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物》
赵德馨觉得自己能一路坚持下来，得益于他的湖南脾气，“耐得烦，霸得蛮，不服输，犟得很”。他的两个女儿也是看了新闻，才知道自己的父母竟打了几年官司，赶紧劝他们多休息，不要再接受媒体采访了。但赵德馨愿意通过媒体扩大此案的影响，“知识应该是有偿的，它是劳动成果”。之前不太熟悉的老同事们最近在小区里见了他，也来夸他几句，“你以一人之力把知网这个门撬动了，为学界立了功喔！”
文｜王媛周鑫雨
编辑｜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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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岁的教授赵德馨拉开书柜门，取下了一本1128页的大部头，这是他在1990年主编的《中国经济史辞典》（下称《辞典》）。泛黄的书页中收录并阐释了5438条经济史概念。2016年，赵德馨带着学生和助手重修此书，助手通过学校图书馆账号登录知网下载电子版时，却发现只能免费下载50页，若想一次性下载全书，需付费26元。
“这个数字我记得很准确，因为太生气了。”如今，一头白发的教授坐在沙发上谈起此事，语气愤慨。
赵德馨曾在2006年与知网运营方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下称学术期刊公司）签订此书的网络出版合同，按规定知网需每年两次向赵德馨支付著作权使用费，并提交使用本书的用户名单。当知网每销售一套超文本链接版时，应支付1.3元；每销售一套独立检索版时，应支付1.4元。赵德馨意识到自己十年来从未收到过任何使用费和名单，到了用书之时，竟反倒要向知网付费。
他登录知网检索，发现知网上收录了自己百余篇论文，除《辞典》一书曾签过网络出版合同外，其余作品全都没有经过他的授权，他自然也没有收到稿费。赵德馨觉得这“太欺负人了”，“我就开始感到这些网站对我们这些（学者）不尊重。”
当年已84岁高龄的赵德馨有了起诉知网的想法。事实上，这位老教授想要挑战的这个对手，不是普通的平台。
“知网是什么东西？”2019年，翟天临在直播时脱口而出这个疑问时，直接暴露了其学术不端，引发网友热议，最终被撤销博士学位。这也侧面证明了知网在学术界巨大显著的影响力。
这几乎是高校圈绕不开的平台。它是国内最著名的、收录量最大的学术文献数据库。查文献、写论文，几乎都要用到它。一个本科生、研究生如果不知道知网，也大概可以被划归为在求学上“不合格”。
赵德馨的挑战，首先引起他的老伴、同为学者的周秀鸾的反对，“别人都这么忍着你就忍着，你都这么大年纪了，我们又不要钱，这么大的年纪，多这么个事多个麻烦。”两人居住在与大学一线之隔的家属区中，稳定的退休工资与国家津贴，足以度过平静安宁的晚年生活。赵德馨利用着甚至比退休前更充裕的时间笔耕不辍，每天工作五六个小时，至今仍有百万余字的著作修订、出版计划。
但赵德馨很坚持自己的想法：“这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是个权的问题，这是尊重的问题。知识分子应该敢于维权。”
说服了老伴，瞒着其他家人，他与认识多年的律师商议，决定以侵犯其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为由将知网告上法庭。
被侵权的《中国经济史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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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迈的赵教授并不是知网的唯一一位挑战者。
另一部维权的作品是知名作家汪曾祺的代表作《受戒》。
这部作品于1980年发表于《北京文学》，后经多种文学杂志、期刊转载。汪曾祺先生去世后，由子女继承著作权。知网通过9种期刊、杂志对《受戒》进行电子化复制，并向用户提供付费下载。汪曾祺子女从未对此授权，也没有获得任何利润分成。
汪曾祺子女加入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下称“文著协”），授权文著协以信托方式独家管理汪曾祺全部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复制权等。2017年，文著协代表会员汪曾祺起诉知网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要求进行经济赔偿。
文著协打赢了官司，其总干事张洪波却“根本高兴不起来”。官司从2017年打到2019年，最终只获得2万元赔偿，其中还包含1万元律师费，算下来，11000余字的《受戒》，获赔每千字还不足千元。
长年跟版权打交道的张洪波说，这还只是文著协旗下一万多名会员海量被知网侵权作品之中的沧海一粟。
