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秦岭汉中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洞穴遗址发掘名列其中
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2020年5月5日下午,在5月1日至4日连续四个下午的网络项目汇报会后,经过来自全国各地科研院所和高校的21位评委评审和无记名投票,最终从20项终评项目中产生出了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古脊椎所王社江研究员团队主持的秦岭汉中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洞穴遗址发掘名列其中。
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参评重要项目云集,竞争异常激烈。20个终评项目是从国家文物局2019年正式批准的1300余个考古发掘项目中,经过中国考古学会全体理事和考古发掘团体资格单位无记名投票产生的。本次活动由央视新闻频道网上平台和腾信等网络平台进行全程直播,每天吸引了500万左右的网络观众参与,获得上亿次的点击流量,公众参与热情空前。
1995年以来,王社江研究员率领我所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及相关地市等单位的科研人员在有着中华龙脉和动植物资源宝库之称的秦岭地区进行了20多年持续不懈的工作,目前研究团队在大秦岭地区发现旧石器遗址400处以上,采集发掘不同时期的旧石器制品20余万件。
2017年以来,研究团队在秦岭南麓和巴山北麓的汉中盆地开展了以探寻更新世洞穴遗址为导向的专项调查,在汉中市南郑区梁山镇南寨村附近新发现疥疙洞遗址。该洞位于梁山余脉、汉江右岸的龙岗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西北约3公里处。洞穴朝向西北,调查过程中发现丰富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由于早年曾有村民居住洞内,致使部分原生堆积被扰动、破坏并搬运至洞口。近年来,因遗址附近农业综合开发过程中建成的3座小水库蓄水,导致洞内堆积不时被库区上升的水位所淹没。鉴于存在严重的文物安全隐患,2018-2019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我所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和南郑区龙岗寺遗址管理委员会联合组队对该洞穴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疥疙洞遗址地层堆积可分13层,其中第3-10层为旧石器时代文化层。古人类利用疥疙洞的过程可划分为三个时段:
第一期为第10、9层,堆积为深灰黑色粉砂,夹大量灰岩碎屑。出土石制品、烧骨、动物化石近百件。石制品数量较少,工具见有中小型刮削器。绝对年代为距今约10万年或更早;
第二期为第8、7、6层,堆积为深灰棕色粉砂,夹少量灰岩角砾。出土石制品、烧骨、动物化石千余件。其中石制品600余件,工具多见小型的刮削器,尖状器次之。绝对年代为距今约7-5万年;
第三期为第5、4、3层,堆积为浅黄棕色粉砂,夹较多灰岩角砾。发现人类活动面1处、石器加工点3处、火塘2处;出土人类化石、石制品、烧骨、动物化石等遗物万余件。人类化石包括2枚牙齿化石,分别发现于第4层和第3层,属于早期现代人化石;另在早年被人工搬运至洞外的、含石制品和动物化石的堆积中筛洗发现人类单颗牙齿4枚、头骨残块3块,分属不同的现代人个体。石制品1500余件,工具以中小型的刮削器为主,存在少量尖状器,偶见重型刮削器、砍砸器等大型器物。动物化石8000余件,初步鉴定有鹿、麂、牛、剑齿象、犀牛、野猪、大熊猫、熊、狼、鬣狗、鼬、豪猪等20余种,鹿科和牛科动物占绝大多数,主体属于华南晚更新世“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成员。绝对年代为距今约3-1.5万年。
疥疙洞遗址文化序列及演进次序清楚,从中发现了距今10-1.5万年间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包括人类活动面、石器加工点、火塘等,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境内10~5万年间的关键考古资料,填补了汉中盆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洞穴型居址的空白。其共生关系清晰的早期现代人化石和华北小石片系统的石器,以及距今3~2万年间的早期现代人类化石,对于研究中国境内古人类体质及其文化的连续演化、不间断发展和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过渡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人类化石、文化遗存和地层年代、古环境证据,对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主体演化自本土古人群的假说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同时,遗址中发现的人类化石,也是中国南北过渡地带秦岭地区首次发掘出土的现代人类化石,对研究晚更新世晚期人类体质特征、现代人在中国境内的扩散与时空分布提供了关键的材料。除此之外,该遗址出土的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动物化石极大地丰富了秦岭地区晚更新世的动物化石材料,为研究该时期动物种群演变、人类生存环境背景等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相关报道: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出炉多项具有国际意义填补空白
据中新网北京5月5日电(应妮):首次在线上举行的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5日出炉,多项具有国际意义并填补相关空白,其中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发现了世界最早玉器砂绳切割技术,比中美洲同类技术早六千多年。
