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学术争鸣：“鹿牙”乌龙“人牙”——对“古DNA和多种测年方式证实现代人晚到达中国南方”（《美国科学院院报》，孙雪峰等）一文的评论
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2021年2月9日，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孙雪峰、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李辉等在《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发表题为“古DNA和多种测年方式证实现代人晚到达中国南方（Ancient DNA and multimethod dating confirm the late arrival of 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 in southern China）”的论文，提出现代人抵达中国南方的时间不早于距今5万年前，否定以往认为的现代人在距今8-12万年前已在东亚大陆出现的观点。文章证据之一是：孙雪峰等2019年在湖南省道县福岩洞发现了两枚“人类牙齿”。通过对这两枚“人类牙齿”进行古DNA分析和加速器质谱14C年代测定，构建了人群关系的系统演化树，得出“道县人类的DNA位于现代欧亚人类谱系范围，与现代藏缅人群可能具有遗传上的联系，他们根本就不是十多万年以前的人类，距今仅有9000多年的历史”的结论。
发现福岩洞地点并承担发掘及相关专业研究的团队成员（以下简称“福岩洞研究团队”）认真研读了这篇论文并核对了相关数据，发现该研究在年代样品采集的可靠性、“人类牙齿”来源及分类鉴定、古DNA提取与分析、14C年代测定等多方面都存在问题。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文中所提及的在福岩洞发现的两枚“人类牙齿”鉴定错误，其中一枚是鹿的门齿，孙雪峰、李辉等在这枚鹿牙齿中提取出“人类”线粒体DNA。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该项研究的结果完全不可信。为此，福岩洞研究团队对孙雪峰、李辉等人的研究及论文撰写了质疑评论，列举了该文存在的主要问题。英国牛津大学14C加速器中心主任(Director, Oxford Radiocarbon Accelerator Unit) Tom Higham与德国马普学会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cience of Human History) 14C年代测定专家Katerina Douka也联名给PNAS写信对孙雪峰等人的文章中14C年代研究提出质疑。5月25日，PNAS发表了上述质疑评论，同时刊登了孙雪峰等人的回复。福岩洞研究团队的相关质疑和评论如下：
1.“人类牙齿”来源不清、鉴定错误
孙雪峰等在文章中表述2019年其在福岩洞发现两枚“人类牙齿”，分别编号为FY-1HT和FY-2HT（但在文章不同地方孙雪峰等又将这两枚牙齿分别编号为FY-HT-1、FY1以及FY-HT2、FY-HT-2、FY2）。但这篇论文的作者中没有任何一人参加过我们团队2010-2013年福岩洞的发掘工作，也没有咨询过我们团队从事专业研究的成员。文章除提供了一张一人手持一枚似乎为“牙齿”的低分辨率照片外，未提供发现“人类牙齿”具体位置的准确信息，却认定这两枚“人类牙齿”与我们团队在福岩洞发现的47枚人类牙齿来自相同地层层位。
在文章中，孙雪峰等对其发现的两枚“人类牙齿”未提供任何最基本的牙齿形态鉴定信息，比如，这两枚“人类牙齿”是上颌牙齿还是下颌牙齿、牙齿类别（门齿、犬齿、前臼齿、臼齿）、左侧还是右侧、牙齿形态、牙齿尺寸等；也未对这两枚牙齿与相关古人类及现代人进行对比分析；更没有指出与我们团队在福岩洞发现的哪一类、具体哪一件人类牙齿标本做过对比。以这种缺乏最基本的化石形态鉴定与研究规范，未提供任何牙齿鉴定和形态分析数据的方式，孙雪峰等却能得出其发现的两枚“人类牙齿”明显属于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处于我们团队此前发现的47枚人类牙齿大小和形态变异范围内的结论(文章第四页：The human teeth, which are clearly AMH and fit metrically and morphologically within the range of earlier finds from the site)。这样的结论没有任何依据。
2011-2013年在福岩洞发掘期间，我们团队发现了大量草食性动物牙齿。经过仔细观察与对比，并请相关第四纪哺乳动物专家鉴定，我们团队认为孙雪峰等描述的这两枚“人类牙齿”中编号为FY-2HT（FY-HT2、FY-HT-2、FY2）的牙齿并不是人类牙齿，而是小型草食类动物的门齿（鹿、羊或者麂等）,最接近鹿类的门齿（图1,图2）。
孙雪峰等发现的这枚牙齿的主要特征及其与人类牙齿的区别是（图1 A;图2 A）：(1)牙齿磨耗主要表现在齿冠舌侧，而不在牙齿切缘。这是草食类动物的牙齿特征；(2)尽管牙齿磨耗较严重，但没有呈现牙齿邻接面磨耗痕迹。而在切缘和舌侧呈现这样程度磨耗的人类牙齿，一般都会出现邻接面磨耗；(3)这枚牙齿齿冠近中-远中方向细而窄。这种特征与人类门齿冠近中-远中方向较宽阔的特征不同；(4)这枚牙齿齿冠较高，齿尖顶部倾斜，齿根明显弯曲。这些是草食类动物，鹿类门齿的典型特征，与人类下颌门齿牙齿齿冠顶端平直、与齿根基本呈垂直方向、齿冠在近中-远中方向较宽，向两侧拓展的形态特点完全不同。
图1.孙雪峰等在福岩洞发现的牙齿与鹿牙对比.（A）引自Sun et al. 2021；（B）道县2012年出土的鹿类门齿；（C）附着在现生鹿下颌骨上的门齿及犬齿
图2.孙雪峰等在福岩洞发现的牙齿同人类牙齿对比.（A）引自Sun et al. 2021；（B）道县2012年发现的人类下颌侧门齿；（C）黄龙洞2006发现的人类上颌中门齿
针对我们团队提出的“FY-HT-2应该是鹿牙”的一系列形态证据，孙雪峰等在回复中没有逐一回答。他们只是指出FY-HT-2齿冠釉质大多磨损，无法复原出与鹿牙齿相似的磨耗特点；同时提供了一枚从考古遗址出土的人类牙齿照片做对比，以此证明其与FY-HT-2形态一致。孙雪峰等进一步指出在FY-HT-2中提取出人类DNA就可以证明其是人类牙齿(as confirmed by DNA analyses)。