想要撼动知网并不容易。在一审法院主持调解过程中，文著协整理了第一批知网侵权传播的110位知名作家的两万余篇作品名单，以证明其侵权数量之巨、范围之广。一转头，知网就将这2万余篇作品下架，影响了文著协的取证。张洪波认为，知识可以分享，但是必须在守法的前提下，尊重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为了取证，赵教授也耗费大量精力。从家属区到校图书馆，20多分钟的路程，年过80的他跑了三十多趟。他得把被知网侵权的百余篇文章原件都找出来，拍下封面、目录、文章所在页。
这些文章最早发表于1952年，有一些原本他自己手里有，退休时，随着他的三千多本藏书，一并捐给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图书馆为此腾出两间书屋来存放；有一些，早年工作调动时寄放在朋友家里，几十年前就被当作旧书卖掉了；还有一些，连他自己都记不清到底哪一年，发到哪本期刊上去了。
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都很支持他，能回忆起具体期刊、年代的，他将刊名、期号、所需的页码发给他们，就由工作人员翻找、拍照。记不清楚了的，赵德馨就自己去图书馆，到存放旧期刊的书架上一本本地翻。好在期刊合订本末页有完整目录可检，找起来还不至于太困难。
也有存于其他图书馆、省志办等处的，他向对方一一发微信询问。年纪大了，手颤，用手机打字很慢，总是控制不好，不时夹杂些多余的字符。这些地方都无存的，由律师帮他到网上再去找。
在所有的文章中，有二十余篇涉及到十几位合作作者。他们大多是赵教授的同行、同事、学生等。赵德馨一一给他们发短信、发邮件，告知起诉的计划，希望获得他们的授权。一位曾经的助手已移居美国，始终没有联系上；还有一位多年未见的教授，赵德馨找学校询问联系方式时，才得知对方已经过世了。
赵德馨教授王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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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杨祖义是其中两篇文章的合著作者。当赵教授找到他的时候，他表示自己无论是法律上还是情感上，都很支持赵教授的决定。“因为赵老师是我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学科的创始人，他培养了几代学人。”
但他也直言，其他在职的学者相比于赵教授，会有更多的顾虑。
从1999年成立到现在，积累二十多年的知网，不仅是国内最大的文献数据库，更是成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术评价的平台，把整个学术共同体上下游都汇聚在一起。作为《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的制定者之一，知网每年都会对其平台上的期刊进行影响因子计算。期刊在知网上的发文量、被引率等数据都对其评级有重要影响。
同时，高校教师评奖、评优，通常也会参考论文的“影响因子”，这些数据大都也从知网上获取。即使除去职务因素，论文被知网收录后所产生的影响力，也是每个学者不得不顾虑的因素。一旦起诉知网，现有作品被下架不说，未来的作品还能不能进入知网？甚至期刊会不会慑于知网压力，拒绝刊载他们的文章？
这些顾虑并非凭空而来。有期刊负责人，在听说赵教授的计划后，向他打来电话，希望他将登在该期刊上的文章撤诉。
赵教授的合作者大部分仍在学校体系内，面临科研考核、职称评价等诸多现实问题。最终，大多数人都是以放弃自己权益主张的形式进行了授权，即自己不直接参与案件，也不要求赔偿。
这也符合赵教授的本意，他理解学者在高校体系内面对的现实压力。合作者中有两人最终拒绝了授权，其中一位副教授为此登门拜访，解释自己的顾虑与无奈。
“有个记者问我说，假如要是你还在职，你还要评职称，你会不会考虑（后果）？我说我当然会考虑啊，知网这么大的霸道，这么强势，我怎么会不考虑？”赵德馨尊重了两位合作者的意见，将相关文章撤诉，但并没有同意期刊主编的请求。
最终，只有赵德馨的爱人，同时也是他部分文章的合著作者，93岁的周秀鸾教授，以及他的“大弟子”，73岁的苏少之教授，与他一起起诉了知网。他们既脱离了学术体系的现实压力，又在耄耋之年发挥出惊人的耐力与意志力，才有能力去撬动知网。
由于涉及网页端、移动端等不同的传播端口，这些论文涉诉两百多个案件，从立案到全部审理结束历时一年多。法院判决知网构成对赵德馨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赵德馨教授获赔包括诉讼费、律师费在内的70余万元。苏少之教授获赔40余万元。
官司赢了，但三人的涉案作品全部被知网下架。这个结果，在赵德馨看来并不意外。