这十大项目是:陕西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甘肃敦煌旱峡玉矿遗址、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青海乌兰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广东“南海I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
2007年以空前的整体打捞方式进行的广东“南海I号”南宋沉船,整体起吊出水后平稳移入专门为之建造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作为一个相对独立且结构完整的水下遗存,“南海I号”南宋沉船蕴藏的信息总量极为庞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庆柱指出,其发现及打捞发掘工作前后历经近30年,成为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一个缩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星灿则指出,陕西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和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都是具有国际意义的考古项目。前者是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罕见的、保留了距今10到1.5万年间人类化石和丰富文化遗存的洞穴遗址,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境内相关时期的关键考古资料;后者确认了五支不同时期新的文化遗存,跨度超过1万5千年,其具有的独特区位优势,改变了东北亚史前考古以日、俄学者为主导的被动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小南山遗址发掘出土玉器超过200件,种类包括玉玦、环、管、珠、扁珠、璧饰、锛形坠饰和玉斧等,构成了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玉文化组合面貌,尤其玦饰、玉管、璧飾等,对其后的东亚玉器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些玉器上多见砂绳切割技术留下的弯曲条形痕迹,此为目前世界最早发现,比中美洲同类技术早六千多年。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表示,今年“十大考古”终评会第一次以网络会议、直播的形式举行,具有开创性意义。不仅拓展了公众考古活动的内容和方式,也扩大了公众考古活动的影响力。
他指出,每一项考古新发现都深化了一个学术领域的认识,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线索和需要持续关注的研究方向。“十三五”期间,国家文物局已经设立了“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并批复了夏文化研究、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等项目。今后,国家文物局将继续指导、协调各考古单位加强学术科研,以考古实证中国5000多年文明发展历程。
首次在线上举行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为期5天。据不完全统计,网上与“十大考古”相关的互动话题总阅读量达到1.66亿。前四天直播的观看总量达2278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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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新网客户端北京5月5日电(宋宇晟):“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5月5日揭晓。当日,专家对今年入选的项目进行了线上点评。其中多项考古成果填补了相关领域空白。
30年来首次线上终评会
今年是“十大考古新发现”活动的第3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原因,“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今年首次在线上、采用“线上会议+新媒体客户端”的形式举行。
此前,“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已连续4天通过直播进行。
据不完全统计,网上与“十大考古”相关的互动话题总阅读量达到1.66亿。前四天直播的观看总量达2278万人次。
5月1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在终评会开幕式致辞时就表示:“这(网络会议的形式)对于考古工作者而言,似乎有那么一点点的缺憾,但换个角度看,这次评选活动形式的改变与创新,或能体现了考古人与时俱进,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扩大考古工作社会影响的不懈努力,又最大限度地实现了30年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活动面向全社会开放共享的初衷与追求。”
5日,宋新潮线上宣布了十个入选“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
它们是:陕西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甘肃敦煌旱峡玉矿遗址、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青海乌兰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广东“南海I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
“新发现”有何亮点?