事实上，尽管FY-HT-2存在齿冠釉质磨损，但这枚牙齿与鹿牙齿相似的舌侧磨耗特征仍清晰可辨，多位国外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个特征。反向推测，即便假设FY-HT-2属于人类个体，根据齿根形态推测其应为年轻个体，磨耗首先应出现在切缘，不可能呈现与年龄不一致的如此严重舌侧磨耗。通过观察孙雪峰等在回复中提供的这枚从考古遗址出土的人类牙齿形态，我们团队发现其呈现一系列人类特征，而与FY-HT-2及鹿牙形态明显不同。这些特征包括：齿冠宽阔（尤其靠近切缘），而鹿门齿齿冠狭窄；侧面观，齿根向根尖呈明显缩窄趋势，而鹿门齿齿根侧面观上下宽度接近；齿根向远中方向轻微弯曲，没有达到鹿门齿整个齿根弯曲的程度；齿根呈锥体状形态，而鹿门齿齿根呈扁平状形态。
关于孙雪峰等发现的另一枚编号为FY-1HT（FY-HT-1、FY1）的“人类牙齿”，经我们团队根据文章提供的照片进行形态鉴定，认为其为人类右侧上颌第三臼齿。这枚牙齿保存状态良好，齿根尚未完全形成；正在形成中的齿根上端边缘形态与结构清晰，几乎没有地层埋藏磨蚀及动物啃咬的痕迹。而我们团队此前在福岩洞发现的人类牙齿及动物牙齿均呈现明显的地层埋藏磨蚀及动物啃咬痕迹。因此，这枚编号为FY-1HT（FY-HT-1、FY1）的牙齿与我们团队在福岩洞发现的人类牙齿经历了两种不同的埋藏历史，孙雪峰等认为其发现的“人类牙齿”及动物牙齿与我们团队此前在福岩洞发现的47枚人类牙齿代表“相同的样本来源”的观点令人怀疑。
针对我们团队提出的FY-1HT（FY-HT-1、FY1）与此前发现的47枚人类牙齿关系的质疑，孙雪峰等给出的回复是：这枚牙齿的保存状态与此前发现的人类牙齿不能区分，但明显处于变异范围内(Regarding FY-HT-1, its preservation is visually indistinct from existing samples. But within sample variation is clear, and expected)。在2015年的文章中，我们团队对发现的每一枚牙齿的保存状态都做了详细描述并提供了清晰照片，这也是对古人类牙齿化石研究的最基本规范和要求。而孙雪峰等只是简单回复，未提供任何证据，比如与47枚牙齿中的哪一枚做了对比、对比了哪些特征等，因此不具有说服力。
2.从鹿牙中提取出人类DNA，构建人类系统演化树
孙雪峰等在文章中描述了在牙齿中提取古DNA的取样方法：为避免污染，李辉领导的复旦大学实验团队在每枚“人类牙齿”根部钻一小洞，获取内部微量骨粉以提取古DNA信息。然而如其论文中图1所示，编号为FY-1HT（FY-HT-1、FY1）的牙齿没有齿根，李辉等如何钻孔并获得骨粉，我们团队感到疑问。而对编号为FY-2HT（FY-HT2、FY-HT-2、FY2）的鹿类牙齿如何钻孔获取骨粉，孙雪峰、李辉等并未提供在其齿根钻孔的照片等证据。更不可思议的是，孙雪峰、李辉等在这枚编号为FY-2HT（FY-HT2、FY-HT-2、FY2）的鹿类牙齿中提取到“人类”线粒体DNA。他们利用从鹿牙中提取的“人类”线粒体DNA序列与53例不同地区的现代人、10例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10例尼安德特人、1例西班牙Atapuerca SH地点出土的更新世中期古人类以及1例黑猩猩线粒体DNA序列进行对比分析，并建立了这枚鹿牙代表的“人类”个体与这些对比样本关系的系统演化树。
根据构建的系统演化树，孙雪峰、李辉等认为从鹿牙中提取的“人类”古DNA位于现代欧亚人类谱系范围(文章第二页：Fuyan mtDNA fell within the variation of present-day Eurasian lineages)，并以此得到“惊人的”重要的发现：在现代藏缅人群中检测到从这枚鹿牙中提取到的“人类”线粒体DNA，揭示在福岩洞发现的鹿牙与现代藏缅人群可能具有遗传上的联系(文章第二页：Surprisingly, the mtDNA lineage found in the Fuyan sample FY-HT-2 has been detected in living Tibeto–Burman populations, revealing potential genetic links to them(Fig. 2II))！
3.年代测定
孙雪峰等分别采用不同技术的释光测年手段测定福岩洞洞穴松散堆积物年代、不平衡铀（U）系方法测定钙板年代、加速器质谱放射性碳（AMS 14C）测年方法测定哺乳动物化石和“人类牙齿”年代。结合古DNA证据，孙雪峰等提出加速器质谱14C测年方法能够获得“人类牙齿”的真实年代，进而将在福岩洞发现的编号为FY-2HT（FY-HT2、FY-HT-2、FY2）的“人类牙齿”生存年代确定为9290-9470年前。
通过仔细阅读该文及相关的补充材料，我们团队认为其用于加速器质谱14C测年方法测定年代的“人类牙齿”及动物化石除地层采集位置与2015年报道发现人类化石的地层位置是否相同无法确认，此外，其开展的“人类牙齿”、动物牙齿和骨骼加速器质谱总有机碳（TOC)14C测年的前处理流程并不清楚，很难确定测年结果的可靠性。文中引用的文献97是关于有机质转化为CO2并合成石墨靶的文献，并没有化石牙齿和骨骼提取总有机碳的前处理方法。而文中引用的文献86也不是合成石墨靶的文献，而是有关光释光测年的文献。由于缺乏前处理方法的描述，读者无法确定除有机胶原蛋白外，在骨骼和牙齿检测的总有机碳的其他成分类型，因为孙雪峰等获得的C/N比值(在编号为FY-HT-2的“人类牙齿”为46.2)远高于牙齿和骨骼化石中适合于14C年代测定的有机胶原蛋白的C/N比值(2.9-3.6,DeNiro,1985,Nature;或者3.1-3.5,Klinken,1999,JAS)。同时，用于测年的福岩洞人类牙齿化石（FY-HT-1）的碳百分含量达到了2.3，也远高于现代牙釉中的0.1-0.8的碳百分含量。此外，该文中绝大多数有机胶原蛋白测年样品都没有提供C/N比值，年代可靠性有待进一步确认。这些数据提示孙雪峰等人的年代测试样品可能经历了后期改造或者污染，因此他们的加速器质谱14C测年方法获得的年代数据的可信程度还值得商榷。英国牛津大学14C加速器中心主任Tom Higham教授是AMS 14C年代测定领域的权威，对许多更新世晚期古人类化石地点做过年代测定。他在5月25日和德国马普学会Katerina Douka同期发表的评论信中，同样提出了上述问题。
