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重磅突发！阿里阅文丰巢被罚，回应来了，反垄断下互联网巨头何去何从？
罚款金额不高，能不能产生威慑效果？
12月14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通告称，根据《反垄断法》规定，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投资有限公司收购银泰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阅文集团收购新丽传媒控股有限公司股权、深圳市丰巢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收购中邮智递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等三起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进行了调查，并于2020年12月14日依据《反垄断法》第48条、49条作出处罚决定，对阿里巴巴投资有限公司、阅文集团和深圳市丰巢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分别处以50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
截至今日下午，阿里阅文丰巢分别进行了回应：
阿里巴巴方面回应称，“我们接到有关部门的通知后，已按照政策指引和要求，积极整改”。
阅文方面回应称，“阅文集团收到通知并高度重视，已严格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积极整改，全面做好相关的合规申报工作”。
丰巢方面回应称，“已经接到相关部门的通知，诚恳接受，积极落实”。
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局在答记者问中表示，调查显示这三起案件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因此，没有要求经营者恢复到集中前的状态。
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局主要负责人表示，互联网行业不是反垄断法外之地。
三起案件案件调查的基本情况
此次处罚的三家企业包括阿里巴巴投资、阅文和丰巢网络，其中阿里巴巴投资是阿里巴巴集团开展投资并购的主要实体，阅文是腾讯的控股子公司，丰巢网络是顺丰的关联公司。三家企业都在业内具有较大影响力，交易涉及百货零售、影视制作发行、快递末端投递服务等不同行业。
案件基本情况如下：
一是阿里巴巴投资收购银泰商业股权案。2014年3月至2017年6月，阿里巴巴投资先后三次合计收购银泰商业73.79%股权，成为银泰商业控股股东。2018年2月，阿里巴巴投资持股比例进一步提高。
二是腾讯下属企业阅文收购新丽传媒股权案。2018年8月，腾讯控股子公司阅文与新丽传媒等签署协议，收购新丽传媒100%股权，并于当年10月完成交割。
三是丰巢网络收购中邮智递股权案。2020年5月，丰巢网络以换股方式取得中邮智递100%股权，并于当月完成交割。
从案件调查情况来看，三个案件违法事实都较为清楚。三项交易都是股权收购，收购完成后阿里巴巴投资、阅文和丰巢网络分别取得了控制权，属于《反垄断法》第二十条规定的经营者集中。参与集中的经营者营业额明显达到了《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第三条规定的申报标准。在集中实施前，均未依法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
罚款金额不高，能不能产生威慑效果？
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主要考虑了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根据《反垄断法》规定，处理方式包括恢复到集中前的状态以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恢复到集中前的状态对企业发展和经济运行都会产生较大影响，从我国违法实施集中执法情况和域外执法经验看，一般仅在交易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时适用。调查显示这三起案件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因此，没有要求经营者恢复到集中前的状态。
另一方面，投资并购是互联网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手段。上述几家企业在行业内影响力较大，投资并购交易较多，拥有专业的法律团队，应当熟悉经营者集中申报制度，但未能主动申报，影响较为恶劣，因此决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予以顶格处罚，希望达到查处一批案件、规范一个行业的目的。
尽管罚款额度较低，但是上述三个案件的处罚可以向社会释放加强互联网领域反垄断监管的信号，打消一些企业可能存在的侥幸和观望心理，产生相应的威慑效果。
与其他司法辖区相比，目前我国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的罚款额度确实偏低，威慑力有限。在《反垄断法》修订过程中，多位专家学者、律师、企业等都对此提出了意见建议，市场监管总局也深入研究论证了违法实施集中罚款额等问题，并在《反垄断法》修订草案中进行了反映。
虎牙与斗鱼合并等案件正在审查
其他交易是否会被调查和处罚？
近期市场监管总局收到了一些涉及互联网企业涉嫌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的举报线索，涉及企业较多、行业较为广泛、时间跨度长，正在抓紧核实有关举报线索，对其中涉嫌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集中的交易会依法调查处理。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正在依法审查广州虎牙科技有限公司与武汉斗鱼鱼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合并等涉及协议控制架构的经营者集中申报案件。
“大即原罪”？
反垄断法监管下互联网巨头何去何从
来源|智本社
文|清和社长
很多人深感互联网巨头给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但也对他们的市场支配力量以及引发的财富集中效应感到担忧。
在欧美国家，反垄断调查犹如悬在Facebook、谷歌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腾讯、阿里如今也面临类似的监管与调查。
反垄断，一直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行政性垄断，在经济学界早已形成共识，已无需讨论。但是关于对自然垄断的调查，经济学家分歧很大。
