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子衡
[用今天的话来说，货币史上直至当下，所有的货币，都是“代币（token）”，主要即fungible token和non fungible token两种。正如前文所示，二者因各有优缺而并存，并非决然排斥的。货币数字化，既有账户余额货币的fungible token模式，也需要账户非余额化的non fungible模式。]
早在罗马帝国灭亡后100多年，自公元7世纪起，欧洲金币渐绝，而以白银为货币体系的基础。然而，欧洲商业民族的货币苏醒仍旧是非常缓慢的，也就是说，欧洲没能在铜等贱金属基础上确立起货币经济，而不得不龟缩在白银与黄金等贵金属窠臼中。
1252年，佛罗伦萨铸造弗罗林金币，标志着欧洲货币史的重新开始。直待“发现美洲”之后，来自美洲的金银才使其货币力量在大洲贸易中得以展现。10世纪以降，全球陆续进入货币经济，硬币滥觞，逐渐出现了世界范围的硬币短缺。在东亚，硬币短缺促使其实现了纸币的创新，在欧洲，直至1661年，瑞典才生产出欧洲第一张纸币。
无论东西方，纸币自始便带有冠字号或签字。所有的货币都是某种形态的代币——token，而用今天的话来说，硬币是fungible的，而纸币是Non fungible。（注：fungible是指性质相同的，没有差异的，且没有被特定化的，甚或是混同的，未作区分、难以区分或无必要作区分的，因此，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可互换的”，甚或可相互完全替代的。）
硬币就是在一块合金上打制上特种标记，纸币则是给予特定的号码。每一张纸币都有“身份证”，即所谓的“冠字号”；而每一枚硬币，则没有。冠字号只是便于发行者识别与管控，在流通中，验钞机似乎并不能发现冠字号正确与否，而只是在确认伪钞后，以伪钞仿制的冠字号来锁定伪钞的身份。五年前，在香港给地产中介付现金订金时，代理将所付现钞悉数复印，以便任一张纸币存入银行出现状况后，再据此要求补足。一般来说，这种操作对纸币流通而言太过繁琐而很少采用，纸币与硬币的流通似乎并无不同。
“冠字号”的意义在于，便于当局的反伪追踪。与硬币发行后不做回收安排不同的是，纸钞需要回收，且数量庞大。确保发行、流通、回收各环节不受伪钞的侵蚀，必须为所有纸钞确立各自独立的身份。也就是说，每一张纸钞是有“生死”的。纸钞好比是机动车号牌，是每一辆车的独立身份，必须持牌上路，违章处罚到号牌，甚或被监控、跟踪；硬币好比是自行车，并不需要号牌，违章处罚到骑行者……
虽然可凭冠字号跟踪、记录每一张纸钞的流转，但是，操作成本过高，且会损及流通效率。如果每一纸钞载有微芯片，便可以做到实时跟踪记录了。不过，技术上可行，但经济上仍不可行。现钞交易能够躲避跟踪记录，银行账户支持的交易，则会被有效地跟踪与记录下来。因此，有关当局要求，诸多经济活动不得脱离银行账户交易。
那么，银行账户货币与纸币又有什么不同呢？银行账户里的数字是余额形态的，是完全混同的，并不存在纸钞的身份性，更不对应硬币的价值性。19世纪，银行业大发展之后，硬币逐渐萎缩为“辅币”，纸币兑换贵金属的银行窗口也逐渐被关闭，直至上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冲击”后，纸币与黄金兑换的银行窗口完全关闭，纸币成为百分之百的银行货币。凯恩斯所称的“现代货币是账户货币”意指，离开银行账户的货币形态要么不存在，要么只是短暂地离开一下而已。比如纸币，除了发钞银行回收之外，其流通中总是要多次地回到商业银行，一旦回到银行，纸币就被置于银行账户之内。也就是说，即便具有完全独立的冠字号身份，纸币仍然是“账户货币”，它总是要时不时地成为账户余额的一分子。
中央银行及商业银行体系的现金库房和货币账户余额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额，也折射出“货币创造”的规模与水平。这就是说，在银行账户体系中的货币余额是没有独立身份的，它们有自身的逻辑与纪律，而根本无须遵守纸钞或硬币的身份纪律或逻辑。
这就是货币fungiblity（可互换性）的问题。银行货币是账户货币，是fungible，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在技术上，货币的特质要求其“标准化”，亦即无差异化，这样才有助于流通，有助于标准的普遍适用。然而，作为账户货币，银行货币又完全消除了货币身份特征之嫌疑，其结果就是过量的货币发生了，银行系统的货币纪律并不能有效地抑制通胀，反而以制造通胀为能事。如此，不受约束的可互换性就成为银行体系最大的痼疾，是其不受欢迎乃至不受信任的原因所在。
在货币实践中，银行体系往往被视为货币危机乃至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然而，因其“绑架”了整个货币金融体系，因此，反而因“太大而不能倒”等原因脱罪。这就使得社会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不信任与怀疑自始被长久地传承下来，甚或酝酿发展成为一种反抗行动，犹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问题还是要回到货币本身，它应当是fungible，还是non fungible？
人们认为一种非银行性的fungible货币是好的，这就是所谓的“去中心化”的货币实践，坚信这可以解决总量稳定的问题，解决货币隐私保护问题。然而，这些实践远未取得成功，甚或距离其目标也不是越来越近。这就是说，余额式的账户货币体系的数字创新尚难以做到去中心化，中心化的数字货币——数字法币——更能有效地克服银行账户货币的不足，提升货币效能。也就是说，非银行性的fungibile货币的典型代表是数字法币，发行运行数字法币是中央银行自身的革命，是银行体系的革命。
究竟同面额而不同冠字号的任何两张纸币之间有什么本质差异？除了发行、清分、防伪、回收等流程与环节中适用冠字号等外，冠字号究竟对于持币者有什么意义？根本而言，数字货币究竟应否将fungibility作为一个约束性的基础条件或限定性的方向呢？
完全无此必要。应当说，数字技术所创设的货币账户体系能够满足fungible和non fungible两个不同方向的各自需要。也就是说，完全没有必要排斥non fungible形态的数字货币。货币史上，秦代统一了货币的形制，汉代确立了标准重量，这些都是fungible的体现；唐代确立了年号钱，开始出现non fungible的苗头，但是，前朝历代的铸币仍可流通使用，也就是说，年号钱为non fungible创造了条件，但并未实施；有明一代，开始实行“制钱”，前朝钱币的流通才受到限制，出现了non fungible。但是，两枚本朝铸币间仍然是fungible；及至，银行纸币时代，non fungible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是不经济；到了数字货币时代，non fungible在技术上和经济上都是可行的了……问题在于，non fungible的必要性或优越性是什么？
今天看来，non fungible数字货币至少是fungible数字货币的一种必要的补充。它同样能够实现大规模、标准化，其在智能货币、隐私保护、账户创新等方面相较fungible数字货币更具优长。用今天的话来说，货币史上直至当下，所有的货币，都是“代币（token）”，主要即fungible token和non fungible token两种。正如前文所示，二者因各有优缺而并存，并非决然排斥的。货币数字化，既有账户余额货币的fungible token模式，也需要账户非余额化的non fungible模式。这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数字货币发展方向。
（作者系浙江现代数字金融科技研究院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