记者注意到,这些项目个个堪称“重磅”。
就目前公布的项目材料来看,陕西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填补了汉中盆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洞穴类型居址的空白。
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发现了东亚地区系统用玉的最早证据。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被认为是“目前东亚地区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早期宫城建筑”。
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的考古工作,发掘并复原了城内的“中轴线”布局、完备的排水系统;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双轮”车辙;并出土一系列反映多元文化影响的高等级遗物。
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的发掘,首次在中原地区揭示出已知时代最早、规模最大、专业化水平最高的夏商冶铜遗址。甘肃敦煌旱峡玉矿遗址表明,甘肃地区的透闪石玉料很早就进入到甘肃以东及周边区域,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弥补了春秋中期曾国的缺环,构建了中国周代封国中以考古发掘最完整的材料也是最重要的文化序列。
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是迄今为止新疆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年代准确可靠、形制基本完整、保存状况完好、文化特征鲜明的汉代古遗址。青海乌兰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则是青藏高原首次发现的吐蕃时期壁画墓。
考古,不是挖宝
“考古学重视墓葬,因此社会上有些人以为我们爱‘挖宝’。实际不是。”终评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庆柱指出,考古工作与“挖宝”完全不同。
在此次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广东“南海I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中,“南海Ⅰ号”沉船于1987年发现,2007年整体打捞,发现及打捞发掘工作前后历经近30年。这正是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一个缩影。
打捞过程中,工作人员完成钢沉箱静压下沉和水下穿梁后把5500吨的钢沉箱包裹的“南海I号”古沉船及其船货整体起吊出水,最后采用气囊拉移的方法平稳移入专门为之建造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
记者注意到,相关项目介绍已确定,该沉船属于中国古代三大船型的“福船”类型,是宋代造船史上不可多得的活标本。
刘庆柱指出,“我们要据此解释的问题很多,包括这艘船从什么地方起航、要到什么地方去、出了什么事故、为什么出事故。运的这些东西也要研究,但重点也不在于它们价值的高低,而在于为什么运这些东西,还包括船员的问题。”
他说:“我们其实也可以潜水下去把船上的东西捞上来,但考古不是为了‘挖宝’,我们是要把当时的历史呈现出来。这也是对人类文化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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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陕西日报(郭青):5月5日,首次以网络会议形式召开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揭晓了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陕西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榜上有名。
陕西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位于梁山余脉、汉江右岸第三级阶地上,洞穴朝向西北。2018年至201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南郑区龙岗寺遗址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等单位联合组队,对疥疙洞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终评会专家认为,疥疙洞遗址文化序列及演进顺序清楚。考古专家在遗址内发现了距今10万—1.5万年间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包括人类活动面、石器加工点、火塘等,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境内10万—5万年间的关键考古资料,填补了汉中盆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洞穴型居址的空白。距今3万至2万年间的早期现代人类化石的发现更为难得,为东亚现代人本土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这些发现为探索中国南北方过渡地带晚更新世人类文化发展、探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研究等重大课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资料。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考古项目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主持,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市石峁遗址管理处协作。石峁城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地处黄土高原北部的黄河一级支流——秃尾河北岸的梁峁台塬之上,城内面积逾400万平方米,以“皇城台”为中心,内、外城以石砌城垣为周界向内拱卫,是中国北方地区龙山时代晚期的超大型中心聚落和区域政体中心。皇城台位于城址中部偏西,为一处四围包砌石砌护墙的高阜台地,是内城和外城重重拱卫之核心,三面临崖,一面以“皇城大道”与内城相接。2016年皇城台考古工作启动。
