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记者｜孙一丹
编辑｜王珊
2022年2月11日，陈宝荣第一次见到李亚缘纶，是在中柬第一医院。病床上的李亚缘纶面色惨白，说起话来有气无力。他原本就长得敦实，浮肿让他的体型看起来比以往又大了一圈。这些是陈宝荣对李亚缘纶的第一印象。
就在前一天晚上，李亚缘纶向他发信息求救，说自己待在一个小旅馆，身体很不好。起初，陈宝荣并没有觉得李亚缘纶的情况有多差，但当医生告诉他，李亚缘纶的造血功能出现问题时，他才开始仔细关注这个年轻人。对方告诉他，自己是被骗到柬埔寨从事电信诈骗工作，因为不合作，被多次送去卖血。“他当时觉得自己不行了，跟我说话的口气都是讲述遗言的感觉。”陈宝荣告诉本刊，“我自己没什么文化，以前解救只会关注明显的外伤。”
陈宝荣是中柬义工队的队长，他今年49岁，28岁来到柬埔寨，做矿产开采，他所在的这个组织的目标就是帮助在柬埔寨遇到困难的同胞。从2020年6月起，陈宝荣开始参与到在柬埔寨被骗、被绑同胞的营救中去，后来又成立了专门的义工队。
陈宝荣告诉本刊，这样做是因为他有一天去换护照，在大使馆的门口，他遇到了三个人，一个云南人，一个山东人，一个陕西人，他们声称是从园区逃出来的，身上衣服破破烂烂，精神状态也不好。
陈宝荣想到了自己的经历，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兄弟三人靠村里人的帮扶长大，他很早进入社会，一路磕磕绊绊到现在。这些年，他也知道不断有年轻人跟他当初一样来柬埔寨掘金，但现在的柬埔寨跟原来太不一样了。以前柬埔寨民风淳朴，现在的柬埔寨被各色人等充斥着，充满了欲望、暴力和案件。很多年轻人出于“淘金”的想法，通过合法的、非法的途径到了这里。在发现进入灰色、黑色的诈骗、网赌产业链条之后，又开始一轮又一轮的逃离和被抓。
《巨额来电》剧照
看着眼前的三个年轻人，陈宝荣有些不忍，就将三人带回了家。后来这三人告诉他，他们因为不配合“公司”的工作，每天都在不断挨打，实在受不了就跳了窗户。这些人在陈宝荣家里住了一个月。最终，其中一个人的父亲寄来了钱让孩子买了机票；另外两个人，陈宝荣给其中一个出了机票钱，又找另一个人朋友帮最后一个人买了机票，就这样将三人送回了国。
从那以后，陈宝荣号召身边的朋友一起开始组织关于同胞的营救工作，没多久就组织了义工队。到现在为止，他们已经救了上百人。因为疫情，很多酒店都空了出来，陈宝荣的朋友就将自己的酒店拿出来给解救出来的人住。三人一个房间，每天准点提供三餐。“有的人状态不错，有的人则受了很多的苦，需要休养，要有专门的义工照顾。”这些人中，陈宝荣印象最深的有两位，一位是14岁的男孩，当他被解救出来时，他一脸都是茫然，脚上鞋都没有，整个人都在抖，“他以为自己要被卖给新一家老板了。”陈宝荣告诉本刊，在义工队解救的人里，被转卖最多的高达10次。
还有一个男生是被堂弟骗来的，在联系上陈宝荣以后，他每天半夜都通过“飞机”（当地一种聊天软件）找陈宝荣诉说自己的痛苦，可从来不讲自己在哪个园区，老家是哪里的。“做诈骗一般都凌晨两点下班，我就这么等着，他觉得人没法信任，一直聊了半个月，才告诉了我地址。”不被信任，成为解救面临的一个困难，“很多人都是亲戚、朋友骗来的，信任感已经崩塌了。”
插图｜人民视觉
