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没想到，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在央视首播不久，便以黑马姿态屡破收视率，一骑绝尘，创下近两年央视综合频道晚间黄金档收视率最高纪录。全剧豆瓣评分8.7，知乎评分高达9.0，被誉为“2021首部爆款剧目”。
近日，电视剧《跨过鸭绿江》的总编剧余飞[微博]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独家专访，讲述了这部剧的创作经历。
开始时非常紧张
因为“搭建”的过程太痛苦了
接到《跨过鸭绿江》的创作任务时，余飞正在为《巡回检察组》的本子收尾。第一次接手这么重大的题材，余飞说，亢奋过后的压力“完全没法形容，是一种将要参加一次战役的心情……就是准备去牺牲自己，豁出去了，抛开一切，就拼吧”。于是，刚一接到任务，他二话不说就离开了家，自己掏钱租了酒店投入前期工作，“我想先熟悉熟悉，把大的方向确定一下”。
那些日子他主要就是看资料，“采访老兵的口述实录、各种回忆录等等，几乎能找到的资料全都找到了，桌上永远都堆得满满的。”在一个酒店呆得烦了没灵感了，就换酒店。余飞换了五六个酒店，每次都是一箱子一箱子地拉着、背着成堆的资料。
总编剧除了自己要创作具体内容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是搭起框架、组织内容，还要担当起协调、指导的作用。余飞直言，在前期创作过程中，他的太太王乙涵是自己最重要的搭档和助手。两人在央视领导、编辑和有关方面等诸多力量的共同指导之下，一起完成了前期最难的策划和创作任务。
到了创作中工作量最大的时候，编剧韩冬加入进来，完成了一多半剧本初稿。后来因为疫情原因拍摄推迟，他们决定主动修改甚至重写剧本，此时需要更强的力量加入，编剧辛志海又参与进来，在韩冬初稿的基础上，几乎重写了三十多集。此外，还有央视聘请的编剧郭光荣老师，在之前完成的剧本基础上对重大人物的戏份作了大量的补充……“最开始的阶段是最紧张的，因为这个搭建的过程太痛苦了。”余飞坦言。
用上悬疑剧的手法
效果出人意料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刚一播出，收视率爆棚。有趣的是，很多年轻人起初不知道这部剧，发现父母长辈们都在看，就跟着看，没想到特别入戏。那么，把主旋律写好看有什么秘诀？余飞总结经验：“首要的就是完全掌握历史中的素材和细节。掌握了大量的资料以后，最重要的是怎么吃透史实。同样的素材，怎么起承转合？怎么编排才能反映抗美援朝的全貌？”他翻来覆去琢磨如何搭好架构，后来采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时间顺序，每一个该出现的重点战役、重大事件自然而然地按照时间线索排开，“最重要的就是，要在顺序和架构间，发生错落有致的戏剧规律，把这些编排好了，是编剧团队的功力，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说这个剧还挺好看的原因之一。”
余飞强调，编剧时，在本能地往“好看”的方向努力时，也要在历史的缝隙中寻找一些“可以写意的，但又完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具体设计”。他自己就很喜欢一个细节设计：“彭德怀老总刚入朝时，就深入到了敌后，但是他就带了几个人，在到处都是敌人的土地上行走，处境非常危险。我们在这个情节上做了重点发挥：在这一集戏里面，让观众就像看悬疑片一样，感到我们的彭老总好像马上就要陷入危险之中，随时可能和敌人相遇，甚至能看到敌人在追踪他。我方这边又暂时跟彭老总失去联系，毛主席半夜连发三封急电询问，但跟彭老总在一起的人都没有回答，气氛更加令人着急、紧张。”事实上，把悬疑剧的手法运用到剧中，收到了出人意料的效果，许多观众都对这一集印象十分深刻。
让余飞感到棘手的是，在资料有限的情况下，人物如何能给观众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他想了很多办法表现人物身上的故事性，后来在设计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的情节时，他尝试了虚实结合的方法。“不一定非要在英雄身上做文章。我们设计了汽车兵马金虎去战场上找他，还随身带了一张杨根思在北京时照的照片，想亲手送给他，也给前线的将士带去一份来自北京的鼓舞。但遗憾的是，中间发生了一些曲折，送到的时候杨根思已经壮烈牺牲了，最后没有看到这个照片。这样虚实结合，在真实里面寻找可以想象的空间，既没有在人物身上随便乱虚构，同时使人物有更多可以回味的东西。”
难忘大学生活
感觉只要呼吸里面的空气就能成长