负责福岩洞化石AMS 14C年代测定工作的北京大学教授吴小红指出：孙雪峰等人发表论文中的绝大多数年代样品是动物骨骼或牙齿，仅有少数几个样品来自人类，这需要对地层沉积过程仔细分析，确定动物化石的年代能否代表人类化石的年代。其次，该文没有清楚描述14C测年样品的前处理过程，测年结果可靠性难以判断。再次，该研究的大多数年代数据来自骨骼或者牙齿的总有机碳（TOC），从这些样品的碳氮含量和碳氮比值来看，不能排除样品有腐殖质等外来含碳组分的影响。在考古年代研究领域通常不用TOC进行骨骼的14C年代测定，而是提取出骨骼或者牙齿中的原生组分—胶原蛋白或明胶蛋白进行年代测定以尽可能排除外来碳的影响，从而得到可靠的14C年代数据。孙雪峰等人的文章中报道了92个14C数据，其中有27个数据来自胶原蛋白，仅有一份胶原蛋白样品按照国际惯例测定了碳氮含量和碳氮比值。遗憾的是，这份样品的结果并没有落入适合测年的胶原蛋白数值范围之内，其他26份样品没有提供证据可以排除外来污染物影响。在孙雪峰等人回应质疑的答复中，对原文中使用的样品前处理方法依然没有给出具体的描述，仅说是采用了与我们团队于2015发表在《自然（Nature）》杂志上用于福岩洞加速器质谱测年相似的流程。相似与相同虽是一字之差，但内涵却大不相同。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14C实验室并没有使用胶原蛋白（collagen）（如孙雪峰等文章中所用的）进行14C年代测定，而是用明胶蛋白（gelatin）进行14C年代测定。胶原蛋白和明胶蛋白的提取方法确实是相似的，但内涵并不相同。从胶原蛋白到明胶蛋白增加的最后几步处理措施，大大增加了去除样品中杂质的力度。在承认所测的大多数样品胶原蛋白保存状况很差的条件下，孙雪峰等认为两个样品胶原蛋白、碳酸钙和全有机碳组分测年结果之间差距很小，所以污染也很小，这并不成立。文中，他们有12个样品同时测定了胶原蛋白和TOC，只有两个样品不同组分的测年结果落在了1σ误差范围之内（如回信中所提的FY3-1和FY3-5），其余数据的差距都超出了这个范围，有不少数据相差上千年，有数据相差了上万年。这些结果也是牛津大学Tom Higham等认为孙雪峰等人使用的前处理方法不能排除样品中混入环境腐殖质影响（使得样品数据偏年轻）的依据。事实上，牛津大学加速器质谱14C实验室对来自福岩洞的若干动物骨骼样品尝试进行14C测年，但所有样品都没能提取出适合测年的蛋白组分，说明福岩洞遗址骨骼保存条件并不理想，样品中混入外来污染物的可能性很大。孙雪峰等对北京大学获得的样品BA140121的14C测年结果（39,150± 270 B.P.）给予肯定，以此来支持了他们的观点：认为现代人到达中国南方的时间不早于65ka。关于这个数据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这是没有经过日历年代校正的14C年代数据，这个数据接近北大有机物加速器质谱14C年代测定的高限，而且根据福岩洞遗址骨质样品保存情况，样品BA140121的14C年代可以作为年代数据参考，不适合用作绝对年代；第二，根据福岩洞遗址不同测年方法多个测年数据的分析，这个遗址的堆积情况应该是相对复杂的，不是一个时期堆积形成的，除非有充足的可靠年代确定所有堆积单元的年代，否则没有办法用部分数据来否定其他可能性。
在孙雪峰等的回复中，他们使用现代骨骼和牙齿以及距今3100年前左右的殷墟大墓中骨骼和牙齿的不同物质的14C测年结果，来证明其文章中前处理方法和测年结果的可靠。事实上，现代骨骼和牙齿样品中14C浓度与周边环境物质中现代有机质和大气中的14C浓度接近，没有显著的有机质分解，有机质含量较高，外源物质的14C浓度和现代样品中的浓度接近，难以确定是否存在外源污染和污染的大小。对于殷墟大墓中的牙齿和骨骼样品（年代为距今约3100年前），其胶原蛋白或总碳样品中的14C浓度是现代（1950年）大气中14C浓度的70%，即使现代碳的污染有10%，其14C浓度提高到73%，造成的14C年代偏离只有340年左右。对于年代超过8万年的样品（14C浓度接近为零），若现代碳污染有10%（20%），其14C浓度提高到10%（20%），计算获得的14C年代为~18500（~12930）年。这说明对于有机质含量少，年代老的样品，少量的现代碳污染就会造成显著的年代偏差（偏年轻）。因此孙雪峰等使用近现代样品的测年结果对比，还不足以证明先前研究中测年结果的可靠性。另外考古样品在埋藏过程中有很多可能引入环境含碳物质，而且每个样品都有其独特性，某一个样品保存状态好，外来污染物少，不能代表其他样品就一定如此，如果不能采用正确的研究方法，用这种样品和样品之间类比的方法来说明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值得注意的是，孙雪峰等采用铀系和释光测年方法对福岩洞地层含化石堆积物样品的年代测定数据都在更新世晚期。2015年我们团队发表的文章通过福岩洞动物群组成的分析也推断该堆积物中化石年代更符合更新世晚期的地质时代。对于这些支持福岩洞人类生存在更新世晚期的其他方法的年代测定结果及动物群组成分析，孙雪峰等人在文章中没有做任何讨论或评论。他们在文中提出早期堆积物的侵蚀和后期充填模式来解释化石年代和堆积物及次生碳酸盐盖板年代的不一致。事实上，该模式在智人洞的研究中（Jin et al.,2009,Chinese Science Bulletin）已经提及，而且2015年的文章中也讨论了堆积物再堆积（或后期充填）的可能性，而在孙雪峰等的这篇文章中却并没有提及。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团队认为孙雪峰、李辉等人的这项研究在“人类牙齿”及其他年代测试样品采集、“人类牙齿”鉴定、DNA提取与分析、年代测定等方面都存在错误或不确定性。因此，这项研究获得的研究结果是不可信的，不能否定此前研究认为的福岩洞人类牙齿的年代及演化地位。
4.研究工作严谨性、规范性
除上述“人类牙齿”鉴定、数据提取、实验测试分析、年代测定等方面的问题外，孙雪峰、李辉等的这项研究及论文写作存在大量不规范、不严谨等问题，包括野外采集化石标本及实验室处理规范、研究数据采集、分析与论证规范、人类牙齿鉴定与论证规范、论文写作规范与严谨性（重要研究标本编号混乱、地点或单位名称错误、插图质量差、文献引用错误）等。孙雪峰等人的文章在PNAS发表后，多位从事古人类牙齿化石和解剖学研究的国外学者对这样一篇缺乏基本研究规范、存在较多错误且不严谨的文章通过《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评审表示震惊和不理解。一位从事古人类牙齿形态研究的法国学者评价说：“这篇文章无论材料与方法及附属部分对人类及动物牙齿没有进行适当的描述。对此，我感到吃惊！“I am also surprised that the human(and animal) material is not described properly in the article(neither in the Material and Methods nor in the SOM file)”。另外一位从事牙齿人类学研究的美国学者表示：“PNAS怎么了，接受这样一篇有严重瑕疵的文章？通常情况下，(PNAS)审稿流程极其严格，但是显然仍有一些（这样的）论文经过漏洞通过评审”(What is it with PNAS accepting papers that have serious flaws? Ordinarily, the review process is extremely demanding but apparently some papers slip through the cracks!)。