“当然对我有影响了，我写文章，就希望天下都知道，对不对？”赵德馨笑着说，“但是我不担心这一点。”知网不收录，总有别的数据库还收录；都不收录，还可以出论文集，他相信同行们还会关注自己的学术动态。“你知网下我的架，我也不管。这个事我要干到底。”
赵教授起诉成功但论文被下架的经历，在网络上引发舆论。人民日报客户端甚至发布评论，说知网“太霸道”。
面对巨大的舆论声浪，知网在2021年12月10日发布了道歉声明，“我社诚恳接受来自作者、媒体和社会各界的批评，全面检查在互联网业态下的著作权保护与使用授权方式”，并表示将“妥当处理赵德馨教授作品继续在知网平台传播的问题”。
赵德馨觉得自己能一路坚持下来，得益于他的湖南脾气，“耐得烦，霸得蛮，不服输，犟得很”。
他的两个女儿也是看了新闻，才知道自己的父母竟打了几年官司，赶紧劝他们多休息，不要再接受媒体采访了。但赵德馨愿意通过媒体扩大此案的影响，“知识应该是有偿的，它是劳动成果”。这不仅是学者个人的权益与尊严，也事关国家发展，“创新是国家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之前不太熟悉的老同事们最近在小区里见了他，也来夸他几句，“你以一人之力把知网这个门撬动了，为学界立了功喔！”
2021年12月10日，知网发布相关问题说明滑动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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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犟得很的老教授撬开大门之后，知网再次引发外界的注目。
上一次，知网成为焦点，还是因为翟天临事件。这几乎算是知网第一次“出圈”，从一个行业平台，成为大众范围内的网红。那次经历，夹杂着偶然、娱乐的因素。而这次成为被告，知网迎来前所未有的审视和质疑。
侵权这道缝隙被赵教授扒开的同时，知网的利益分配这条更为敏感的神经也被戳中。
面对知网的多次涨价，一些高校也曾作出微小的抵抗。2016年，北京大学曾因知网购买费涨价过高，超出图书馆每年购买数据库的预算限额，而一度暂停续订知网。此前，武汉理工大学图书馆也停用过知网，还在通知里说，2000年以来CNKI公司的报价每年涨幅超过10%，从2010年到2016年的报价涨幅达到132.86%。
不过这些抵抗相继失败，几个学校随后恢复订阅。安徽某高校图书馆负责人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表示，“为了能够恢复知网，当时我们还把学校其他的小型数据库砍掉了不少，才凑齐了购买知网的经费。”
一方面是知网的频繁涨价，另一方面是期刊的微弱议价。张洪波接触过许多与知网合作的期刊，都表示自己在与知网的议价过程中处于弱势，没有话语权。知网通常按年向期刊支付使用费，每年仅几千元，“你想月刊的话一期才多少钱？假如说两三百块钱，它一期文章多少篇？几十篇文章，那一个人能落几块钱？”因此，期刊通常也不会再向作者转付这笔微薄的稿费。
到了作者这里，地位显得更为弱小。面对期刊，一些文章能够入选就已经谢天谢地，不仅不会追究稿费，有时甚至还需要倒交“版面费”。一位不具名的学者总结，知网这是“吃了作者吃读者，吃了期刊吃图书馆，两头吃两头占”。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的特约研究员刘旭则指出，国内文献查询服务市场上，知网在上游拥有其他竞争对手没有的学术文献资源，其统计的影响因子等数据也深受高校和科研机构重视，知网借此锁定了高校、研究机构、学者等大量下游群体，使他们失去了议价谈判的能力。
察觉到“不合理”的还有普通读者。据报道，2018年，苏州大学学生小刘在知网上下载文献时，网页提醒需付费7元。知网的充值中心设置了最低充值金额限制，小刘只能向账户充值50元。购买文献后，小刘申请退还余额，但客服却表示退款需要手续费。
小刘将知网经营方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告上法庭，最终胜诉。
法院认为该规定侵犯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限制了消费者的权利，是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商家应在充值时允许消费者对于充值金额进行自定义。
该案宣判3年后，如果以个人用户身份登录知网，进入充值中心，会发现在常用的支付宝、微信、银联在线支付界面中，最低的充值金额选项仍是50元，在“其他金额”中输入低于50的数字，界面会显示“不是有效的充值金额，不允许充值”。
只有“手机短信充值”界面中，才出现了0.5元、1元、2元、10元等低额充值金额，且无法自定义。如果胜诉的小刘今天想准确地充值7元，至少需要发4次短信才能实现。
在高校抗议涨价、作者起诉侵权，以及读者觉得不合理的同时，知网交出了可观的财务报告。根据其控股公司同方股份2020财报，同方知网当年主营业务收入为11.68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93亿元，毛利率为53.93%。
