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让教育回归本位：“双减”不只做减法
来源：中国经营报
文孟庆伟
“双减”，无疑是2021年教育改革的关键词。
“十三五”期间，我国教育公平和质量得到较大提升。然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太重，短视化、功利性问题却严重对冲了教育改革发展成果。
在“十四五”时期我国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目标下，教育焦虑与内卷，亟须破题。
在近几年既有“双减”改革成果的基础上，2021年5月，随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新一轮关乎亿万家庭切身利益的改革，拉开序幕。
所谓“双减”，指的是要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通过全面压减和治理校外教培机构，开展作业改革、课后服务改革，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不仅如此，各地把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作为深入落实“双减”的重大举措，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施或深化干部教师交流轮岗。
一边是“双减”新政对于不必要的课外补习、超前学习的规范与控制，另一边则是基础教育水平差距的弥合与公共教育质量的均等化。中国的教育正在回归到更加正确的道路上来。
“双减”不单是给孩子和家长减负，也在重塑良好教育生态的过程中，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做加法，向“人民满意的教育”越走越近。
据了解，2022年，教育部将继续把“双减”作为教育督导“一号工程”，特别要加大督办、通报、约谈和问责力度，推动“双减”工作取得新的成效。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以“双减”为契机，一场从社会到学校，再到家庭的关于教育共识的集体反思与讨论正当时。
深化“双减”
2021年5月21日，中央召开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对“双减”工作来说，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既重申了学校是教育主阵地，又明晰了教培行业的定位与未来走向。
会议指出，义务教育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中小学生负担太重，短视化、功利化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特别是校外培训机构无序发展，“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现象突出。减轻学生负担，根本之策在于全面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做到应教尽教，强化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
针对教培行业，会议强调，要全面规范管理校外培训机构，坚持从严治理，对存在不符合资质、管理混乱、借机敛财、虚假宣传、与学校勾连牟利等问题的机构，要严肃查处。要明确培训机构收费标准，加强预收费监管，严禁随意资本化运作，不能让良心的行业变成逐利的产业。
实际上，这并非中央第一次提出“双减”要求。2017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外负担。
随后的2018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这是我国第一个从国家层面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重要文件，教育部曾解读其为“着眼长远的治本之策”。
就在同一年，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调研了40.1万所校外培训机构，其中有27.3万所机构存在违规，占比高达68%。
资本过度涌入的教培行业，已逐渐“跑偏”，但治理并非易事。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2018年7月中央发布上述文件之后，各地教育监管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审批登记等。
“但是到了2019年、2020年，校外培训机构总量大幅上升，而违规收费等乱象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才导致了2021年以来的一系列整治行动。”储朝晖说。
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全文印发《意见》，深化“双减”工作正式打响。教育部还确定了9个“双减”工作全国试点城市，包括北京、上海等大城市。
《意见》要求，严格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关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
这意味着，义务教育阶段的校外学科培训通道，基本关闭。据了解，学科类培训是很多教培机构的“命根”，占总业务收入的比重可达“半壁江山”，甚至更高。
以新东方为例，根据其公告，截至2020年及2021年5月31日止财政年度，提供K-9学科类培训服务产生的总营收分别占公司各财政年度总营收约50%至60%。
受政策影响，教培机构纷纷进行战略调整。2021年11月3日至今，好未来、新东方、学大教育等多家上市教育公司宣布终止内地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业务。
《意见》还要求，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
按照教育部的要求，“营改非”的最后期限是2021年底。在此期限前，教培机构或转型为素质教育培训，或提供校内课后服务供给，或注销，教培机构数量出现大幅压减。据教育部2021年12月21日通报，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取得明显进展，全国学科类培训大幅压减，其中线下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83.8%，线上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84.1%。
据记者了解，留下的学科类培训机构一部分转为非营利性机构，实行政府指导价，提供公益服务；不适合“营转非”的将被进一步注销。
“2021年下半年以来，教育部门会定期公布通过审批的白名单，这些白名单也就是已完成‘营转非’登记的机构。”东北某大城市一家大型教培机构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新规对资本化运作的限制，也让教培行业的上市公司站在十字路口。有统计称，“双减”以来，截至2021年12月22日，新东方、好未来两巨头市值蒸发超5000亿元人民币。
2021年下半年，围绕中央对“双减”工作的部署要求，各省份都在积极探索各自的监管路径，并取得实效。比如辽宁将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全额纳入监管，河北公布了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机构禁止性事项负面清单，福建发布了校外培训项目分类鉴别指南，湖南制定了学科类校外培训基准收费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为更好地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监管，教育部于2021年6月成立了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有分析称，新部门的设立将解决此前监管缺失、监管乏力的问题。
强化学校“主阵地”作用