道县福岩洞背景介绍：2010年10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刘武、吴秀杰等在湖南省道县野外考察。根据以往线索，在道县乐福堂乡塘碑村附近的福岩洞（村民又称为后背山洞）发现哺乳动物化石。试掘后，确认这里蕴藏丰富的化石资源，具有良好的研究前景。2011年开始，组成了包括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地质学、年代学、环境及第四纪哺乳动物等学科专家参加的多学科研究团队，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道县文物管理局协助下对福岩洞进行了连续3年的发掘，发现47颗人类牙齿化石。期间，对福岩洞地层堆积、化石埋藏、环境、动物群组成以及人类化石等开展多方面的实验测试和综合研究。2015年10月，该研究团队在《自然（Nature）》发表论文，将福岩洞人类化石年代确定为8-12万年前，根据对人类牙齿化石的研究并结合其他研究证据，提出现代人8-12万年前在东亚大陆已经出现。该项研究成果入选2015年“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附论文链接：
https://www.pnas.org/content/118/22/e2102961118
https://www.pnas.org/content/118/22/e2103798118
https://www.pnas.org/content/118/22/e2104818118
相关报道：争鸣：人牙还是鹿牙？中国南方古人类论文引发笔战
据知识分子：导读
一项今年初刊发在顶级学术期刊上的考古学研究，是否将鹿牙当作了人牙？近日，国内外考古学者们围绕一颗牙“争论不休”，以学术信件形式展开交锋。
2月初，南京大学副教授孙雪峰等人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的论文判断现代人类到达中国南方的时间不早于5万年前。其核心证据之一是五个中国南方洞穴的化石年份测定结果。
然而有学者质疑，该研究中的一份关键人类化石其实是“鹿牙”。另有学者认为，研究采用的测年方式有问题，可能导致结果不准确。
近日，PNAS发表了两封质疑信和上述论文作者的回应。作者回应称，牙齿是人牙，而测年方式不影响最终结果。
为什么这么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会有如此分歧？为厘清这一问题，不仅需要抽丝剥茧地了解技术细节，还需要理解这场争论的核心、考古界一个悬而未决的争议：现代人类的起源问题。
基于目前的分子生物学和化石证据，学界主流观点支持非洲起源说：发展成现代人类的早期现代人（early modern human，或称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简称AME，解剖结构上具有现代人基本特征并保留了部分古人类原始特征的人类），于2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6万年前扩散到欧亚大陆，成为当地现代人的祖先，而当地的古人类则灭绝了。孙雪峰等人的论文结果支持这一说法。
另一些观点则认为，早期现代人的起源是多地的，当地的现代人也有可能起源于当地古人类，或者是当地古人类与来自非洲的早期现代人的后代。
解决现代人类起源争论的关键，是确定现代人类出现在欧亚大陆的时间。上述论文的争议也由此开端。
撰文|王一苇
责编|陈晓雪
2015年10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刘武等人一项针对中国南方一洞穴的研究，提出具有完全现代形态的人类到达华南的时间大约在8万年到12万年前。该研究在学术界引发热议，这一时间比在欧洲和西亚发现的现代人类要早3万～7万年，意味着在中国南方的现代人类可能是目前东亚最古老的现代人。
到了2021年2月，南京大学孙雪峰、复旦大学李辉等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发表论文称，经过对中国南方五个洞穴的考察，他们认为现代人类到达中国南方的时间不早于5万年前，其主要依据是古人类牙齿化石的年份测定结果和古DNA分析。[1]
2021年2月，南京大学孙雪峰、复旦大学李辉等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发表论文，认为现代人类到达中国南方的时间不早于5万年前。然而，孙雪峰、李辉等人的这项研究日前遭遇质疑。
美国东部时间5月24日，PNAS刊登了两封来信，其中一封来自刘武、吴秀杰团队，提出孙李等人研究中的关键牙齿化石之一并非人牙，而是鹿的牙齿。此外，质疑信指出，研究过程中样品的采集和处理也有诸多不清晰、不严谨之处。[2]
“他（找到）的‘人牙’，严格意义上是一个小型食草类动物的牙齿。”这封信的作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道县福岩洞研究团队负责人刘武说，“这是极其严重的硬伤了。”
另一封信来自英国和德国学者，质疑孙、李团队在化石样本碳14测年的方式上可能存在问题，会导致测年数据不准确，可能低于化石的实际年龄。[3]
同日，PNAS也刊登了孙、李团队的回应，称对于上述关键牙齿的形态学质疑不成立，该牙齿确为人牙，而测年结果即使有误差也不影响最终结论，因而论文结论没有问题。[4]
另外，也有专家认为，牙齿和测年都不是问题的核心，关键的是牙齿样品与之前研究的样本是否属于同一批。而且，在实际考古工作中，出于各种原因，在同一位置也有可能挖掘出年代相距甚远的样本。
就此，《知识分子》访谈孙雪峰、李辉团队和上述质疑信作者，并联系第三方专家，尝试厘清争论背后的核心问题。
拔掉阻碍非洲起源说的“最后一颗钉子”？
美国东部时间2月8日，PNAS刊发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副教授孙雪峰、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辉等合著的论文《古DNA和多种测年方式证实现代人晚到达中国南方》[1]。二人带领的研究团队经过多年对湖南福岩洞、湖北杨家坡洞、黄龙洞和三游洞以及广西陆那洞等五个南方洞穴的考察，用碳14测年和DNA提取等手段分析八颗来自杨家坡洞的人类牙齿和两颗来自福岩洞的牙齿，判断其年龄均不超过1.56万年，远小于其周围地层环境的形成年份。
