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海近年业绩不佳，面临管理风格及管理架构的剧烈变化；郭台铭退居幕后的同时，鸿海转型路漫漫。
作者丨梁辰
编辑丨徐超
68岁的郭台铭决定将鸿海集团董事长职务交给63岁的刘扬伟，7月1日起生效。他自己隐身于董事会，仅担任董事一职。过去连续七个月，郭台铭不断增持公司股票，累计持股9.6%。对不设置实际控制人的全球最大代工制造商鸿海而言，他仍是最大股东。
鸿海再次走到一个转折点。郭台铭辞任后的鸿海，虽然从股份上看，控制权仍在郭台铭手中，但他不会再亲力亲为鸿海的操作层面，后郭台铭时代开始了。
在郭台铭退居幕后的同时，鸿海正处于一个激烈变革的时期。从1974年一家塑料小厂，到2019年市值达1.06万亿新台币（约合2348亿人民币）的科技代工巨头，45岁“中年不惑”的鸿海正站在激烈变革的门槛上。随着智能手机市场增速不断下滑，鸿海的主营业务手机代工不断承压，在郭台铭计划中，鸿海已经在工业互联网、5G通信、智慧家居、智能汽车等领域布局。
然而鸿海的转型面临诸多问题。从近几年业绩不佳到大公司病，从一言堂的铁腕治理到9人委员会集体领导，后郭台铭时代，鸿海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
在业绩下滑时“交棒”
6月21日，夏至，鸿海精密召开股东大会，这是郭台铭最后一次以董事长发表讲话。郭台铭表态决定“要淡出鸿海，公司将交给经营委员会九人小组”后，就以“另有要务”为由，提前离开。大会改由鸿海副总裁吕芳铭主持。
在过去18年里，郭台铭关于退休的安排有6次，每次都改变了计划。
第一次是2001年，鸿海市值突破1000亿元新台币的第二年，郭台铭对外放话希望在2008年退休。然而，在以32亿美元身价成为福布斯中国台湾新首富两天后，其妻子林淑如因乳腺癌离世，而内部呼声最高的接班人、郭台铭的弟弟郭台成2007年因病在北京去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身心俱疲的郭台铭不得不推迟其退休计划。
2010年，郭台铭曾表示，要继续掌舵10年，将退休计划延迟到70岁。
与前几次有计划不同，这一次郭台铭交棒决定十分突然，就在2018年6月，郭台铭还曾对外表示往后五年都不会考虑退休，因为鸿海正在转型，他表示看中的接班人是年龄相差20岁的年轻人。但在2019年4月，郭台铭宣布参选2020年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决定辞职。
不寻常的是，郭台铭亲口宣布，经营权将下放给委员会，但刘扬伟曾对外解释委员会的讨论会提交到六人董事会做决策，也就是说郭台铭仍有机会对决策产生影响。而且，过去连续七个月，郭台铭共增持了鸿海3.99万股，累计持有股票占比为9.6%，而其他董事股票持股比例合计仅为0.08%。不设实际控制人的鸿海，郭台铭仍然有着不小的话语权。
酷暑之下，鸿海股价以每股76.80元新台币收盘，当日跌幅为1.16%。拉长至过去两年，鸿海股价已由高位的每股148.63元新台币下跌超过45%，其间最低价为每股67元新台币。2018年5月，鸿海历史上首次宣布减资20%，将资本从1730亿元新台币减少至1386亿元新台币，以现金方式退还股东，以期望提振股价。如今看来效果有限。
更重要的是，股价低迷和董事长人选匆忙交接的现状，都不及财务业绩上的危机。2016年鸿海营收缩水。另一方面，鸿海税前净利润已连续两年同比下滑。郭台铭曾向股东为2017年净利润下滑道歉，但未能“刹车”，2018年再度同比下滑6.9%。
继任者主抓半导体业务
6月11日，鸿海披露了一个由9个人组成的经营委员会，负责接班鸿海的日常运作管理。刘扬伟介绍，委员会包括四名董事候选人和各次集团负责人。现在规划是，每个星期召开一次经营委员会，而重大议案三分之二委员同意后，递交给董事会层面。
根据富士康披露的9人经营委员会名单显示，四名董事候选人中，吕芳铭将负责5G中的运算和网络、卢松青将负责车联网中的零组件和电动车、李杰将负责工业互联中的大数据和AIoT、刘扬伟将负责半导体中的IC产品和设计代工。
至于经营委员会其他5名成员包括前消费电子产品事业群总经理林忠正、曾任B次集团可携式垂直整合产品事业群总经理姜志雄、执行总经理林政辉、总财务长黄秋莲、财务部门主管黄德才。
对于为什么要成立经营委员会，刘扬伟表示，富士康产品线非常广，复杂庞大的事业体需要多人对其负责的事业体掌握，需要适当的沟通协调机制。过去富士康的运作，依稀有经营委员会的影子。各部门负责人和董事长会开很长时间的会讨论，但没有明确的组织。
目前来看，郭台铭继任者刘扬伟负责的半导体业务最先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鸿海期望在半导体产业链的封装测试环节中发力异质芯片整合。外媒称，鸿海旗下封测厂讯芯-KY已获得集团资源协助，将成为鸿海获得5G和人工智能应用市场的重要布局。刘扬伟则在此前透露，半导体是关键性产业，鸿海一定会参与。