当孩子不再疲于上各种学科培训班后，被裹挟已久的家长终于可以喘口气。不仅如此，“双减”以来，各地家长还都感受到一个鲜明的变化：孩子回家没有作业做了，甚至连试卷都见不到。
而这正是改革的另一个目标：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围绕这一目标，以校内为阵地的作业改革、课后服务改革，成为“双减”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抓手”。
《意见》规定，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其中，在管理机制上，学校要完善作业管理办法，加强学科组、年级组作业统筹，合理调控作业结构，确保难度不超国家课标。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
在作业总量上，分类实施，学校要确保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小学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90分钟。
但减负不是减质量。为了让学生们既能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又能发挥学校主阵地作用，让学生学有所获，各地各校“一校一案”制定了课后服务方案。
按照教育部的要求，2021年9月1日开始，全国义务教育阶段要全面推行课后服务“5+2”模式。所谓“5+2”模式，即学校每周5天都要开展课后服务，每天至少开展2小时，结束时间要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相衔接。对家长接孩子还有困难的学生，应提供延时托管服务。
据记者了解，从全国层面看，课后服务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教师指导学生在校完成作业，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进行补习辅导和答疑，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学习空间；另一方面，学校会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体育、劳动、阅读、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但按照要求，教师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讲新课。
日前，教育部直报平台摸底调查显示，有92.7%的学校开展了文艺体育类活动，88.3%的学校开展了阅读类活动，87.3%的学校开展了科普、兴趣小组和社团活动，课后服务吸引力显著增强。自愿参加课后服务的学生比例由2021年春季学期的49.1%提高到目前的91.9%，有力地促进学生的学习回归校园。
在北京市十一学校一分校校长刘艳萍看来，课后服务的底层逻辑就是把孩子从校外机构“夺”回校园。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让校园生活和课堂更有质量。
为此，该学校的课后服务在为学生提供丰富兴趣选择的基础上，也注重对学生的个性化指导，将重点年级和不同学生群体打破班级界限，为其安排优质师资，进行有针对性的课业辅导。
国家统计局在2021年秋季开学后的专题调查显示，校内减负成效初显，作业负担明显减轻，73%的家长表示孩子完成书面作业时间比“双减”前明显减少，85.4%的家长对学校课后服务表示满意。
均衡与回归
还有一个数据值得关注，据教育部日前通报，“双减”实施以来，72.7%的家长反映教育焦虑有所缓解，家长的教育观念发生积极转变，70.3%的家长认为要树立“健康第一”的育儿理念。
毫无疑问，“双减”正在重塑教育生态。但透过教育焦虑后会发现，课业与培训负担过重，其实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我国义务教育阶段优质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问题。
“当前过量校外培训的存在，就是由于学校之间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且考试评价过于单一。”储朝晖表示。
也正因此，各地把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作为深入落实“双减”的重大举措，其内在的逻辑在于，当义务教育实现更大区域内均衡、高质量发展时，教育焦虑、择校热、学区房热等问题可以得到缓解，孩子们也可以从过重的课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中被解放出来，让教育回归本位。
而让教师流动起来，无疑是推动教育均衡的关键路径。记者注意到，为实现“十四五”时期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提出，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升教育供给水平，“进一步缩小城乡、区域教育差距”。
2021年1月开始，在“双减”背景下，上海、深圳、北京、广州等地大力推进教育均衡，陆续实施或宣布拟实施干部教师交流轮岗。
在我国，干部教师交流轮岗并非新事物，我国最早的制度设计可以追溯到1996年，彼时国家鼓励教师从城市到农村、从强校到薄弱校去定期交流。2010年，县（区）域内教师、校长交流制度，被写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4年，教育部等多部门又专门发文，具体规定了每年干部教师交流轮岗的比例。
据了解，1996年以来的20余年间，全国各地进行了或大或小的探索，持续而富有成效的实践，为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校际、城乡、区域教育差距依然存在，需要更大力气地深化改革。
据了解，此轮交流轮岗，各地更加注重轮岗实效和需求导向，是以学区、教育集团为新供给单位，着眼于义务教育的区域性高质量发展。
2021年8月25日，作为“双减”工作9个全国试点城市之一的北京，官宣启动“大面积、大比例”干部教师交流轮岗，选择两个区进行试点。
但与此前十来年的探索不同，北京此新一轮交流轮岗，是基于新的教育供给体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北京这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是大面积、大比例，在学区和集团内进行轮岗，是需求导向，把单体学校的供给变成集团供给、学区供给，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了家长的期待。”北京市教委主任刘宇辉此前表示。
“要解决教育内卷的问题需要治本，核心的问题就是需要消除不合理的学校差距。”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名誉理事长杨东平向记者表示，现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促进义务教育均衡，采取的干部教师流动、多校划片、示范高中指标下放等措施，都是为了缩小学校差距。
在杨东平看来，义务教育是一种保障性的公共服务，主要解决的是公平问题，目前全国多地大范围实施校长、教师流动制度，这是由义务教育的属性决定的。
2021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城市，不断加入深化教育均衡的阵营，并部署将该政策常态化、制度化。比如北京，已于近日宣布启动第二批试点，再试点四个区。
在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看来，这场以教师资源重新分配为特点的新供给侧改革，不仅会构建高质量的教育体系，也会影响到家长对学校的选择、对学区房的认定，将对择校热有化解作用。
储朝晖告诉记者，干部教师交流轮岗对教育均衡能够起到一定正向作用，而这个作用就主要体现在学校之间的教育均衡上。但这也只是实现学校之间教育均衡的一个路径、一种方式。要真正实现教育均衡，还需要在财政经费上均等配置、消除义务教育阶段的等级等。
“政府是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储朝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