通过这两个洞穴的人类化石证据和五个洞穴的动物化石和地层分析，研究人员提出，现代人类到达华南的时间应不早于5万年前，而不是一些研究估计的7-12万年。他们认为，比起之前的研究用洞穴流石（flowstone，指薄层水流或水滴在岩石上的沉淀层）的年代来判断现代人类存在的年代，他们对人类化石的直接分析更为准确。
李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这表明此前对解剖意义上的现代人到达华南的时间估计错误，实际上现代人类到达华南的时间较晚，因此其祖先更可能是来源于非洲，而非如一些假说提出，存在多地起源的可能性。“阻碍非洲起源说的‘最后一颗钉子’被拔掉了。”李辉表示。[5]
新研究是否“指鹿为人”？
然而，孙李等人的研究发表不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刘武、吴秀杰团队即提出质疑，并于2月13日向PNAS提交质疑信。
经过3个多月的审议，美国东部时间2021年5月24日，该信在PNAS发表，题为《（中国）福岩洞新‘人类牙齿’的错误归类和不可靠背景信息》。信中指出，孙李等人原论文存在至少一处硬伤和多处不清晰、不准确的地方。
美国东部时间5月24日，PNAS发表了刘武、吴秀杰团队对2月PNAS论文中一些结论的质疑。
刘武、吴秀杰团队是最早发现和发掘福岩洞的团队。2015年，刘武、吴秀杰团队曾在《自然》发表针对湖南福岩洞的研究，推断现代人类到达该洞穴时间在8-12万年前，并据此提出现代人8-12万年前在东亚大陆已经出现[6]。自2010年10月发现该洞穴后，他们连续3年开展考古作业，并在2015年6月结束考察。他们此次的质疑，也围绕孙、李团队在福岩洞的工作展开。
刘吴团队的质疑信首先提出，孙李研究中福岩洞牙齿的来源模糊。据孙雪峰等在论文中的描述，其年代样品采集地点和层位采用的是2015年刘武、吴秀杰团队在《自然》发表的论文对福岩洞洞穴内部发掘区域及堆积地层的划分。但刘武认为，文章提供的采样地点位置不够具体，很难判定采样位置与他们2015年研究中采样地点的匹配关系。
对此，孙李团队在信中回应，他们的样品来自2011-2013年（刘吴团队）挖掘的同一断面地层，并已经在论文中标示出了具体地点。
刘武表示，之所以有此质疑，是因为孙李论文的作者中没有任何一人参加过2010-2013年福岩洞的发掘工作，也没有咨询过他们团队的成员。洞穴内部结构复杂，仅凭2015年论文里的描述是否能准确找到相同位置进行挖掘，他表示怀疑。
一位不愿具名的第三方专家向《知识分子》表示，牙齿样品本身的可靠性是关键：原始的位置到底在哪里，是否和2015年刘武、吴秀杰团队挖掘的样品属于同一批。过往经验显示，即使在同一个地层中挖掘出的样品，也有可能不属于同一个时代——如果两者的样品不属于同一批次，那么用于比较并无意义。
紧接着，刘武、吴秀杰团队在信中提出“指鹿为人”的质疑：他们认为，孙李等人宣称在湖南福岩洞挖掘的两颗人类牙齿中，一颗标记为FY-HT-2的牙齿不是人牙，而是属于一种食草动物。这一判断基于孙等人论文中提供的牙齿照片的形态做出。
“第一眼看到照片，就觉得这颗牙好怪，”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员吴秀杰说。吴秀杰长期在福岩洞做一线挖掘工作，2015年研究中的47颗人牙和大量动物牙齿大部分经她手出土。吴秀杰判断，编号FY-HT-2的这颗牙齿应该是某种动物牙齿，理由是FY-HT-2的形态与一般人类牙齿很不一样：人齿牙根一般较扁且直，齿冠的磨损主要在牙齿切缘和邻接面，即上下牙咬合的平面与并排牙齿相接触的平面，而这颗牙齿的牙根长且弯曲，齿冠的磨损主要在靠近舌侧，有一个明显的切面。
为确认这一分析，刘武、吴秀杰团队找到同所的哺乳动物系统演化专家董为。董为判断，这颗牙齿像是一颗鹿类的下颌侧门齿。
董为向《知识分子》解释说，牛、鹿等反刍动物上门齿退化消失，只剩牙龈的厚皮肤垫和下门齿摩擦。切割植物叶子时，下门齿就像一个切菜菜板，和人类的门齿功能接近，形态也比较类似，“容易误判。”他认为，FY-HT-2的磨损面，更像是一颗小型哺乳动物的下颌侧门齿，尤其是鹿的下颌侧门齿，但他仍谨慎表示，“具体要鉴定是哪种类型，需要拿标本来判断。”董为不是5月25日发表在PNAS的质疑信的作者。
刘武说，孙李等人的论文中缺少对该牙齿的形态学描述，这也使得他们对研究的严谨性更加怀疑。考古学论文一般需标示牙齿样本具体是口腔中哪个位置的牙齿等形态学信息。同时，论文在重点标本上编号混乱，同时使用了FY-2HT，FY-HT2、FY-HT-2、FY2等不同缩写方式指代同一颗牙齿，“缺乏最基本的化石形态研究规范。”
对此，PNAS论文通讯作者之一、复旦大学教授李辉向《知识分子》表示，这颗牙齿是人牙的判断，是通过提取牙齿根部的DNA测序做出的，“为什么照片看上去有点奇怪，我们不知道。”
而论文的第二作者、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文少卿告诉《知识分子》，团队中另一位通讯作者、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副教授达伦·库尔瑙（Darren Curnoe）负责鉴定牙齿类别。他曾在访问中国期间鉴定过这颗牙齿的实物，并确认是人牙。
5月24日，孙雪峰、李辉等人对于质疑进行了回应。
库尔瑙于2月25日回复《知识分子》邮件称尚未看到评论信件不便回复，之后再次回复称以刊登在PNAS的回应为准。这封于5月25日发表的回应信称，由于“FY-HT-2所有的舌侧和大部分咬合面及近中面表层的釉质缺损，重构‘类似鹿的’磨损与牙齿的实际保存状况并无可比之处。”信中认为，将该牙齿与多个鹿牙图片比较是一种“验证性偏见”，而实际牙齿更接近于全新世（recent）人类牙齿，符合论文中DNA检测的结果。
论文作者发表在PNAS的回应，比较了FY-HT-2（i）与敦煌佛爷庙湾-新店台墓群出土人牙化石(ii)及鹿牙化石（iii）|图源：参考文献[4]那么，仅仅从照片本身是否能判断出是否人牙？《知识分子》询问了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卡洛琳·兰多（Carolyn Rando）。兰多是人类遗骸鉴定的专家，未参与双方的研究。她认为，一般而言，仅仅通过照片来辨别一颗牙齿是否人牙是比较困难的，通常直接观察标本会更容易。但由于FY-HT-2的照片比较清晰，她倾向于同意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专家们的判断，认为这不是一颗人牙。
她说，这一结论来自于以下观察：
首先，这颗牙齿齿冠的形态并不吻合任何人类牙齿的形态，无论是成人还是小孩的牙齿。它看起来最像人类的上颌侧门齿（而非图1中展示的门齿），但是它的齿冠太长太窄，与上颌侧门齿的形态不吻合。此外，如果它是一颗上颌侧门齿，根部也会更短。另外，“也可能有人把它误认为下颌侧门齿，但牙齿的近中面形态也不吻合。”
