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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毕舸
随着互联网电商平台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网络消费多样化，“网上买万物”似乎成为现实。然而，在网上购买某些特殊产品如药品则要小心。近期，多起网络违规违法售药事件被曝光，如杭州一男子网购“特效药”治病，结果对身体造成严重影响，甚至被医院开具了病危通知书。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提起一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人在暗网销售“三唑仑”等精神类药物，“三唑仑”为国家一级管控类精神药物，大剂量服用可使人失去意识，俗称“迷药”“迷魂药”，其社会危害性可见一斑。媒体也在调查中发现，多家APP违规甚至违法销售处方药，网络售药乱象已然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
药品购买及服用关乎民众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也因此，在传统的药品管理体系中，患者只能到指定场所（医院、药房），按照专业人员（医生、药师）的指导购买并按量按时服用，从而最大限度减少药品可能产生的各类副作用。
而网络售药平台的兴起，可以让用户更加便捷地购药，但随之也面临药品安全如何保障的命题。为此，《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规定，药品网络销售活动由所在地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监督管理，药品网络销售者应当是取得药品生产、经营资质的药品生产企业、药品批发企业、药品零售连锁企业，药品网络销售范围不得超出企业药品生产、经营许可范围。而销售对象为个人消费者的，还应当建立在线药学服务制度，配备执业药师，指导合理用药。
应当说，《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明确了网络售药参与各方的权责边界。此外，在此前的其他配套管理举措中，对于网购处方药则予以明确禁止，网络售药平台只能销售非处方药，原因在于处方药是指需经过医生处方才能从药房或药店得到、并要在医生监控或指导下使用的药物，具有更多的专业门槛和限制性，如果任由不具备专业能力的患者自由购买，很容易出现滥用药物、对身体造成不可估量损害等后果。因此，目前有关部门对于网络处方药销售仍未放开。
而种种网络售药乱象所折射出来的问题，也即部分不法分子乃至网络平台为了谋取利益，无视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和患者健康，高价兜售假冒伪劣药品、管制类药品、处方药等，如此做法视患者安全如儿戏，如果不加以整治则会酿成更多的悲剧。
对于网络售药乱象，首先要实现全网监管体系的构建。近年来，网络新业态不断出现，如社交网络、短视频、直播等，某些不法分子乘机混迹其中兜售药物，这也给以往主要针对医药电商模式的管理手段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因此，有关部门应将微博、微信、短视频、直播等新兴媒介纳入其中，联合相关网络平台加大对药品网售的常态化监管，尤其是善用先进技术，如大数据、关键词自动识别等，加大对网售药品信息的层层过滤，及早发现各类违法违规线索。
同时，要进一步强化网络平台经营者义务，包括入驻主体审查、药品信息审核、交易安全保障、产品追溯、应急事件处理等，网络平台都要制定对应的处理机制，相关信息等实现备案制，以便于出现问题后可以溯源倒查，从而夯实平台的日常履责，避免其成为网络售药乱象的帮凶乃至幕后推手。
此外，还可以借鉴国外管理经验，如探索“网订店取”“网订店送”等新模式，患者在网络平台下订单后，由线下药店负责审核药方是否合规后方能供药，如此可减少网络平台的自由裁量权，形成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管理流程。
有关部门还应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问责力度，比如取消违规医师在线开具电子处方资格等，对医药电商平台建立红黄牌制度，按照其违规情节采取约谈、罚款、暂停其售药资格乃至取消其营业执照等处罚，对触犯法律的相关责任人依法追究刑责，还可鼓励民众对违规违法平台发起民事诉讼，从而不断加大违法成本，减少平台打擦边球的利益冲动之举。
除了以上举措外，有关部门还可设立药害赔偿基金，由各网络售药平台出资，一旦出现损害患者权益的事件，可从基金中划拨先行赔付，起到对患者及时救济的作用。
我国网络售药目前仍处于发展阶段，对于在非正规途径购药的危害性，部分民众认知不够，有关部门要加大普及教育力度，通过公益广告、短视频、直播等方式，为人们提供网上合规购药的相关知识，逐渐树立起“网上买药无小事、谨遵医嘱服用药”的意识，从而减少网络违法售药的灰色空间。
由此可见，网络售药治理是一项牵涉面广、各环节紧密相扣的社会工程，需要网络售药平台、用户与政府有关部门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在线上线下各个环节加大治理力度，尤其是善用各类创新模式形成多方合作，达成治理合力最大化，不给违规违法售药以可钻缝隙，让更多人能买到放心药，推动网上售药行业的健康发展。
