素质高嘛！”李军解释道。
李军还告诉我们，就因为有一天一个司机没载张小强，他还打电话到报社投诉过。那天正好是李军值班，李军一听声音就知道是张小强。张小强在电话里瓮声瓮气地说道：“我是个残疾人。。。。。。27路不带我。。。。。。”
讽刺的是，之前张小强还给27路车队送过一面锦旗，表达对车队司机们经常帮他的谢意。当时也是他自己拨打李军的电话邀请去报道的----他知道运用各种方式维护、巩固他的“生态圈”，所以大家都说张小强不好对付。
李军还对我们讲了另外一件事情；他的一位同事在外采访，回来非常鄙夷地告诉他，张小强用讨来的钱去嫖娼，连床都爬不上去。。。。。。。至于详细情节，这个同事没多说李军也没多问。报社是个新闻集散地，记者们都有自己的信息来源渠道，他们获取的信息大多来自相关部门，既然同事这么言之凿凿，李军确信这事是“无风不起浪”。
“同行”们
因为工作原因，我接触的各种乞讨者不少，要论收入，张小强并不是其中的“佼佼者”。
有一次，我们接到投诉，一家医院的天桥上有人在乞讨。9点多钟我们就赶了过去，看到一名瘦小的年轻男子跪在地上，膝盖以下半截“残肢”如同树棍一样露在外面。我们当即就把这人连同他的塑料桶一起带到了救助站。他的塑料桶是装5公斤乳胶漆的那种，里面的零钱已经堆到到了桶的三分之一位置。估计这个人是7点多钟开始在这里乞讨的，也就两个钟头，约莫着讨到了几百元。
到了救助站，这个男子竟然站了起来。原来，他没有残疾，断腿是装出来的。小伙子是河南人，觉得装成残疾人乞讨来钱快，就干脆全国各地到处跑。每个地方待三五天，然后赶场去下一个地方。一般情况下，乞讨时的生面孔更能博得别人的同情，再就是在医院门口乞讨，收入会比别的地段更多。
还有一个大爷，60多岁了，安徽的，以前在街上乞讨被我们带到站里问过情况。前段时间，他又在街上出现了，并且还拉起了一支“队伍”，一起的有好几个人。
我们把他们带到站里一问，原来这个老人“致富有方”早些年就在老家盖了楼房，这几年眼看着没有残疾的乞讨者不容易要到钱了，他就把老家的婶娘、表哥等人雇佣过来，让年纪大的人往路边一躺装成病人，他讨到钱后每个月根据效益给这些帮手发工资。
当然，也有那种以前靠乞讨为生，后来自立更生的。前段时间报纸上报道了一家市场里有一个名叫徐波的残疾人，因为没有脚掌每天跪着收废品去卖钱来养活自己。徐波以前也是到处乞讨还被我们救助过，后来走上正路不再乞讨了。被媒体报道后，徐波不仅安装了假肢，还获赠了一辆残疾人专用三轮车，成为了身残志坚的典型。
我所在的城市，“创文”还在继续。不过，相比较迎检前的紧张而言，现在对各方面的要求，已经宽松了不少。
十月的一个周末，我在街上闲逛。在一个路口，远远看到张小强又半卧半坐地歪在地上，他面无表情的看着远处，音箱里放着周华健的那个《爱相随》。
从他身边经过时，我低下头加快了脚步。自从到救助站上班后，我再也没有给过乞讨者们施舍。
作者：仓阳
责任编辑：张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