对于半导体，鸿海此前动作频频。2016年，鸿海旗下鸿腾精密已收购安华高旗下光纤模块相关事业后，已对讯芯扩大释出100G光收发模块SiP封测代工订单，并以此带动讯芯2018年业绩大幅增长。2019年，讯芯更是进一步争取3D感测组件、光纤及光收发模块以及5G相关的SiP模块的订购单，业绩再度冲高。
另一条线，2017年3月，郭台铭明确表态正在竞购日本东芝的半导体存储业务，目的是为了应对人工智能等不断发展而出现增长的数据中更新需求。
6月11日，分管电信业务的吕芳铭也对业务可能面临的变化做出回应。他表示，移动通讯技术从2G开始都有不同的标准，鸿海作为制造商也必须配合当地标准。“不管是哪一种技术，所需要的零件还是一致的”。他还透露，针对美国政府提高关税，鸿海2018年已作出相应调整，2019年预计可以看到数十亿美元的订单。
此外，郭台铭一直期望将夏普的技术和品牌资源与富士康结合。在收购初期，为了削减成本，鸿海曾将旗下群创光电产品与夏普配合销售，而郭台铭曾亲自督导夏普大幅降价促销。这些变化虽然让夏普短期扭转了亏损的局面，但也伤害了其品牌。2018年下半年，夏普做出调整，开始重新聚焦中高端产品，回归技术本位。
与此同时，为了应对新的竞争，夏普调整了日常管理模式。夏普建立了一个包括研发、供应链、产品、销售、物流和售后等多个部门主管在内的经营委员会，负责所有的政策和战略布局。这个经营委员会每个月召开两次会议讨论议题、作出最终决策，以及执行。
从目前的安排来看，鸿海将在9人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下，向计划中转型的各个方面进行有条不紊的拓展。不过，作为郭台铭一手做大的代工巨头，鸿海这种全新的管理模式能够应对转型吗？
从塑料厂到搭上苹果快车
1974年2月，郭台铭拿着母亲的钱与朋友合资成立了鸿海塑料企业有限公司。最初这家公司只是加工生产塑料成品。1982年，鸿海精密成立,开始进入计算机产业。1985年，鸿海在中国台湾以外的市场时使用富士康的品牌。
与苹果的合作给郭台铭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1999年，鸿海开始为苹果生产Mac框架。2001年，受益于苹果iPod的成功，鸿海营业额超过台积电。郭台铭曾透露，苹果将iPod和iPhone的生产都交给他，是因为“只有我能做”。
郭台铭与现任苹果CEO库克相识近30年。1998年，库克担任运营主管时，第一份工作就是整顿苹果的制造和销售网络，解决成本控制和生产周期管理。双方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富士康想要收购东芝内存业务时，郭台铭曾表示，苹果会为收购出资。
前券商Macquarie分析师张博凯2017年曾向业界甩出一份厚达226页的鸿海研报，报告中，张博凯绘制了鸿海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图，除了美国之外，为人所关注的是富士康在印度和中国的布局。在印度，鸿海2015年就签署了备忘录，计划投资50亿美元，到2020年将建成主要用于智能手机生产的10到12家工厂。
目前鸿海在大陆的工厂覆盖超过46个城市。富士康科技集团官网显示，富士康2002年起位居中国内地企业出口200强榜首，2018年进出口总额占中国大陆进出口总额的4.1%。同一年，富士康筹划将其旗下业务分批打包，在不同资本市场谋求更大的价值变现。其将原本经营多功能机器人及周边配件的福匠科技重新包装成FII，发起设立富士康股份，包含直接和间接持有31家境内子公司和29家境外子公司。
经过证监会特批特办，由中金公司一路保驾的FII迅速过审。2018年6月，FII以“工业富联”的名称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其开盘市值超过3900亿元人民币，成为当时A股市值排名第一的科技公司。然而，代工苹果的部分并未装入这家A股公司，而其工业互联网的概念也在上市后四个月开始备受质疑，市值一度缩水1200亿元人民币。
强势创始人辞任，大公司病已出现
2019年，鸿海迅速进入组织架构调整期。
郭台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没有我的鸿海，将以联邦制管理、全球化供应链思考来应对世界变局。鸿海培养的人才中不会少于100位，在中小企业可以当董事长、总经理。其每个事业群总经理随时要背负两三千亿新台币的营业额。
从以往来看，郭台铭强势的个人风格对鸿海的影响甚广。多份关于鸿海管理的研究报告显示，郭台铭对鸿海进行军事化的管理，一切按表操课，员工对上级指示，尤其是郭台铭的命令，要绝对服从。郭台铭认为，面对全球化竞争，“执行力”的贯彻是胜出的重要法则。有人表示，郭台铭对朋友很交心，但如果角色变成雇主与雇员，就会极尽所能地要求。
