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桂梅1970年生，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北大中文系教授，2015年度教育部首届青年长江学者。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文学史、思想史、20世纪女性文学史研究与当代文化批评。著有《“新启蒙”知识档案》《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等著作，发表论文百余篇。
1997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左起为朴贞姬、戴锦华、曹文轩、洪子诚、赵祖谟、贺桂梅。
原标题：贺桂梅：将“女性”作为方法
在女性学者访谈系列中，我们邀请了来自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等不同领域、不同国别的女性学者。她们代表了不同代际的女性知识分子，对知识怀有热情，也曾经历困惑与挫折。她们的故事讲述了大部分现代女性的不满与困惑，野心与梦想。
当女性决定投身学术事业，她们需要克服多少阻碍？是否存在属于女性的学术传统？在“重男轻女”的学术体制中，涉水前行的女性学者如何找到自我的参照？她们的同行者又是谁？
这是“女性学者访谈系列”的第一篇。受访者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
女性话题，不是单一的性别话题
新京报：你在过去的文章中也提到，“‘身为女性’这一身份和经验本身，决定着我与性别研究之间牵连不断的关联”。能具体展开讲一讲吗？
贺桂梅：我一直认为女性身份本身就是一个标签。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是特别丰富的，身份也是多重的，比如说我既是一个女性，同时是一个当代的中国人，也是一个文学专业的研究者。所有男性学者谈的问题，我都应该可以参与进去。但当时我的感受是，如果我特别接受别人给我的女性标签，就意味着我好像没有能力谈那些男性学者所关注的问题。
所以一直以来我希望自己的研究格局不受到女性学者身份的限制。当然在面对具体的问题时，我作为一个女性的生活经验、情感的原动力，以及判断问题的方式肯定会和男性学者有所不同。这是很自然的结果，毕竟性别身份是一个社会身份，它制约着每个个体的男性或女性看待问题的视角和方式。
还有另一种偏见，你是女性，所以你做的历史研究或文学史研究，就应该和男性研究者的不一样。人们说的不一样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应该是感性的、柔和的，带有抒情气息的。但我的研究就特别理性，为什么女性学者就不能理性呢？
从这点上来说，我反对性别本质主义的所有主张。就人能够达到的思考能力和思考的宽度而言，性别身份本身不应该是一个限制。
新京报：近年来，我们也看到新一波女性话题的热潮。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发掘、对于父权制与社会性别制度的反思、关于婚姻、家庭等性别政治问题的纷争，以及关于女性内部的阶层分化问题等。你如何看待当下这些纷繁的女性话题？
贺桂梅：如果我们可以将最近这几年的女性话题热称之为新一波女性主义思潮，它和上世纪90年代的关系基本可以被描述为“理论的失忆”。对于参与这波讨论的年轻人，许多人可能都不知道上世纪90年代也有过类似的热潮。所以她们其实还是赤膊上阵，从各自的生活经验出发去谈论性别话题，而缺少理论的追溯和进一步的探索。
我觉得和之前两波女性话题思潮最大的不同是，最近这些女性话题的热潮是女性自发推动的，大家希望对女性的生活、工作和家庭等场域中的遭遇做出理性的讨论。其中最重要的参与群体多是80后和90后。
为什么这一代尤其关注性别问题？这也有一些可以分析的社会性原因。首要的原因是80后和90后大都是独生子女，在核心家庭里长大，她们成长过程中性别身份的彰显没有那么明显。对她们来说，要求性别平等是一件天然的事情。这是前提。
这一代人之所以感到不满，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她们进入社会，切身感受到女性身份带来的压抑以及女性身份和自我期许之间的冲突。同时，她们回看母亲这一辈时，会生发出更大的不满。因为她们的母亲所生活的年代，是实质性的性别不平等的时期。很多人都是由母亲一手带大，父亲长期缺席。
我觉得最近这些年的女性话题热潮也是4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产物，是有内发力的社会性需要。同时，它可以展开的空间也是相对广阔的，可以演化成各种各样的形式。
