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广江
如何遏制网络暴力，再次成为参加今年全国两会的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关注的重点议题。
继2021年全国两会后，全国人大代表、TCL创始人李东生今年再次建议，完善网络暴力的相关司法解释，针对打击网络暴力进行专门立法。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建湖县天和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鲁曼，与李东生不谋而合，也提出反网暴专项立法的建议。此外，全国人大代表、“宝贝回家”寻子网创始人张宝艳也呼吁，针对网暴出台更完善的法律法规。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遏制网络暴力，净化网络生态，强化立法、织密法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正因此，近年来的历次全国两会，都有不少代表委员建议尽快完善法律法规，全面、精准、有力地遏制网络暴力。
从现实看，尽管已开展了多轮网络“清朗”系列专项行动，但网络暴力依旧凶猛，“按键伤人”的现象时有发生。从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到网红“罗小猫猫子”直播中喝农药自杀悲剧，再到近期的寻亲男孩刘学州事件，网络暴力一次次露出狰狞的面孔，让人防不胜防。
这些备受关注的个案一再提醒我们，防范治理网络暴力需全社会提高共识，更需法律“亮剑”。当前，我国没有专门针对网络暴力的专项法律，针对网络暴力的规定散见于《民法典》《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网络安全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在专家看来，这些规定比较零散，不成系统，法条之间又缺乏协调配合，难以应对十分复杂且日益严重的网络暴力。
以目前刑法中的侮辱罪、诽谤罪为例，一方面，最高三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对网络暴力犯罪的震慑作用有限；另一方面，“告诉才处理”的规定，客观上降低了违法成本、提高了维权成本，难以满足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期待。从司法实践看，网络诽谤、侮辱行为的入罪门槛较高，对施暴者的惩治力度偏软。
这种情况下，以专项立法遏制网络暴力，既是现实需要，也是民意呼声。制定统一的反网络暴力法，就预防和惩处网络暴力等一系列问题作出具体化、明确化的规定，不仅可以进一步明确网络暴力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提高法律法规的适用性、衔接性和实操性，还有助于提高全社会反网络暴力的法律意识和维权观念，推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深入人心。
相较于事后救济，反网络暴力专项立法应在事先预防、事中干预上下足“绣花功夫”。比如，从约束、规制网络平台入手，进一步明确、压实平台的审核、监管责任，全面、严格落实网络实名制，让“键盘侠”不再肆无忌惮、恣意生长。在落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问题上，李东生代表建立恶意话题“熔断”机制的建议，既有一定的创意性，又有很强的实操性。如果在一些网暴事件发酵过程中，网络平台能采取更及时、更果断的话题管制措施，悲剧就有避免的可能性。
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人均每周上网28.5小时。这么庞大的群体，即使少数网民“打个喷嚏”，都可能引发一场“暴风骤雨”。所以，针对少数网民的恶言恶语进行专项立法，显得非常必要和迫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