这从富士康引入的多个外部高管的经历就可以看出端倪。为了发展手机，郭台铭曾先后找来毛渝南和骆建国，二人一个曾担任北电大中华区CEO，一个为前“经济部”技术处顾问。但前者只干了三个月，后者不到一年。曾任微软中国首任总裁和思科中国总裁的杜家滨，也在富士康仅干了一年多就离开。他曾对外表示离职的原因是无法获得独立施展才华的机会。他曾期望将公司搬离深圳基地，招揽人才，外部扩张，但这些都没有得到郭台铭的支持。
中国台湾大学教授李吉仁曾在《耗费商业评论》撰文称，解决接班问题绝非只是要“找到下一个执行官”而已（这只是浮在水面的冰山一角），而是要思考如何在组织里，建构一个契合未来策略需求、镶嵌于营运循环的人才发展体系，从而建立自己的人才接班梯队，其中更关键的是，如何培养组织内高级经营主管所需的能力。
在李吉仁看来，创业时代的交棒更是难上加难的原因包括，创业者的传奇本质难以复制，以及多数企业过去长期轻忽人才发展的制度需求。大公司病已经出现。比如，绩效管理制度过于重视短期结果，培养跨领域领导能力的轮调制度难以在中国台湾企业内部实施等等。但更大的挑战在于，许多企业面临接班问题，也正在面对转型的挑战，尤其是“互联网+”、大数据与物联网所带来的新商机。
此外，给苹果代工对鸿海而言是把双刃剑，带来可观的收入的同时，业绩却受到苹果业绩的影响，尤其是利润率难以提升。港股上市的富智康集团2018年报显示，业绩已连续两年恶化，2018年净亏损高达8.57亿美元，比2017年多了3亿多美元。
工业互联网将带动鸿海管理的变革。北京知行韬略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人杨继刚曾在知乎撰文称，让机器更智能、让机器自学习、让机器的算法更科学，就成为工业互联网时代传统制造企业的根本出路。
吕芳铭在日前的股东大会上表示，往工业互联网升级是必走的，关灯工厂效率提升了30%，库存降低15%。作业员减少了81%，他们变工程师、技术员。这需要资本支出，我们到今天终于看到一些成果。转型升级我们必须要继续做。下一波AIoT、5G、高速电脑的需求，我们有基础，竞争有，我们想办法赢。
2018年，鸿海对外开放其工业互联网平台BEACON。鸿海披露的数据显示，BEACON提升了30%的制造业务单元效率、15%的良率提升，缩短了18%的生产周期、26%的库存周转天数，降低了21%的成本、20%的能耗。
郭台铭曾陆续提出八大生活、“八屏一网一云”、“云移智大物网+5G”等拓展方向，几乎涵盖了所有当下最前沿的技术领域。在他的设想中，从2018年开始的五年期将会非常重要，而他原本并未计划退休。
吕芳铭表示，大家觉得鸿海好像就是代工厂，但是鸿海不是。“过去几年我们都觉得很委屈，我们在做转型升级，2017年我们提出了方向。2019年发表了技术产品，竞争的结果让各位股东有信心。我们过去几年觉得委屈，但不能蒙在棉被里哭，只能往前冲。”
全球布局背后：鸿海站在激烈变化的节点
鸿海正在加大对更低人力成本的印度的投资，预计2019年9月，印度工厂将开始为苹果新品提供装配服务，以全球化布局将解决鸿海未来几年面临的危机。
不过，麦肯锡高级合伙人林康隽表示，快速复制在中国的生态系统是近乎不可能的，没有足够的人力和现成的供应链是一个非常大的麻烦。
与以往将主要生产基地放在中国大陆不同，鸿海正在海外建立新的生产基地。除了在印度大规模建厂之外，美国威斯康星州的投资也在减少对中国大陆的依赖。此前刘扬伟表示，鸿海过去一直以执行力著称。如果有任何需要，我们都可以快速把生产链搬到需要的地方。他以iPad为例，成都工厂从0到生产，只用了90天的时间。
刘扬伟还表示，过去二十年鸿海陆续在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生产基地，并在4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研发建制。目前，鸿海的总产能中有25%位于中国大陆以外的区域。鸿海披露，预期2020年底，在美国将有1500-2000名员工。
成本在鸿海的优先级远不如维持生产车间的运转。刘扬伟表示，现在最具成本竞争力的仍是中国大陆，但之所以有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建立生产，是因为生产不只是看成本，还要考虑供应链和当地法规的综合考虑。调整会和客户一起决定，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成本结构。事实上，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并不仅体现在股价每日的波动，对企业而言需要降低可能的风险。
彭博此前披露的一份鸿海备忘录显示，该公司认为2019年将会是充满竞争和挑战的一年，为了应对竞争与挑战，鸿海准备削减200亿元人民币（约29亿美元）的成本，并且计划再裁减10%的非技术人员。此时，刘扬伟接任的鸿海，并非是一个能够无为而治的大公司，相反，鸿海正处于各方面激烈变化的节点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