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记者侯少卿摄
对王姬而言，似乎很少有不自信的时刻。除了少数不求安稳的那几年，她内心一直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该怎么做。
这些年，她似乎消失了，没有太多作品面世。记者将一段在网络上看到的评论念给她听：“王姬，当你的影迷很辛苦，你经常不营业！”王姬听罢，将两手合拢在一起，表情略带歉疚：“对对，这个怪我，说难听点儿，可能我不太会经营自己，也不太会作秀，没那么‘作’。但我的职业还是演员，有好戏我就演，没戏就回归家庭生活。疫情这段时间我突然觉得退休也挺好的，以前还愁‘退了休怎么活’，但现在对一切我都特别淡定。”
事业能带来的成就感和荣誉感，王姬早已放下，她认为工作上再成功，都比不上让家人开心而获得的愉悦感，她很庆幸这些年终于看清楚了一些问题，在某些选择上能够主动、全然地守护家人。“我的前半生几乎都把重心放在了事业上，最近这几年，特别想慢下来。再加上我妈妈岁数也大了，没事就想回去陪陪她，以前陪伴太少，陪一天赚一天，真的要珍惜。”
A冥冥之中
冥冥之中，王姬喜欢用这四个字来描述自己几十年来的际遇。外界习惯把类似于“如果当初不……，你会不会……”的句式摆在她面前，她也总会给出否定的答案：“冥冥之中是有定数的，人生没有后悔药可吃，好不好只有自己知道。”
今年6月，王姬和女儿高丽雯联袂主演的电影《候鸟》上映，关于这部电影有两种声音，一是认为很久不担任女主角的王姬突然回归让人惊喜；二是有人觉得王姬是不是着急了，想给女儿铺好路。对于任何揣测，她都从未主动辩驳过，只把《候鸟》这个机会归结于冥冥之中的安排：“因为角色太好，我们看完了（剧本）都不想错过，也很在乎这次表演。我们讲求创作规律，绝不用力过猛，而是自然流露。”
王姬谈起《候鸟》总是异常兴奋，相反，女儿高丽雯却淡定许多。对后者而言，除了演好自己的戏，人生中更重要的工作是与“王姬女儿”的博弈，她很清楚这个身份裹挟下的压力有多大。处于永远会被拿来比较的时代，面对评论与争议，高丽雯回忆自己刚懂事时就有人毫不客气地说，“你是王姬的女儿吧，你妈长得更好看”。“我是真的习惯了，也无所谓了。我就是个演员，要是我演得不好，你可以批评我。但我也知道，无论我做任何事都会有人批评，我也比任何人都清楚，除了演戏，其他事情和我都无关。”
但对王姬而言，自己现阶段充当的角色更像是一个“捎带手”，如果有合适的角色、合适的剧本找到她，她认为女儿可以胜任就推荐一下，但绝对不会为了让女儿适合而去改造她：“我不干这种事，也不是这种人，一切都随缘。如果她是个好演员，一辈子都可以演戏，不用靠青春吃饭，她做好自己的事，我也会往后撤。身为父母，永远不要替孩子安排，他们都能独当一面。”
B人艺“三心”
一路闯过的这些年，王姬形容自己始终“傻不棱登”的。做演员，她不认为自己具备很高的天赋和能把事情变容易的条件，她最大的本事，就是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后简称人艺）学到的三心——童心、真心、爱心，她说自己思想老套，就是要认真做好事情。
生于北京，长于北京的王姬，从小就是一个好强独立的女孩，有人形容她是典型的“北京大妞”，洒脱、爽朗、坚定、毫不娇气。虽然性格酷似男孩，但她钟爱文艺，7岁学芭蕾，14岁进文工团成了一名文艺女兵。年少时期的她，做任何事情似乎都是懵懵懂懂的，不会盘算着每次选择对自己未来有着怎样的影响，又意味着什么。
1980年，18岁的王姬第一次触电，与张丰毅合作拍摄了故事片《塞外夺宝》，赶上恢复高考的初期，她发现自己离艺术创作差得太远。一年后，王姬参加了人艺的招生考试，向心目中的艺术殿堂逐步靠近。
但谁也没有想到，四年后的王姬会有多大胆。身揣60美元、只会三句外语的她，放弃了人艺，毫不犹豫地加入了“美漂”大军。
提起这个转折，她感叹“一切归零，什么都不要了，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事实上，在进入人艺后，看到了昔日演员体制的稳定，王姬却觉得自己被束缚了，“一年365天，有360天在舞台上，我在想，我的未来是不是就是泡杯茶，上午排练下午回家，朝九晚五，日复一日？我想去见识新的东西，汲取更多知识。”年轻气盛的她认为人艺不是她的主场，她将自己比喻为胡椒一样的调味品，在很多作品里都不是重要的角色。
彼时，受到出国潮的影响，25岁的王姬决定告别安定，踌躇满志地远赴美国漂泊。十余年的日子里，她摆过地摊、做过广告销售、在小旅店当过值班经理、电视台做过记者编导……她说她把所有的工作都做了个遍，能吃的苦、不能吃的苦也都尝过了，就为在异国生存下去。
那份苦，至今都被她视为人生历练的财富。
C阿春“爆火”
人在异国，为了谋生，王姬离自己的演员梦也越来越远。就在她决定彻底改行经商之时，遇到了《北京人在纽约》。
时间退回到28年前，那是王姬作为演员的“爆火时期”。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中的阿春无论是经历还是个性，都与王姬有着不谋而合之处。即使到了今天，王姬也不认为出演阿春对自己而言有何压力，就像当初她给导演组撂下的那句话——“这个角色你们找我是对的”。“当时拍完，冯小刚就跟我说‘王姬你一定会火’，最终观众给予我的超过了我的期望值。”