第二点是舌侧的牙齿磨损程度，FY-HT-2显然和人类牙齿不同，而更接近鹿牙的磨损情况。
“虽然我不能100%确定我是正确的，因为我手上没有这颗牙齿的实物，但我觉得它并不太可能来自于人类。”兰多说。
《知识分子》同时邮件咨询了其他八位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人类牙齿化石和动物化石的专家。其中七位均认为，从照片判断，该牙齿非人类牙齿。其中一些专家认为这颗牙齿比较像鹿类的下颌侧门齿，这与董为的判断类似。
唯一例外的是，德国慕尼黑古生物博物馆哺乳动物化石负责人葛楚·罗瑟娜（Gertrud Rössner）博士认为，该牙齿具有类似人类门牙的相对对称的牙冠，而不具有鹿类门齿不对称的特点，而鹿类门齿旁的犬齿虽然对称，但齿冠比较高，也不符合这颗牙的特点。因此它不是鹿类牙齿，而应该是人类牙齿。
据《知识分子》看到的邮件，PNAS此篇论文的审稿编辑、斯坦福大学生物人类学教授理查德·克莱恩（Richard Klein）于北京时间2月24日回复刘武、吴秀杰团队，表示同意“FY-HT-2不是人类牙齿”，承认在审稿中有所失误，并称“无法理解为什么作者能从中提取出人类DNA。”在3月回复《知识分子》时，克莱恩并未直接回应FY-HT-2是否人牙的问题，但表示他作为编辑的职责是收集建议并提交给PNAS，而最终的发表决定由PNAS的办公室做出。
牙齿验出人类DNA，是人牙铁证还是实验污染？
从样本中提取出人类的线粒体DNA，是孙李团队此次论文中另一项关键研究内容。他们测出福岩洞两颗牙齿的DNA序列属于人类，并和杨家坡洞提取到的四个DNA序列一起，与53例不同地区现代人、10例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10例尼安德特人、1例更新世中期古人类以及1例黑猩猩线粒体DNA序列对比，建立了系统演化树，判断这些古DNA位于现代欧亚人类谱系范围，且与现代藏缅人群可能有遗传上的联系。
那么，如果形态学上仍有争议，DNA结果可以用于判断牙齿是否人牙吗？
对此，双方各执一词。孙李团队对DNA结果非常有信心，认为应以DNA证据为准；而刘武、吴秀杰团队认为牙齿遭到污染，DNA结果并不准确。
文少卿告诉《知识分子》，提取福岩洞两颗牙齿DNA的工作在2019年左右进行。论文第一作者孙雪峰将FY-HT-2牙齿根部的一小节交给他，而他按标准流程实验提取DNA。“他们的comments（评论）说我们可能有问题，我们又重新check（检查）了所有的过程，”他说，“整个我们都看过，没有问题。”
由于认定形态学上该牙齿不属于人牙，刘武、吴秀杰团队对此结论并不信服。吴秀杰认为，样品中提取的DNA有可能是外源性的人类DNA或细菌DNA。“最大可能是污染导致的。”
古DNA检测非常困难，污染也很常见，这也意味着研究者们需要格外小心。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期，许多古DNA领域的初步结果，例如对恐龙DNA的检测，后来证实只是污染。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演化人类学研究所的演化遗传学家斯万特·帕博（Svante Paabo）曾有分析，几乎在每个动物化石中都能检测到人类的线粒体DNA[7]。
文少卿说，判断是否污染，目前的国际标准主要看两条。首先，DNA序列是否和人的序列一致；第二，DNA末端是否有损伤。如果有外源的人类DNA污染，那么测出的DNA末端是没有损伤的。而他们得到的序列与人的DNA序列高度一致，同时测出的DNA有高比例的末端损伤，这是古DNA的特点，排除了现代人DNA的污染。
“我们做了污染的评估，发现是一致的，而且污染率只有0.44%，非常低。”他说，样品经过次氯酸钠处理、紫外线寻找等一系列过程，不太可能测到附着的DNA。团队5月发在PNAS的回应中也表达了相同意思，并提供了基因片段分析的相关图表。
在针对刘武等人质疑文章的回应中，孙雪峰等人展示了三幅图，用以支持古DNA的真实性。（1）线粒体基因组的覆盖度；（2）线粒体全基因组范围内测序数据内部的重合度；（3）测序片段范围内碱基的替换频率。
一位不愿具名的古DNA数据分析一线研究者向《知识分子》表示，前两幅图并不能作为回答古DNA是否真实的依据。而第三幅图，替换的频率只在5‘第一个或者3’最后一个碱基发生了变化。这个模式很可能是DNA建库过程中造成的损伤，与真实的古DNA损伤模式并不符合。由于第三幅图的标注缺失，很难判断，具体的碱基替换。而常见的古DNA损伤模式，应该是5’端 C>T替换频率逐渐升高，而3’端G>A替换逐渐升高。其次，古DNA由于年代久远，往往已经降解成短片段，因此如果作者能够展示提取DNA片段的长度，也有助于判断古DNA的真实性。
“我只能说，不convincing（具备说服力）。”这位要求匿名的研究者说，论文作者如果正面回应争议，就应该提供详细数据，展示DNA损伤的量和分布图。
对此，文少卿回应称，他对DNA分析的准确性有信心。之所以第三幅图呈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他在处理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称为half-UDG的技术手段。在分析福岩洞两颗牙齿的DNA时，还未得到团队内测年专家提供的牙齿碳14测年结果，他预设这两颗牙齿很古老。“当时孙雪峰给我们样本的时候，说这个样本用传统方法一定是8万年以上的。”为得到更清晰的DNA片段，他采用的处理方法截去了大部分损坏的DNA末端，仅留下一部分。
文少卿说，他们的数据公布符合一般学术意义的公布标准，古DNA的序列已于论文发布时在全球基因数据库GenBank上提交[8]，但福岩洞的数据于今年4月才审核通过。另外他们会考虑“把最原始的数据公开”，目前正在整理中。
《知识分子》看到，孙李2月份发表的论文在结尾处提供了杨家坡洞和福岩洞DNA数据在GenBank上的序列号[9]。而GenBank上福岩洞两个牙齿样本DNA的发布时间为2021年4月18日。
对于论文中提到的福岩洞另一颗人牙DNA，刘武、吴秀杰团队也有质疑。
孙雪峰和李辉等人的论文描述了从上述两颗福岩洞牙齿中提取DNA的过程，“在移除表面物质后，用琢美（Dremel，一种工具的品牌）工具和一次性钻头钻取每颗牙齿的根部（the root of each tooth），获取约30mg骨粉样本。”
刘武称，从图片来看，这颗编号为 FY-HT-1的牙齿没有齿根，他无法理解李辉等如何钻孔并获得骨粉。
负责DNA取样的文少卿向《知识分子》解释说，这颗牙虽然没有根部，但有牙根残留，他们把牙根上残留的本质用牙科钻一点一点钻出粉来。
《知识分子》咨询的相关领域专家解释，牙齿的齿根、牙髓和临近的身体部位含有DNA，埋藏降解后，其残留有机成分可能存在附近的土壤、牙齿表面或齿冠内，最新的DNA技术已经能从土壤中发现这样的DNA，理论上化石本体更可能检测出。
