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吾民】一面携程，一面学术，梁建章的二度创业
陈秋
青葱少年时幸运地接触电脑，后来开启一路顺风顺水的学业，之后以海归的IT精英身份选择回国创业，再到在学术与商业这两者间自由穿梭，梁建章放松地坐在椅子上，边用笔在纸上画着东西，边向经济观察报记者娓娓道来着这些角色转变。
时间回溯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门刚刚打开，中国以青涩的脚步与世界融合。人们的衣食住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清电视、网络、便携式摄像机等新鲜事物扑面而来，整个中国的经济开始腾飞。
彼时的梁建章11岁，正是刚刚懂事的年纪，对于新鲜事物总是充满好奇，他说，“也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批海外华人捐赠电脑给上海的学校，打着‘电脑要从娃娃抓起’的口号，盛行了一波电脑热，包括组建电脑兴趣班、参加青少年程序设计大赛。”恰逢其时，他成为了中国最早接触到电脑的小学生之一。这是很幸运的事情，在当时一台电脑的价格颇贵，高达上万元人民币，远高于当时的人均收入，鲜少有家庭负担得起。不仅如此，电脑的供给量也极少。
自从接触到电脑后，他对电脑的热忱可以说到了废寝忘食的状态，有一段时间至少要在电脑房里呆上十七八个小时。那时候一般家里还没有空调，电脑房却很凉爽。那时候也没有外卖，老师特别照顾学生，会给学生准备吃食。老师的悉心教导，大家对电脑的共同兴趣，一起做的电脑程序设计大部分也都比较成功。就是这颗早已种下的科技种子，对他后期的成长之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机会面前，不创业不太可能
从早早接触电脑到15岁考入复旦第一届少年班，梁建章的父母当时都很支持，也认为电脑就是未来的发展发向。同样是因为对于电脑兴趣，后来他大学本科就读了复旦大学计算机专业。
1989年，20岁的梁建章考入了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攻读计算机硕士。在美国的学习，对于他而言帮助很大。在完成硕士学位后，梁建章还继续读了一小段博士，但那期间，他愈加发觉学业对他的挑战不再，于是他选择到美国硅谷从事技术工作。
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的基础设施、生活坏境、办公环境等与国外有一定的差距，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的发展开始进入了快车道，有了做“中国梦”的机会，大家创业、投资的心开始骚动。这期间也是“海归”的黄金时期。
也是在这段时间，中国进入了互联网创业最热闹的阶段，门户时代的网易、搜狐和新浪三大天王诞生，中国互联网BAT——百度、阿里和腾讯创立。
梁建章于1997年选择回国发展，他对记者坦言，“这也是一个非常有阻力的决定。”但起初梁建章回国并没有急于创业，而是担任Oracle的中国区技术总监，负责不少重大的项目。
梁建章平时很喜欢旅游，此前他和女朋友在海外旅游，基本上是自己开车自由行，那个时候海外也可以通过互联网、电话定酒店，很方便。“后来回到中国，国内最传统的旅游形式是跟团，导游目的性很强地拉着游客购物。那时海南购物导游十分赚钱，所有的游客都会排队买东西，珍珠之类的物品利润也是奇高，旅行社都非常赚钱，但我也不了解这个行业赚钱，只是觉得跟团的体验真的不好。”梁建章说。之后他也曾选择自己去玩，但是在中国订酒店需要事先跑到旅行社签一堆东西、交钱，也不知道哪个酒店好。有一次没有这么做，结果不得不全城找酒店，感觉很糟糕。1998年，中国的旅游业规模达2391亿元人民币，旅游是老百姓的第二大支出，甚至还高于汽车。梁建章也看到旅游业的增长空间，而且他属于少有的硅谷海归，有从事多年IT研发经验，“在机会面前，真的是不创业不太可能。”梁建章回忆称。
正是因为梁建章亲身体验了中国旅行的“差”，他才感到中国的旅游行业潜力巨大。于是梁建章做出一个大胆的举动，离开原公司自立门户，创立携程旅行网。
