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财经》新媒体主笔十年砍柴
编辑|王小贝
算法像锁链一样对骑手越套越紧的情况凭什么能够延续下去？
去年一篇报道《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形成了现象级传播。此后，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的生存状况一直被公众广泛关注，在网上时而引发一轮热议。
上个月北京卫视推出一档系列纪录片，题为《我为群众办实事之局处长走流程》。在第一期的节目中，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王林拜师美团老骑手，骑着电动车在中关村送外卖，第一天累得够呛才挣了41元钱。他感叹说外卖骑手“真的太不容易了”。多数人都为官员到一线体验劳动者艰辛的行为点赞，但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有人说王副处长作为刚上岗的新手，第一天能有41元的报酬就不错了，任何一个行当新手总要付出成长为熟练工的成本，一声叹惜无非如古代写《悯农》那类诗歌的文人一样，太轻飘了；也有人说作为主管劳动保护的副处长，所要做的不是怜悯、同情和感叹，而是找出这类现象存在的原因，在制度设计上提供解决方案。
在我看过的所有关于外卖骑手和快递小哥的报道中，昨天（5月7日）搜狐“极昼工作室”推出的一篇报道《当北大博士成为外卖骑手》，我认为最具深度，能促使读者超越就事论事作更有普遍意义的思考。北大社会学系博士后陈龙，2018年为了完成博士论文加入北京中关村一个外卖骑手团队。他花了五个半月时间进行田野调查，每天出去送外卖，余暇则对外卖小哥进行访谈。
陈龙的调查揭示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算法”管理和控制骑手的重要作用，“这样庞大复杂的劳动秩序之所以成为可能，是有这样一套数据支撑的系统，是把所有一切可以纳入的，都纳入到了可以计算的程度，是一种高度的控制和精准的预测”。“平台在想尽办法压缩配送时间，他们在不断试探人的极限”。“你会发现技术的进步好像并没有让人生活得更好，科技的便捷是永远赶不上甲方的需求的，当你完成了现在的任务量，永远会有不断涌现的新需求。它在不断地把人陷入内卷的道路当中”。
读完这篇报道，我想不少人会和我一样问一句：“为什么会这样？算法像锁链一样对骑手越套越紧的情况凭什么能够延续下去？”进而可能会上升到有点哲学高度的问题，“突飞猛进的科技是让人获得了不断的解放，还是让人进一步被控制？”
算法的锁链越套越紧却能持续下去，我认为可以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端来分析。
先说需求侧。如奥林匹克运动那句著名的口号所言，“更快、更高、更强（Faster，Higher，Stronger）”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不仅仅在运动层面，在生活的需求和欲望层面亦是如此。以交通为例，我读到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曾国藩给父亲一封家书时哑然失笑。那年曾父在北京小住半年后会乡，到了省城写信给曾国藩报平安，曾国藩回信曰：“并喜父亲出京，一路顺畅，自京至省，仅三十余日，真极神速。”北京到长沙现在驾车的距离1500公里左右，180年前畜运加水运，三十多天能抵达确实算很顺遂了。且不说坐飞机，就火车而言，近四十年我们经历了铁路的不断提速。记得火车第一次提速从长沙到北京缩短为24小时，我就觉得很快了。现在走京广高铁两地最快5小时40分钟，却仍然觉得不满足，希望高铁继续提速。
快递、外卖最能体现人对“更快”的极限需求。陈龙说他刚参加外卖团队时，系统给出送到顾客家的时间是1小时，可这个时间不断地被缩短。点外卖送到家，顾客对速度的需求有天花板吗？似乎没有，而是越快越好。资本是趋利的，开放的市场会进行充分竞争，外卖平台一定会在送货上门的速度上进行惨烈的角逐，不能缩短送货速度的企业，很可能就会被淘汰出局。算法正是驱使外卖小哥突破速度极限的好工具，它没有人的情感偏好和判断失误。农耕时代，地主周扒皮想延长长工的劳动时间只能半夜学鸡叫，如果换一个仁慈一些的主人或监工，长工的劳动强度会降低。但在系统之中，算法驱使，冷冰冰而又特别精确，一视同仁，无人可逃。
再说供给侧。单个的外卖小哥，如果觉得无法承受日益加大的劳动强度，他可以选择辞职。然而，就目前来看，外卖和快递市场，并不缺劳动力。这两个行当对劳动者的学历和技艺要求不高，是农村劳动者进入城市谋生首选的领域。对多数外卖小哥来说，再苦再累，但所能挣到的钱比在老家务农多得多。你不干？大把的后备人员在等着呢。陈龙在报道中说:“2018年我觉得换工作可能是一种反抗方式，但我现在已经不这么认为了，因为大家都在做平台，都是零工经济，你自以为走出一个牢笼，实际可能是进入一个新的牢笼。但没办法，因为很多骑手自身的条件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据主导权。”
资本通过科技进步来控制劳动者，并不是移动互联网诞生才出现的现象，自大机器生产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以来，就一直是个重大的社会问题。1936年上映的由喜剧天才卓别林主演的电影《摩登时代》，以夸张、荒诞的手法讽刺劳动者被异化为机器的一个部件。电影中的工厂老板认为工人吃饭的时间过长，于是美其名曰为了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引进了全新的吃饭机。这种吃饭机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喂”工人吃完饭，这样就可以省下大量的时间用于工作。
资方和劳方是一对不可能消除的矛盾，冲突总是存在的。劳动者为了改善自己的境况，一代代进行过反抗，公权力为了社会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也不断地进行制度改进以求达到劳资双方的平衡。但资本一定不会舍弃利用一切高科技手段规训、控制劳动者，进而提高劳动效率，增加利润，这是资本的天性决定的。对劳动者的控制为什么没能消失或大幅度减弱，反而是凭借不断进步的高科技层出不穷呢？我以为是因为对普通劳动者而言，不仅是受困于此，也得益于此。
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在社会上既是需求侧一方，又是供给侧一方。身处需求侧时，高科技给自己带来了福利，便有着“更快”的要求。手机上一下单，半小时后外卖小哥就把美食送到家，能不香吗？想去某个城市旅游，手机上下单买一张机票或高铁票，然后打个滴滴到机场或车站，几小时后便抵达目的地，能不美吗？而要享受这样的生活，必须去挣钱，作为一个打工人想挣更多的钱，就要忍受身处供给侧所要忍受的，如工作时间996，如一些企业把员工上厕所的时间都精确到分秒。外卖小哥困在系统里的境遇引起公众很大的关注，我想重要原因是容易引起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共情。我们许多人生活在一个看似悖论的状态中——作为消费者，总希望能得到更快和更好的服务；作为劳动者，又讨厌为更快、更好付出更多的艰辛。
类似外卖小哥的困局（恐怕也不仅仅是外卖行业）如何突破呢？我想途径无非三条。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变得稀缺，供给不足，那么资本必定会取悦劳动力；二是政府在制度建设和监管上加大力度，能兼顾劳资双方的利益，使二者达到动态的平衡；三是劳动者有自我维权的手段和能力，能够抱团和资方讨价还价。这个途径涉及到诸多复杂层面，就不展开论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