余飞记得特别清楚，小学二年级，还没有学作文，语文老师让同学们用“帮助”造句。他用“帮助”讲了一个故事，写了满满一页纸，“一大早起来我去上学，走到路上看到一个老奶奶在提水，我就帮助她怎么把水提回家。开头结尾，起承转合都有，我们老师特别惊讶，还把这个拿去给我妈看。大概我从小就意识到，自己在写作上有所擅长，以至于很早就坚定了用写作谋生的决心。”
1996年，余飞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来到北京读书。他特别感念把他招进文学系的恩师朱向前，当时他并没有特别拿得出手的作品，朱向前老师还劝他不要耽误时间参加考试了。但他固执地去北京参加了考试，成绩其实并不突出——因为当时主要是看发表的作品，考试只是对常识摸一下底。但他回去之后紧急写出了一部中篇小说，并把这篇小说和以前的习作全都打印好，装帧得像一本书一样寄给了朱向前。爱才的朱向前老师当时是文学系的系主任，在他的力争之下，文学系破格录取了余飞。这完全改变了他的命运。
“走在校园中，与无论颜值还是能力都非常出众的同龄人一起生活，让人总能保持一种特别亢奋的状态，不得不说，当年系里的文学气息、艺术创作的氛围特别好，我甚至觉得，进了这个环境，哪怕什么都不干，只要呼吸里面的空气就能成长。”余飞觉得大学时代对自己起到的决定性影响，是开阔了眼界和胸怀，心更自由了，理想上升到更广阔的空间。他印象很深，上课经常能见到各种各样的大家，“我们能亲耳听到像莫言老师这样重量级的大家讲课，而且是极其寻常的。”让他感到特别新奇与震撼的是，“这些大家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常常是完全相反的，讲的课甚至相互矛盾。这也给我们提供了用不同的视角去看世界的方法。”
余飞还记得，刚入学时电脑还很少，他是文学系第一个拥有电脑的——一台巨大的、用软盘当存储工具、用英文软件进行创作的台式机。让他兴奋的是，“只要坐几站车，就能到中关村，可以不停地换我的电脑，由台式机到笔记本电脑，再换新的笔记本。我记得当时中关村那儿还是小平房，一有新的笔记本推荐，我会马上跑去拿旧的换一台新的，至少在那儿换了几十个笔记本。”
转折与质变
竟然是因为恋爱
大学毕业后，心里装着文学梦的余飞和同学们的想法都差不多：先挣点钱，再回头去写小说。他坦言后来做编剧是一个很自然的事，也特别感念当时带他入行的徐晴老师，“他是电影学院毕业、学电影的。他当时在做一些戏，我那时想先试一下，结果试一下就觉得还行。后来发现影视行业也挺好的，而且跟文学也有共通的地方。”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网络的突飞猛进，影视行业慢慢成为让人更能看到有成功的可能性的地方。
如果说有什么命运的转折，抑或是内在的质变，余飞语出惊人：应该算恋爱。当时的场景他至今历历在目，“大约在2006年，我和一群编剧因为同一个项目跟甲方老板一起开会，一下就对其中一个女编剧一见钟情。”如同孔雀开屏一般，他想要拼命展现自己，“没想到激发出了巨大的潜能，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做的是一个警察题材的系列剧，每一集对我都是一个小考试，每一集我都设计出特别独特的结构，人物、创意什么的也都特别新颖，那段时间，在创作上有一种顿悟的感觉。”
在余飞看来，那次恋爱产生的化学反应，是他剧本创作生涯中非常关键的转折点，“之前的创作中，我都是跟着别人走。但那一次，真的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好，也知道了怎么去向这个好。”
不久后，余飞独立署名的作品《永不消逝的电波》受到广泛关注，还收获了第23届全军电视剧金星奖，以及第28届飞天奖。后来跟管虎导演合作的一年，也让他在创作观上受到极大触动，“当时写一部名为《外乡人》的电视剧，那是关于社会百态的描写。虽然那个剧不是很成功，但是给了我一种全新的创作认识，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导演给我打开了另外一扇门。”
从“听人话完成任务”
到“走向生活”
再后来的十多年间，随着时间的推进和自我训练的成熟，余飞明显感觉到自己研究编剧技巧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尽一切新奇的创意、角度，去遵循这种技巧的过程，是近乎一种信念感的存在”。
余飞认为，在《剃刀边缘》这部剧里，自己达到了技巧尝试的个人顶峰，“当时是从许伟才的小说里抽出一些人物事件，我一边写详细的分集提纲，许老师一边写剧本，大的架构和整个氛围人物都是我重新设计的，到了最后十集，连剧本也是我自己写的。在编剧技巧的研究过程中，那个戏是我个人关于技巧运用的一个极限，尤其到结尾，一点没往下掉，整个情节的设置，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到最后完成得比较好。”