有了想法就要快速落地、形成团队，这是创业的关键。梁建章和几个相熟的朋友沈南鹏、季琦一拍即合，成为公司最初的创始人。三人都各有所长，梁建章有多年技术研发背景，沈南鹏是独具慧眼的投资银行家，季琦有连续创业的丰富经验。三人也都跳出了原来的舒适圈，全力以赴地想把网站做好。后来，为了更好的开拓市场，梁建章又寻来对旅游行业深有见地的上海旅行社总经理范敏加入团队，自此携程管理团队成型。
2003年12月，携程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彼时的携程成为中国在线旅游服务商第一股，也是截至3年前，纳斯达克市场开盘当日涨幅最高的一只股票，当日收盘较发行价上涨幅度达88.56%。梁建章说，公司发展顺利，也让家人改变了起初对其回国决定的不满。
学术与商业间的平衡
“人生的意义在于始终有所追求，一辈子能够做不同的事情，体验过不同的经验。”在创业、赚钱的精神需求满足后，梁建章做出了一个比较疯狂的决定，也是他人生的另一个目标。
2006年，梁建章从风头正旺的携程淡出，辞去了CEO的职位，开始了新征程，就读斯坦福大学的博士。“企业家在公司发展阶段，完全退出去做另外一件事情，不仅在中国，在全球都是很少见的。”梁建章坦言，造成这个选择的诱因是，此前，他的脑海中一直徘徊着“书还没念够”的想法，对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研究很感兴趣。而且当时的他已经年近34岁，读书一事不宜再拖，一方面年龄渐长会让他的学业相对吃力，另一方面如果到了40岁，教授也肯定不会愿意收这样的学生。
2011年，梁建章获得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创新、创业和中国劳动力市场，他称，其中创新可以有很多角度，人口就是一个比较新的角度。
2012年4月，他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李建新出版了《中国人太多了吗？》，结合各国的经验和中国发展的特点，论证中国人口发展政策，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呼吁只有尽快放开生育政策，中国的发展才能持续。就是这样，“人口学家”的标签也逐渐烙印在了梁建章的身上。在中国，他现在还有另一个身份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研究教授。
但是就在这期间，携程慢慢出现了业绩增长瓶颈、股价低迷的情况。2013年，携程向他发出求救的信号。当时梁建章还在学校教书，临危受命，他毅然选择回归。2013年2月21日，携程宣布任命梁建章为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并兼任携程旗下负责旅游相关业务的携程旅游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次任命自2013年3月1日起生效。
在梁建章看来，那时的携程和创业时候相比，紧迫性会更强一些，创业时候可能有盈利的压力，但是那时的携程看到有对手，在各方面可能要超过自己，“作为一个企业家，当时就是要打硬仗。”梁建章说。
这时期移动互联网的浪潮袭来，又激发了新的市场机遇，梁建章认为，这也正好是携程可以翻盘的机会。公司开始全面投入移动互联网，加强价格战策略。2014年4月15日早上，梁建章发内部邮件称，“我回携程，不是为了名，也不是为了利，就是要和大家一起体验二次创业的艰辛。”
两年后，梁建章又辞去携程CEO，仅担任执行董事会主席，专注于公司的创新、国际化、技术、投资和战略联盟。梁建章也没有放弃学术研究，他自己说，“现在工作占据了我接近70%的时间，工作以外，其他时间都在做人口方面的学术研究。”
随着梁建章对于人口问题的发言频次越来越多，在人口方面的学术成果也日益凸显，外界对于梁建章现在的状况评价为“被携程耽误的人口学家”，但他本人不这么认为，“如果现在百分之百做学术的话，可能不只是人口方面，其它方面也会有所建树。”“人口对创新来说很重要，旅游业也同样重要，经济学的方法也可以应用到公司管理。”梁建章表示，他对于携程的机构改革是态度坚决的，这与学了经济学相关，他希望公司能够自下而上地做一些改变，“我们总部就是要开明，现在携程很多的部门得到了更多的授权，每一个部门都像一个小的创业公司，公司支持你去创业，这样公司的速度和灵活性才会有所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