测年亦有争议？
孙雪峰、李辉等人论文结论的主要依据，是所有五个洞穴中，测得的地层年龄均远高于动物和人类化石年龄。其中，牙齿化石的年份测定依靠的是碳14测年法，例如福岩洞的两颗牙齿FY-HT-1和FY-HT-2测得的年份分别为2000多年前和9000多年前，远低于洞穴内的8-12万年的地层年龄。他们认为，即使其测定的牙齿真为鹿牙，理论上并不影响碳14测年的结果和最终的结论。
但有同行对碳14测年的准确性也提出了质疑。
在PNAS上与刘武等人的来信一起刊登的，还有孙雪峰等人论文早期版本的审稿人托马斯·海姆（Thomas Higham）的质疑，他对孙雪峰等人论文中的测年方法和结果存疑。2018年，孙雪峰等的论文曾提交《科学》（Science）杂志审稿，但遭拒稿，牛津大学考古学与艺术史研究实验室教授、碳14测年专家海姆是当时的审稿人之一。
对于论文最初被拒，孙雪峰向《知识分子》解释说，当时论文只研究了湖南的两个洞穴，拒稿原因是审稿人认为代表性不够，因此他们继续做了福岩洞等其他三个洞穴的研究。
今年3月，海姆邮件回复《知识分子》称，他拒稿的原因有两点，其一，一般而言，作者应该在论文中详细描述碳14测年的实际方法，但这篇论文中对方法的描述信息不足，导致他“担心结果的可靠性”；其二，测年样本中，有超过90%以上的样本中胶原蛋白（collagen）的含量非常低，而这意味着样本污染的可能性很大。
“胶原蛋白的水平低到我认为他们测的并不是胶原蛋白里的碳元素，而是洞穴泥土或沉积物里的碳，”他写道，“因此我非常、非常怀疑结果。”
孙雪峰等人的新论文在PNAS发表后，海姆仍然认为测年数据有问题，并向PNAS递交了评论信。
在这一评论中，海姆和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卡特琳娜·多卡（Katerina Douka）博士指出，论文中提取胶原蛋白的方式没有清洗基底或用超滤法去除腐殖质，很可能导致污染，使碳14测定结果不准确。
对此，孙李团队在回应信中指出，由于样本太小，他们确实没有采用清洁更彻底的分子超滤法，但“我们的结果显示我们的方法测出了正确的年龄。”他们表示，实验中三种测年方式：胶原蛋白、碳酸钙和总有机碳（TOC）测年的结果区别不大，因此意味着污染程度不高。此外，尽管碳14测年有误差，但误差不会大到“将8万年以上的样本误判为全新世的。”
碳14测年法又称放射性碳测年法，是利用放射性碳的衰变程度来推测样品大致年代的一种测量方法。生物样品中的胶原蛋白（collagen）含碳，提取胶原蛋白做碳14测年得到的结果可以代表生物样品的年龄。这种测定方式较为准确，在国际上通用，但实验过程中胶原蛋白的纯度非常重要，因为外来的含碳物质可能影响测年的准确性。
测定一个样品的碳14年代，需要通过水解、纯化、冷冻、干燥等步骤提取出纯净的胶原蛋白，这个过程会排除一些污染物。一般国际上公认的纯净胶原蛋白的碳氮比在2.9和3.5之间。[10]这一测年标准由牛津大学碳14实验室经大量测试后提出。由于组成蛋白的氨基酸中氮含量较多，如果样本氮含量低于0.76%，碳氮比超出2.9-3.5的范围，就表示胶原蛋白有流失。这种情况下，测年的结果会有误差。
根据孙、李论文的附件，27个利用胶原蛋白做测年的化石样本中，仅有陆那洞的一个样本测了碳氮比，且碳氮比数据（67.1）远高于2.9-3.5的常规标准。
论文中样本的胶原蛋白测年大部分没有碳氮比数据，这给测年的准确性打上了问号。海姆和多卡表示，保存完好的胶原蛋白样本的碳氮比应该在2.9到3.5之间，且碳和氮的占比区间分别是约40%-45%和11%-16%，而孙、李等人论文的样本数据“在这个范围之外”，其中氮的占比全部低于1%，碳的占比也很低，碳氮比则远超合理范围。
“这说明胶原蛋白或全碳中的胶原蛋白比例几乎接近于零，而测年数据可能完全来自外源碳。”海姆和多卡在发给PNAS的评论中写道。
孙李团队中负责碳14测年的台湾大学教授李红春3月回复《知识分子》问询时表示，大部分样本中测得的胶原蛋白含量之所以少，是因为他们优先用样品做了碳14测年，剩下的才做碳氮含量的检测。
“我们的每个样品都不到1克，而新鲜骨头含骨胶原通常也只有1%左右。因此，提出来的骨胶原必须先满足碳14定年，有剩余的才可能拿去测氮、碳含量和稳定同位素。所以只有那一个样品（LND-C-4-1）提取的骨胶原才有剩余做碳和氮含量。”李红春说。
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吴小红告诉《知识分子》，测定碳氮含量是提取胶原蛋白后的标准步骤，是确定胶原蛋白是否保存完好、能否用于测年的关键。她认为，这起码说明上述实验过程并不规范。
吴小红是碳14测年的专家，她也参与了刘武、吴秀杰团队2015年论文中的碳14测年工作。她说，孙、李等人论文中样本的碳氮比很大，意味着样本可能受到污染。
李红春则认为，即使样品的碳14测年结果有误差，误差程度也不足以影响论文的整体结果。
“所谓碳14年龄不可靠是一个程度问题，”他举例，如果一个样品的真实年龄是5000年的话，测量出碳14年龄只有3000年，可以说它不可靠。“但是我们要证明的是这些骨化石是不是8万年前的，这和上述的‘不可靠’是不同数量级的问题。”
“地下水的活动会带进去一些有机质，影响碳14年龄。但我们从没有说这些碳14年龄就是样品的真实年龄，只是说它们受污染的影响不一定是让样品从8万年变到几千年。至少这个怀疑是合理的。”李红春说。
除了胶原蛋白测年，论文中将总有机碳（TOC）测定数据作为样品年代的做法也遭到质疑。
根据孙雪峰等人论文的附件数据，五个洞穴中92个碳14数据中，仅27个采用胶原蛋白测年，其余均采用了总有机碳（TOC）方法。
海姆和多卡认为，论文中采用TOC测定方式时的预处理方法“在过去20年间已被证明会严重低估旧石器时代材料的放射性碳年龄，而且在胶原蛋白含量低的样本中这个问题更为严重。”
对于TOC测年不可靠的质疑，李红春回应，同时做了胶原蛋白和TOC的碳14测年的样本中，测得的年龄比较接近。如福岩洞的一颗动物牙齿FY3-5，胶原蛋白测得来自9160-9390年前，而TOC测得来自9200-9430年前。“说明TOC虽然有污染，但并不严重。”
但吴小红表示，样品中也存在胶原蛋白和TOC测年结果相差较大的情况，如陆那洞的动物骨头LND-C-8-3，胶原蛋白的结果是23794年上下，而TOC结果仅为9958年上下。该论文中，有12个样品同时测定了胶原蛋白和TOC，只有两个样品的结果误差较小（FY3-1和FY3-5）。
吴小红说，用TOC测定遗址出土骨质样品的年代得到的结果并不准确。“做考古样品的人大概齐不会用TOC来测定年代，因为TOC是全碳，它代表这个样品的各类组分都在里头，不能完全排除环境污染物引入的碳。”
但李红春补充，除了上述测年方法，还有其他方法佐证。他们在牙齿和骨头剖面中也采到了碳屑，这些样品测得的年龄也都小于4万年，有的只有几千年。