那以后，他又遇到了瓶颈期，“这种时候需要有非常好的心态来支撑日常的储备和创作储备，如果没有足够的耐心、健康的心态，很可能无法熬过漫长的等待期。”
直到《跨过鸭绿江》《巡回检察组》两个类型不同的戏一出来，很多久不联系的同学朋友给余飞打电话，都觉得余飞的创作有种“上了一个台阶”的感觉。“如果说第一个阶段是听人话完成任务，第二个阶段是拼命地研究技巧，到现在的第三个阶段，我是开始走向生活了——《跨过鸭绿江》《巡回检察组》都是有生活、有大的立意，还有完全不同的故事结构。”余飞说。
余飞希望自己以后能够多出“信息量更大的复合型剧”，“像《巡回检察组》，它既是一个话题剧，也是一个行业剧，还是一个悬疑推理剧、一个家庭伦理剧，那么它为了推广最高检的一项制度，是不是可以说它还是个广告剧？实际上它完全是复合型的。为什么有人说开始看起来有点慢，那是因为信息量太大了，所以有时候接受不过来就觉得慢。我是要‘逼着’观众认同，重新让他们‘勤快’起来，跟着一步步看下来，这样才能体会到观剧的快感。现在，我就想把复合类型的剧做扎实。”
无论环境怎么变化
对好内容的需求从没有变过
近些年，由于IP爆发，网台的整合等诸多因素，给传统编剧行业带来巨大的冲击。很多人都问过余飞同一个问题：在行业的寒冬里、疫情的冲击下，是怎样抓到着力点的？他笑了，“我也曾经特别担心，中间都想过是不是要转型？是不是要去改编IP？是不是要降点价？但是稍微犹豫过一段时间以后，很快就定下心来，我觉得无论这个行业怎么变化，好内容肯定永远是主体，是有需求的。怎么在好内容上下功夫才是最重要的。其实想明白这个行业的基本规律以后，心里还是有底的。”
想清楚以后，他不但没降价反而做出了涨价的决定。有趣的是，“涨价以后活儿也没变少”。对此他直言不讳：“我的创作手法没有受大IP、大数据、市场、收视率的任何影响。我还是研究我的那一套，把编剧技巧做到极致，把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做到极致。然后就是等待一个好的题材，来了之后就抓住它，找到自己的兴奋点和吸引眼球的关注点，结合起来，再辅以全世界最流行的创作手法，整合到一起让它自洽。”
入行二十多年，余飞体会最深的是，虽然影视行业的大环境经常在变，但实质性的东西是没有太大改变的，对好内容的需求是从来没有变过的。“放眼去看，我们每年都出很多有艺术价值的作品，能触及到社会深处。我觉得不用考虑太多的外部问题，重要的还是要练内功。无论多窄的空间，都可以起舞。只要划出道道，多窄的空间里面都是一个大千世界。”
余飞自言性格很直，有什么事都直接简洁地处理。为了维护编剧在影视行业里的权利和地位，他坚持发声，一度成为行业里的“意见领袖”之一。在他看来，编剧是影视行业的基础。说到海报上的编剧署名问题，他坦言：“影视行业谁都缺不了谁，但是有个先后，编剧是第一个，有了他，后面才有别的。这么说并不是要彰显编剧有多高级、有多重要，大家都是一样重要，没有谁更重要，或者谁更不重要，但是基本顺序不能颠倒。编剧署名，这没什么可质疑的，它是一个最起码的公序良俗”。
我的人生非常简洁
就走了那么几步而已
生活中的余飞没有什么爱好，几乎天天都是工作，他坦言是几十年生活压力带来的自律。“原本也有很多爱好，上学时练过体育，唱歌也不错，学校比赛还拿过奖。但找到写剧本这条路，就把别的东西放弃了，也没什么可遗憾的。”从农村走出来，到今天，他始终都有一种紧迫感，“就觉得要抓紧时间往前冲，要做得更好、做得更多。”
余飞写东西老爱在外面，不管是酒店大堂还是咖啡厅，他就愿意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工作。他自言对身边的各种事物非常敏感，“我不会去行动，但我会记住、会想象。比如说坐公交车时，旁边的人踩我一下，我挺生气的。然后他瞪了我一眼，我也没敢说啥。但是下了车我就会一直想，怎么跟他打起来，怎么扭打到派出所，出来后他怎么挑事报复，最后我俩‘华山论剑’一起跳下悬崖……我会一直想，想很久很久。而且我从小就喜欢这样想，不是故意的，就是忍不住会去这样想。几十年习惯了这样想，对搞创作倒是有益，生活中当然有时难免尴尬。”
长期创作会使人非常疲惫，也很难保持创作的兴奋感。每当憋了很久都写不出东西的时候，余飞还有一个百试不爽的绝招，“把手里的东西全部放下，出门走一圈，几乎每次一出门就会想起来该怎么弄了——很多时候想不出来可能是因为缺氧。”
辛丑牛年，余飞步入五十而知天命的年龄，他坦言，“回头看我的人生非常简洁，就走了那么几步而已。离开农村，以剧本为业，娶了一见钟情的人……”他觉得，有时候人就像蚂蚁，有的走了很远，甚至迷了路，回头看才发现手上空空如也；有的搬着比自己重十几倍的东西，但最后可能除了身体变差以外，啥也没扛住……至于说未来的路上是举轻若重，还是举重若轻？余飞想想说：“我会考虑怎么用它发挥出更大的能量。”
文/本报记者李喆
(责编：珞小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