对于这些被解救的年轻人，陈宝荣基本上都聊过天。他发现，这些来柬埔寨的年轻人有一些类似的特点或者背景，他们或来自离异家庭，或是留守儿童，或者因为在国内欠网贷、急于找一份高薪的工作，还有一部分是被亲戚朋友骗来的。大概有五分之一都是未成年人。陈宝荣说有一个小女孩，父母离婚，奶奶年纪很大，家里还有弟弟妹妹上学，她16岁就出来陪酒赚钱。“这些孩子也挺可怜，在本来成长的路上没有人引导。”
《无人知晓》剧照
陈宝荣告诉本刊，这些年轻人之所被骗，有一个最常用的手法，“一些机构在国内搞高薪招聘，通过熟人或社交平台发布招工通告，说工作在广东厦门、海南岛或广西某个沿海边境城市，然后坐小渔船把骗来的人送到公海，一般七八个人。等上了大船后，蛇头就把这些人控制住。”陈宝荣总结了他接触的受害者的经历。他说，受害者被卖到柬埔寨后，国内的中介能得到3000-5000元，蛇头得到3万。
解救对于陈宝荣个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的同事梁鹏发给本刊一个解救指南，名字为“被困网投实用求救步骤全指南”。上面写着，被困者首先要联络家人在国内报警，将受害者的姓名、护照号、被困地址等详细信息发给家人，由家人前往所在地警察局报警，尽量取得报案受理回执，再将所有资料发至驻柬大使馆领侨处。之后，再与中柬义工队联系，想办法进行营救。
这是陈宝荣跟同事经历多次摸索才找到的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步骤。最初，只要有人求救，他们就会去当地警方报警，但柬埔寨法制不健全，且每个从事诈骗或者网赌的机构都有自己盘根复杂的关系，加上语言不通，警方对于他们的报警迟迟都不反馈。他们琢磨了许久，只好想着让受害者想办法联络家人在国内报警，国内警方虽然在柬埔寨没有执法权，但立案之后，所在地警方会联系中国驻柬大使馆进行核实，几方的力量一起行动，才能够将营救尽可能地推进下去。
《巨额来电》剧照
“从被救人员个人的角度来说，他是受害者，但对于中国国家法律来讲，他又是违法者，中国警方在柬埔寨没有执法权。但如果我们了解两个国家的职能部门相对应的工作，会对救援有很大帮助。”梁鹏是中柬商业协会法务部门的负责人，从2021年开始为柬埔寨经商务工人员提供法务援助。他告诉本刊，以往他处理得最多的纠纷来自劳资、建工建筑和租地买房方面的仿作。2021年开始，他帮助陈宝荣做一些工作。
通过这样的方式，陈宝荣希望达到的另一个目的是，希望国内重视境外电信诈骗的问题，并且提醒同胞不要被骗来到柬埔寨。他甚至还给给国内的警察做了几个防诈骗的视频，提醒年轻人不要来柬埔寨。
《极恶非道》剧照
当然，要想真正解救一个受害者还需要其他方面的条件。第一个面临的问题就是受害者如果没有手机怎么办？对于被没收手机、限制工作机使用和人身自由的被困人员来说，联系国内家人，就是第一个难题。这两天，本刊采访的很多被救出来的受困者，都是在各种契机下才获得了向外求救的机会，在联络上义工队后才得以逃脱。
虽然报警立案后能够获得当地警方的重视，陈宝荣说很多时刻，解救还是要靠多方面力量的团结和努力，“在柬埔寨，每个园区都有保护伞，不管是来自警方，还是宪兵、还是其他的力量。”陈宝荣说很多时候，解救就变成了双方的抢人大战，每边都带上不少人，谁的能力强谁就把人带走了。陈宝荣告诉本刊，好在自己作为广东慈善基金会、西港华人互助协会的副会长以及中柬义工队的会长，下面有2000多名会员，大家很团结，能够随时支援。“如果行动慢一点，受害者跑出来了，我们没有做到即刻接应，对方依然很有可能被抓回去。”
（文中梁鹏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