新京报：无论是这种“前三十年”的妇女解放运动还是90年代的女性热，它们都有各自的优长和短板。对于今天这一波女性主义思潮，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贺桂梅：首先要了解前面的女性解放的实践史。我们现在很多的讨论都是失忆式的，也就是不关注也不大了解前面有过的实践、做出的理论累积。但如果不了解历史，不知道前面的人做过什么，就难以判断造就性别问题的社会原因，无法在前人基础上继续推进，更别说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而在现代性视野中做出新的突破。
另外一点是需要人文学的想象力。就是说我们在谈论一些个人的或特殊群体的问题的时候，如何可以把它放到一种更大的视野和更大的社会结构来讨论。这个话题的批判性和生产性不是仅仅局限在被学院、媒体、话语权、阶层等因素限制的范围，而是能够形成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共识，形成有效的判断并生成改变现实的诉求和力量。
在今天，我们尤其需要“人文学的想象力”
新京报：我们来谈谈今年再版的《“新启蒙”知识档案》这本书。你对当时的社会思潮、文学观点、价值观念做了系统性的梳理，也带有很强的反思意味。你在书中提到了“人文学的想象力”。如何理解这一概念？
贺桂梅：这一概念最初的灵感来自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
我最早提出“人文学的想象力”，主要针对的是文学界的说法，尤其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文学界一直强调“纯文学”，要将文学从政治控制的语境里摆脱出来。这也使得文学开始陷入纯审美的、纯个人的、纯感性的领域，和社会的互动关系变少了。
这样的观念不是不对，但它实际上制约了作家，也制约了研究者。我最近参与北大中文系的小说奖评选，密集阅读了2015年到2017年之间的30多部小说作品。我真的觉得我们的文学变得好没有力量，大部分作品都是以个人的视点讲述自己的困扰与焦虑。小说经常就是通过死亡，或从生活中消失为结局。这种个人化的纠缠所指向的是一种没有希望的生存境况，让人读得很郁闷。
另一方面，对纯文学的过分强调也让文学研究的视野越来越狭窄。文学批评开始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聚焦的问题和材料特别细小。对文学性的理解最后都落入到抒情和审美，最多谈及语言艺术，而失落了文学之为文学的那种解释世界的根本性视野。
呼吁“人文学的想象力”，其实是打开自己，将个人的问题、文学的问题放到一个大的社会结构关系层面进行讨论。第一步就是要跨出去。我们要知道同时期、同结构下，其他学科在谈论什么问题。这必然牵涉到理解社会结构和国家的组织方式。这方面，社会科学是最有效的。但如果文学只是跟在社会科学后面，也是不行的，还是要在文学的学科体系、结构关系发挥它最独特的力量，即基于人的感性和情感的体认。所以人文学的想象力最初是为了重新激活文学的力量。
新京报：对于当下的社会境况来说，“人文学的想象力”能为我们带来哪些启发？
贺桂梅：首先还是要回到人文学这一概念。人文学，广义上是指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包括与人相关的价值、情感及体验。它最早是在欧洲启蒙运动里提出的，在摆脱宗教控制过程中形成了这样一门学科，也构成了16世纪以来西方人文学知识的主脉。
回到中国的语境里，我们文化的传统其实一直都扎根于人文主义脉络。与强调人的自然本性的“人道主义”不同，“人文主义”更强调人自身的修养和修炼所能达到的境界。孔子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我们不说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只做那些人力所能做的事，同时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人文传统特别强调人的能动性力量。
之所以这个问题在今天变得特别迫切，是因为组织整个社会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有很多技术性的支配力量实际上是反人的或非人的，而人本身最为独特的、最具有人文性质的内涵在今天似乎都可以消失。这样一来，人的生存状态也会变得越来越消极和被动。
召唤人文学的想象力，首先要认知人的被动状态。也就是说，要重新认知今天这些制约着人的生存状况的历史性条件及物质性基础，也包括技术控制人的基本方式。
同时，人文学的想象力强调的还是人的能动性，我们需要在把握现有的物质条件和组织形态的基础上，用当代人的方式去想象属于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采写/青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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