王姬说，那之前她曾在北京电视台主持过节目，“很多人都认识我，出门都不用带钱包，一到饭馆就是‘哎呀您来了，来来请’。我不想这样，但别人喜欢你这样，后来我都不好意思出门了，总怕被请。《北京人在纽约》播出后就更火了，似乎全北京都认识我。”她很感谢陈道明的推荐，也对《北京人在纽约》的导演、编剧郑晓龙，冯小刚的专业态度表示感激，“那个时代，大家都是本着忠于艺术的原则来创作的。不像现在的演艺圈，合适不合适都是你。这种因为利益的选择挺让人有挫败感的。我非常怀念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
成为一线演员后，王姬回到祖国，先后在电影《红粉》、电视剧《雷雨》《小井胡同》《中国餐厅》等中诠释了各种角色。
回望往昔，王姬感叹，当人生翻过一座山丘，得到收获的同时一定就会失去一些东西。
拍《北京人在纽约》时因为戏份吃紧，她每天至少工作18个小时，连续三四天不睡觉都是常有的事。那时的她怀着身孕，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也让她腹中的孩子有了不健康的风险。
母亲的执念
母亲的身份，和王姬的联系太紧密了。电视剧《血玲珑》中，她是为了救女儿不惜付出一切的母亲卜绣文；电影《哥哥，谁带你回家》中她是带着智障儿子艰难度日的母亲春莲；电视剧《妈妈的爱》中，她是将眼角膜献给女儿的母亲洪秀……而现实生活中，她更是一位伟大而坚强的母亲，照顾着智力受损的儿子高晓飞。儿子的病情和她怀孕时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及营养不良有着很大的关系，她为此而自责，时常以泪洗面，想着人再红都换不回儿子的健康。
作为演员，是赢，但作为母亲，却输。
那些年，王姬跑遍国内国外，想尽一切办法为孩子治病。一路走来，对母亲这个身份，她也有了很多新的认知，“其实我一直反对，也很拒绝女儿进入这一行，我太知道这一行的苦和压力。以前她要做律师，我特支持，后来突然说要做演员，我内心挺挣扎的，但最终还是放下了我的执念。想着，不要到她四五十岁的时候，哭着说‘妈，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听了你的话，没做成我想干的事。’她有权利去尝试。”
普通人的内心
这些年，王姬的作品不多，但对每一个角色依然不遗余力。而对行业，她也会有少许的失落感，“现在的表演像快餐，演员做什么都要快，从这个片场跑到那个片场，甚至剧本都不看就开始演了，这种做法挺伤演员的。我可不敢，如果让我挑大梁，必须要沉淀下来、体验生活、查阅资料，做很多准备才敢去演。”
王姬习惯把自己置于可控范围之内，尽量拒绝一些飘浮于表面却没有什么实质内涵的机会。她说自己不会炒作，也不会削尖了脑袋去寻找更多曝光的机会，就算是爆火时期给予她的万众瞩目感，也没有改变她就是个普通人的想法。
她说，做人首先要心中愉悦，物质与名利带不来内心的快乐，所以无论自己处于怎样的位置都会先把心收回来，“我从来不会有要这样、要那样的念头，和我相处的人也大多是随心、随性的。收心、定心，别总是好高骛远，也别让自己被迷惑，什么才算够呢？就像很多事情我们不计较，不以利益最大化，因为每个人追求的东西不一样。”
[新鲜问答]
因不懂英语，错过《末代皇帝》
新京报：如果当年你没有出国，可能会比现在更红、更稳定。
王姬：冥冥之中都是最好的安排吧，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那会儿想演《末代皇帝》，就因为我不会讲英文，所以没被选中，这件事刺激了我，就决定要出国留学。但如果我当初不出国，《北京人在纽约》也不会落在我身上。失去了一个机会，也就拥有了一个新的机会，没有后悔药，一切的安排都是最好的。
新京报：拍了这么多年戏，有没有哪个片刻让你觉得很腻？
王姬：当然有，还有拍吐的时候，比如接到烂剧本，或者搭戏的是不专业的班子、碰上不好的导演。你会发现自己的力量扭不过整体局势，就像身在一艘“大破船”上，到处漏风，只能在船上煎熬着。会让我有挫折感，厌倦、烦闷，每天问自己“我是在干吗呢？就是混口饭吃？”
演员是我赖以生存的行当，很希望在成长过程中尽量找到自己心仪的作品，有机会拍些有质量、有质感的作品。所以，没把握的事我不会做，如果觉得自己驾驭不了这个角色，就不会去演。
新京报：会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吗？比如去网上搜一些自己的新闻？
王姬：不搜，随便他们说，他们骂，谁骂我还感激呢。
新京报：电影《候鸟》中，为了角色特意化了老年妆，提前“变老”有什么感觉？
王姬：我已经变老了呀（笑），镜头放那么大，这边皱纹、那边什么的，但我认为每个年龄段都有不同的魅力，这些痕迹就是我身上的年轮。我最不在乎所谓的美不美了，平时都不保养。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自己像男孩子，T恤、牛仔裤、球鞋，穿着最舒服。我已经不为别人活着了。都活到这个岁数，再活不明白，怎么为人父母？
新京报：那现在，是你最好的生活状态吗？
王姬：（想了很久）应该是吧。对我来讲现在很轻松，是真的想过好每一天。有机会就贡献点儿作品，没机会呢，就要接受属于我的大幕正在徐徐拉上，等着它拉上吧。我也特别怕自己成为大幕都拉上了，还不肯下来的那种人。
采写/新京报记者周慧晓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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