“（知网）它的利润来源，就是我们的劳动成果”，赵德馨认为，知网作为知识共享平台，可以获得合理的利润，但不应是暴利。
图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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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老教授几声质疑，学术圈也逐渐有人响应。愈发多的人试图凿开这个平台的更多缝隙。
2021年12月中旬，围绕“赵德馨老教授起诉知网获赔”事件，一场“科技期刊平台的知识共享与反垄断”论坛在线上进行。
参与这场讨论的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丛立先，想起当年自己跟知网的故事。
2006年，他博士毕业，到学校图书馆提交毕业论文，馆员要他签署允许网络转载的数字版权授权书。他对馆员说，“你看看我博士论文题目是啥？”“馆员一看，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网络版权问题研究》，马上明白了其中的要害。”
“你凭空拿走别人作品这么大的一个权利肯定不合适——因为硕士论文、博士论文都是学子们呕心沥血写出来的大论文——你一分钱，一分对价都不给对方，就将网络版权及其转授权取得了，完全不合乎合同法的平等原则、对价原则。”他说。
丛立先向《人物》解释，一般情况下，知网并不会与收录作品的作者直接签订合同，而是与期刊签订包括信息网络传播权许可使用权的合同，再由期刊向作者出示一份投稿须知，告知稿件一旦入选将编入CNKI系列数据库。作者投稿即视为同意须知内容，似乎就完成了所谓对知网的“授权”。但实际上，这样的“须知”直接把作者的权利拿走，却不提供相应的稿酬，且未注明许可的权利种类、地域、时间、违约责任等，因此并不能产生合同的效力。
虽然早就意识到了知网的著作权侵权问题，丛立先目前还是忍受着其公开发表的文章被知网非法收录的现实。“我相信我们和知网一打著作权侵权官司，是一打一个赢，它失败的案例很多了”，“有很多学者是因为意识不到作品的著作权价值，总觉得著作权是小钱，就放弃了自己这种权利了。还有一种想法，就是像我这样，出于怕麻烦的缘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所以它正好抓住了我们这些人的这种心理。”
2016年，知网发布了《学位论文领取稿酬通告》，但也颇受争议。按照2008年之后的支付标准，博士论文稿酬是面值400元的知网检索阅读卡和100元现金；硕士论文则是300元检索卡和60元现金。而国家版权局所发布的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对原创作品设置的稿酬标准是每千字80元至300元。
“你想想，知网的这个著作权定价多么可笑。”丛立先说。
研讨会上的一众学者认为，知网问题的本质是权力和利益的失衡。
他们溯源和厘清了一个事实：现在的知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分享平台，而是集国家知识基础设施、公共物品、全国科研成果和互联网平台“四合一”的特殊复合体，不能以谋求利益最大化作为它的根本目的。
成立于1999年的知网，初衷是“实现全社会知识资源传播共享与增值利用”，全名就为“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并获得政策的大力支持。正是因为原始的公共属性，以及借助各种先在优势发展成体量最大的平台，知网的问题，才会引发如此多的社会情绪和关注。
在赵教授维权和几波舆论的冲击下，知网作出一些改变。2021年12月22日，知网开始降价，硕博论文下载费用分别下降50%和62%。
“我只是希望它改，不希望它垮台。”即使现在不得不与之对簿公堂，赵德馨也如此强调。
在更大的时间维度上，做了一辈子学问的赵德馨，感受到的是“知识”的价值衰落。“过去，知识很值钱。”1956年，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一篇七千字的学术文章，获得了80多元的稿费，两个不同的杂志来转载，又分别支付了80多元。仅仅靠这一篇文章，他备齐了当时人人羡慕的“三转一响”（注：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当年就结了婚。
1月初的一天，接受完《人物》的访问，赵德馨的老伴周秀鸾将鱼头汤端上餐桌，又切了一碟薄薄的腊肠片，温了一盅黄酒。每天下午，赵老师还要下楼去散步，跟老同事们一起打打麻将、斯诺克。
一杯微甜的黄酒下肚，赵德馨讲，他与知网的官司还没有完全结束，《中国经济史辞典》的网络授权合同中所签订的使用费，他将继续追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