如何界定垄断？反垄断的标准是什么？难道“大即原罪”吗？反垄断到底是支持创新者，还是打击了创新者？Facebook、谷歌、腾讯、阿里等巨头制造的市场集中，是提高了经济效率，还是损害了社会福利？
反垄断，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复杂的经济学问题。
从美国反垄断法的发展来看，1983年以后美国反垄断工作进入了经济学家主宰的阶段。
到这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反垄断法的观点发生了转变。比如，弗里德曼认为，反垄断法弊大于利。科斯也说：“我被反垄断法给烦透了。当价格上升的时候，法官就说这是垄断；当价格下降的时候，法官就说这是掠夺性定价或者说是倾销；当价格不变的时候，法官又说这是一种价格勾结。法官到底想怎么样呢？”
所以，从80年代开始，反垄断工作更少地纠结于那些似是而非的“垄断”——市场占有、攫取超额利润、掠夺性定价、倾销，将目标更多地转移到大型企业的非法竞争，比如固定价格、捆绑销售、限制竞争等。
比如著名的联邦政府诉微软案。诉讼理由是微软公司利用其在操作系统领域的垄断优势，强制捆绑销售其应用软件；司法部要求将微软一分为二。最后，小布什政府决定不再试图拆分微软公司，而是禁止微软的搭售行为，同时要求微软确保Windows软件和非Windows软件的兼容性。
微软案的结果再次说明，反垄断调查与垄断本身并无太大关系，它针对的是非法竞争行为。然而，随着Facebook、谷歌等互联网巨头的崛起，有些人对巨头们的超级市场支配能力感到担心。
Facebook稳坐全球社交龙头地位，旗下坐拥Instagram和WhatsApp两员社交大将。Facebook日活用户为15.9亿，月活用户为24.1亿，分布全球主要国家。
谷歌在全球搜索引擎及移动操作系统中占据统治地位。在美国，谷歌搜索引擎市场份额高达86.4%，在欧洲，则是91.4%。谷歌安卓系统，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中占据85.9%的绝对份额。
Facebook和谷歌的市场支配力可能超过历史上的北方证券、标准石油、电话电报公司等巨头。
这时，“大即原罪”的思想又开始流行起来。今年8月初，美国两位参议员试图推出一项称为《垄断威慑法案》的新法案。若法案通过，Facebook、苹果等科技巨头，可能面临严厉惩罚——美国市场营收15%的罚款。
最近十多年来，欧美国家对互联网巨头的反垄断指控，最多的一项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这一指控似乎是“有罪推论”。
其实不然，互联网巨头的市场支配地位，存在一定的非正当性——控制私人数据。
数据本是用户的一项私人资源，数据所有权也就是一项私人权力。但是，互联网巨头没有采用分布式系统，私人数据被中心化的数据库垄断。所以，互联网巨头的市场支配地位，其实是对私人数据的支配优势。在算法时代，私人数据极可能被巨头以“大数据”之名滥用。
近些年，Facebook因此屡受国会调查。Facebook卷入数据滥用丑闻，一家名为“剑桥分析”的英国公司被曝以不正当方式获取8700万脸书用户数据。随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脸书展开调查。
在听证会上，一名议员质问创始人扎克伯格：“Facebook是否在窃听用户说的话”？扎克伯格婉转地回答：“我们允许用户上传分享自己拍摄的视频，这些视频的确有声音，我们也的确会记录那些声音，并且对这些声音进行分析来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扎克伯格其实百口莫辩。Facebook存有用户的私人数据，同时根据个人数据匹配相应的信息。这就涉及两大问题：一是偷录用户私人信息；二是以算法方式控制（匹配）信息。在美国，这种行为涉嫌侵犯个人隐私，控制言论自由。在大选期间，还可能涉嫌干扰大选，威胁美国民主政治。
最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以3比2的投票结果批准了和解协议。和解的代价是，Facebook缴纳50亿美元的罚款——美国政府对科技公司开出的最大罚单。
近期，中国官方强调，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不得开展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二选一”、商誉诋毁、裹挟交易等违法违规竞争行为，或依托算法推荐、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荟萃分析进行的“隐形”不正当竞争行为。
以价格歧视为例，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1920年《福利经济学》按照价格歧视程度，分为一级价格歧视、二级价格歧视、三级价格歧视。其中，一级价格歧视，也叫完全价格歧视，同一商品针对每一个不同的买家都采用不同的价格。
通常，企业是无法做到一级价格歧视，而存在一级价格歧视往往是因为所有客户的私人数据被无偿支配。所以，反对一级价格歧视并不是反对价格歧视本身，而是其背后的非法行为，如大数据杀熟背后的滥用私人数据。
亚马逊是互联网大数据杀熟的“始作俑者”。2000年，亚马逊针对同一张 DVD碟片施行不同的价格政策，新用户看到的价格是 22.74美元，但如果是算法认定有购买意愿的老用户，价格则会显示为 26.24美元。如果删除 Cookie，价格马上又回落。很快这种策略被用户发现并投诉，亚马逊 CEO贝索斯公开道歉，说这仅仅是一场实验，也承诺不再进行价格歧视。
大数据杀熟，就是互联网平台利用控制私人数据的支配优势，借助算法对每个用户实施“一级价格歧视”，最大限度地榨取每个用户的“消费者剩余”。
再看蚂蚁的问题。马云嘲讽《巴塞尔协议》是老人俱乐部。但是，蚂蚁的杠杆率远远超过了《巴塞尔协议》的监管要求。或许，马云认为，蚂蚁的大数据风控比银行的统计学风控更据优势，可以突破这一监管的杠杆率。
但是，马云忽略了一点，蚂蚁之所以具备大数据银行的算法优势，是因为其免费地掌控了数亿用户的私人数据，占有对私人数据的支配优势。蚂蚁能够成为“巨象”，正是利用算法支配私人数据。理论上，蚂蚁可以利用算法实施完全价格歧视，最大限度地攫取每一个用户的“交易剩余”。当每个用户的财富天秤都向蚂蚁倾斜，违约率定然会上升，蚂蚁构筑的护城河反被算法吞噬，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这就是算法时代的价格歧视，对金融系统构成的威胁。
在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巨头强制性地免费占有了私人数据，这就意味着私人边际收益＞社会边际收益，即互联网巨头占了私人的便宜。这定然引发外部性，损害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如果短时间内无法用技术的手段将私人数据私有化，那么就必须将互联网巨头置于聚光灯下。这就是反垄断法的作用。
如今，“反托拉斯法”被经济学家比喻为“交通警”。正如萨缪尔森所说，反垄断法在今天的意义，也可能唯一的意义就是：使用一部简单的法令来震慑这些大企业，提醒人们关注和监督这些大企业、明星企业的一举一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