文毕舸
随着互联网电商平台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网络消费多样化，“网上买万物”似乎成为现实。然而，在网上购买某些特殊产品如药品则要小心。近期，多起网络违规违法售药事件被曝光，如杭州一男子网购“特效药”治病，结果对身体造成严重影响，甚至被医院开具了病危通知书。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提起一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人在暗网销售“三唑仑”等精神类药物，“三唑仑”为国家一级管控类精神药物，大剂量服用可使人失去意识，俗称“迷药”“迷魂药”，其社会危害性可见一斑。媒体也在调查中发现，多家APP违规甚至违法销售处方药，网络售药乱象已然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
药品购买及服用关乎民众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也因此，在传统的药品管理体系中，患者只能到指定场所（医院、药房），按照专业人员（医生、药师）的指导购买并按量按时服用，从而最大限度减少药品可能产生的各类副作用。
而网络售药平台的兴起，可以让用户更加便捷地购药，但随之也面临药品安全如何保障的命题。为此，《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规定，药品网络销售活动由所在地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监督管理，药品网络销售者应当是取得药品生产、经营资质的药品生产企业、药品批发企业、药品零售连锁企业，药品网络销售范围不得超出企业药品生产、经营许可范围。而销售对象为个人消费者的，还应当建立在线药学服务制度，配备执业药师，指导合理用药。
应当说，《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明确了网络售药参与各方的权责边界。此外，在此前的其他配套管理举措中，对于网购处方药则予以明确禁止，网络售药平台只能销售非处方药，原因在于处方药是指需经过医生处方才能从药房或药店得到、并要在医生监控或指导下使用的药物，具有更多的专业门槛和限制性，如果任由不具备专业能力的患者自由购买，很容易出现滥用药物、对身体造成不可估量损害等后果。因此，目前有关部门对于网络处方药销售仍未放开。
而种种网络售药乱象所折射出来的问题，也即部分不法分子乃至网络平台为了谋取利益，无视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和患者健康，高价兜售假冒伪劣药品、管制类药品、处方药等，如此做法视患者安全如儿戏，如果不加以整治则会酿成更多的悲剧。
对于网络售药乱象，首先要实现全网监管体系的构建。近年来，网络新业态不断出现，如社交网络、短视频、直播等，某些不法分子乘机混迹其中兜售药物，这也给以往主要针对医药电商模式的管理手段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因此，有关部门应将微博、微信、短视频、直播等新兴媒介纳入其中，联合相关网络平台加大对药品网售的常态化监管，尤其是善用先进技术，如大数据、关键词自动识别等，加大对网售药品信息的层层过滤，及早发现各类违法违规线索。
同时，要进一步强化网络平台经营者义务，包括入驻主体审查、药品信息审核、交易安全保障、产品追溯、应急事件处理等，网络平台都要制定对应的处理机制，相关信息等实现备案制，以便于出现问题后可以溯源倒查，从而夯实平台的日常履责，避免其成为网络售药乱象的帮凶乃至幕后推手。
此外，还可以借鉴国外管理经验，如探索“网订店取”“网订店送”等新模式，患者在网络平台下订单后，由线下药店负责审核药方是否合规后方能供药，如此可减少网络平台的自由裁量权，形成线上线下（35.670，-1.28，-3.46%）相结合的管理流程。
有关部门还应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问责力度，比如取消违规医师在线开具电子处方资格等，对医药电商平台建立红黄牌制度，按照其违规情节采取约谈、罚款、暂停其售药资格乃至取消其营业执照等处罚，对触犯法律的相关责任人依法追究刑责，还可鼓励民众对违规违法平台发起民事诉讼，从而不断加大违法成本，减少平台打擦边球的利益冲动之举。
除了以上举措外，有关部门还可设立药害赔偿基金，由各网络售药平台出资，一旦出现损害患者权益的事件，可从基金中划拨先行赔付，起到对患者及时救济的作用。
我国网络售药目前仍处于发展阶段，对于在非正规途径购药的危害性，部分民众认知不够，有关部门要加大普及教育力度，通过公益广告、短视频、直播等方式，为人们提供网上合规购药的相关知识，逐渐树立起“网上买药无小事、谨遵医嘱服用药”的意识，从而减少网络违法售药的灰色空间。
由此可见，网络售药治理是一项牵涉面广、各环节紧密相扣的社会工程，需要网络售药平台、用户与政府有关部门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在线上线下各个环节加大治理力度，尤其是善用各类创新模式形成多方合作，达成治理合力最大化，不给违规违法售药以可钻缝隙，让更多人能买到放心药，推动网上售药行业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