“原则上，只要是文化层（注：人类活动遗留下的堆积层）中哪怕是有一个小于5万年的碳14年龄，那么用钙板的铀系测年（注：一种测定地层年龄的方式）来代表文化层年龄就需要受到质疑，”他说，“除非你断定碳屑是后期带进去的，而化石是原生的。”
另外，他提出，论文还用了DNA叶端定年（tip dating）的方式测定三颗人牙的年份，得出结论与碳14测年结论相近。2月在PNAS发表的这篇论文显示，福岩洞两颗牙齿的叶端定年结果分别为3709年和11977年，接近碳14测得的2500年左右和9300年左右；杨家坡洞的一颗人牙叶端定年结果为7561年，而碳14测年结果为3310年。
“（根据）这个定年结果，我无法支持这些遗址的AMH（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在8万年前存在的结论，”李红春说。
一个难题：如何判断人类遗骸的年份？
今天，我们对人类遗骸的年份测定手段仍然有限。碳14测年法利用碳元素的半衰期来测定动物遗骸年代，能精准测定骨头和牙齿的年龄，误差在几十年内，但有大约4-5万年的测定上限。
目前发现最早的早期现代人化石，距今19.8万年的埃塞俄比亚Omo人类头骨化石，是通过测定化石附近的火山岩年龄来判断的。[11]
由于地层的沉积通常是按时间顺序发生的，地层越浅，其沉积年份就越年轻。考古学家一般认为测定人类遗骸上层的地层年龄，就能判断遗骸至少在这一时间之前就存在。在刘武、吴秀杰团队的工作中，他们通过测定遗骸上层的地层年龄，判断挖掘出的人类化石早于8万年前，并通过测定遗骸周边的破碎堆积物，判断上限年份为12万年。
而孙雪峰、李辉论文提出的主要观点是，洞穴早期地层中的现代人遗骸是地层重新填充造成的结构。根据同洞穴中发现人类遗骸的碳14测年和DNA证据，他们判断这些人类遗骸比其上沉积的地层更年轻，并提出假说，福岩洞和类似南方洞穴的“沉积历史可能更复杂”，有可能是最上层的沉积层形成后，下层中空，水流将人类和动物遗骸冲刷到洞穴中沉积下来。因此，最上层的沉积物可能比下层更古老。
“我们用新的挖掘和分析来证明了这种现象的普遍性，而不是讨论个案。并不期望有机会直接分析福岩洞原有挖掘过程和材料。所以是不是他们同样的样品，对论文结论没有影响。”李辉称，刘武、吴秀杰团队的质疑“细节很有意思，但是与论文的主题是略有偏离的。”
他同时称，希望看到刘武、吴秀杰团队公布现代人牙齿样品的DNA数据和直接测年数据。“这将是尤为有意义的工作！”他说，“只有这样，这个讨论才能取得有益的进展。”其团队的回复信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认为只有通过直接的人类化石碳14测年和DNA分析才能得到准确结果。
刘武告诉《知识分子》，他们从福岩洞挖掘得到的47颗牙齿有一颗作了DNA提取，但并未得到有效结果。此外，在2015年的论文中，他们做了三个动物化石和一颗人牙的碳14测年，但只得到其中一个动物化石早于43,000年的结论——这意味着该动物化石可能超出了碳14测年的范围，可能更古老。
而之所以没有进一步做DNA分析，是因为这类实验目前对样品是破坏性的。“（样品）很珍贵，”刘武说，“像我们做专业工作，一代一代寻找，极其艰难地发现了一点人类化石，是舍不得破坏的。几十年上百年留着，慢慢研究，随着方法进步，能提取更多的信息。因此道县的牙拿了一颗做，没有成功，我们就不舍得再破坏了。”
而对于李辉团队“假覆盖”的假说，在刘武、吴秀杰团队中主要负责地层研究和测年工作的西安交通大学教授蔡演军向《知识分子》表示，洞穴的堆积存在李辉说的可能性，下层是再堆积形成的，但他们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在2015年的论文中，他们也考虑到了这一点。论文指出，福岩洞人和动物化石分布之广泛，“使得第二层的再沉积不太可能。”
“我们没有说100%，一定没有，是说很不可能（论文原文为highly unlikely）发生再堆积，”他说，“把出土化石的位置放在发掘平面上去的话，化石的分布面积是很广的，再堆积的话，不可能把这么大面积全部给充实了。”
在多次对福岩洞的勘探中，蔡演军观察和分析得到了三项主要证据，得出地层按时间顺序沉积的结论：其一，地层从下至上分布着砾石、碎屑堆积和一层更细的沙石，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河流沉积序列，而之后洞穴内水滴下来，在地面结晶形成含有碳酸盐的盖板，覆盖原来的地层；其二，动物化石的碳14测年结果达到北京大学碳14测年的极限，证明化石很老；其三，动物化石的组合有一些绝灭种是存在于相对古老的年代的，超出三到五万年前的范围。
“这是我在洞穴发现里面遇到最好的一个序列，”蔡演军说。因此，他通过对盖板的年代测定来确定人类牙齿埋藏的最晚时间。
但盖板测定并非易事，需要找到含有纯净碳酸盐的结晶。蔡演军也是通过几次勘察才找到一颗小石笋，测出其年龄为8万年。这颗小石笋的下方没有人类遗骸，但有一些同层的动物遗骸。
蔡演军说，现在仍没有能够非常准确测定古老人类化石年份的工具或技术方法。尽管目前的证据还不能完全否定其他可能性，但根据现有的地层分析、化石分布和动物群组成证据，他认为福岩洞的沉积是由老到新的时序沉积的。
“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我们不会完全去否定它，”他说，“但根据我当时的判断，我认为他80-90%的可能性是不会（发生再堆积）的。（也许）有新的证据或者是其他年代测定比我这个更好，但是我认为目前还是没有的。”
刘武说，他们的工作是“在现有的证据上的初步认识”。
“其实我们做科学研究，根据现有的证据，只能说提出一些假说或者看法，不管谁提出的假说看法，是否和历史真实一样，这谁也不知道，”他说，我们也不敢夸口说我们的科学研究就是历史真实，但是我们根据现有的证据、科学技术手段、研究方法和材料，只能得出这个结论。”
他说，如果今后出现新的证据、新的研究方法，就会再调整。“我们这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
多位业内人士向《知识分子》表示，在这次的学术讨论中，首先需要厘清的问题仍是样本本身的可靠性，包括采集信息的准确。在确认基本事实之上，讨论碳14测年、DNA分析的准确性才有意义。
科学研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还未发展出更精确的技术时，通过多种现有技术手段得出的结论值得反复推敲、讨论。而讨论的根基，是研究过程中对每个细节严谨性和真实性的追求。
科学的探讨总是有益的，而真理越辩越明。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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