终评会专家认为,皇城台作为石峁遗址的核心区,其所带给世人的新发现不断刷新学术界的认识,改变了对中国早期文明发展高度的传统认知;揭露出的中国史前时代最为壮观的建筑群,反映了石峁社会的高度复杂化和强大的组织能力;结构复杂的门址、规模巨大的台基、气势磅礴的石砌护墙、设计精巧的城防设施,以及石雕、陶鹰、卜骨、口簧、玉器等高等级遗物的出土,在中国早期城址中很少发现,也确认了皇城台宫城的性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台基上新发现的石雕,其主题和艺术风格体现了石峁遗址与中国史前其他地区乃至更大地域范围的相互影响,反映了早期文化交流的复杂性和石峁先民的精神层面,对后世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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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日报(杨雪梅):夏商王朝的冶铜遗址、南宋时期的沉船……2019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带来新认知形成新学问
核心阅读
2019年度重要考古发现众多,竞争激烈。今年,公众和考古领队、评委们第一次“在云端”同步见证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诞生。
陕西省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每一项考古新发现都深化了我们对于一个学术领域的认识,也提出了一个新的线索和需要持续关注的研究方向,实证文明发展历程。
5月1日至5日,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首次以网络会议和全网直播的形式举行。几天的直播里,公众和考古领队们、评委们第一次“在云端”同步见证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诞生。
2019年国家文物局批复的考古发掘项目共计1096项,年度考古发掘项目首次超过1000项。最终,陕西省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甘肃敦煌旱峡玉矿遗址、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青海乌兰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广东“南海Ⅰ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脱颖而出。
加强以往研究的薄弱环节,带来颠覆性认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陈星灿评委用“国际性、颠覆性的”点评了他所关注的考古项目。他认为,陕西省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的发现是国际性的,洞穴遗址在中国数以百计,但保留了如此丰富与如此清晰地层的遗址仍属罕见。距今10万年至1.5万年间的基本连续的丰富文化遗存,尤其是在重要阶段发现的具有典型早期现代人特征的人类化石,为研究秦岭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体质特征、现代人在中国境内的扩散、东亚现代人起源提供了难得机遇。
以黑龙江饶河县小南山遗址为代表的小南山文化,填补了乌苏里江及黑龙江下游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改变了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研究的薄弱环节。据介绍,这个遗址有两个最大的发现,一是考古发现它的陶器生产可以早到1.4万年前,基本和俄罗斯、日本列岛的陶器生产处于同一时期,二是它的早期墓葬遗存中的9000年前的玉器,可能是我国境内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玉器之一,它的玉玦应该是兴隆洼玉文化的源头,为东亚玉文化的起源、传播提供了颠覆性认知。
陕西石峁一直被认为是“石破天惊”的发现。“皇城台是石峁古城的核心区域,仅仅是大台基北部很有限的一部分考古,就出土了玉器、陶鹰、口簧等4万件遗物,新发现的70处石雕,包括20多个依然镶嵌在现有建筑护墙上的石雕图案,其主题与艺术风格与后来的二里头文化绿松石‘龙’‘虎’、商周青铜器的表现形式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显示了它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复杂性。”陈星灿说。
填补过去考古的空白,提供丰富的资料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社科院学部委员王巍评委认为河南淮阳平粮台遗址的入选实至名归。它是中国最早确认的史前城址之一,近年来的系统发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中轴线”布局特征、完备的城市排水系统、最早的“双轮车”车辙,同时还出土了一批具有多元文化背景重要遗物,包括玉器、相当数量的磨光黑陶杯和完整黄牛祭祀现象。“黄牛是从西亚传入中原的,平粮台提示的完整黄牛祭祀现象,说明它很快就融入了中原的祭祀文化系统。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最早的车辙,而平粮台的车辙又将这个时间提前了几百年。平粮台处于淮河流域,连接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这一区域以前的工作不多,因而尤为珍贵。”王巍说。
青铜对于夏商王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是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被持续关注的原因。这是学界首次在邻近夏商王朝的腹心地带发掘专业冶铜遗址,填补了冶金考古的空白,为深入探索夏商王朝控制、开发、利用铜这种战略资源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
很多人可能对于甘肃敦煌旱峡玉矿遗址比较陌生,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多家单位已经开展了多年的“河西走廊早期玉矿遗址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毕竟和田玉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进入内地、内地庞大的玉器生产所倚仗的玉料来源一直是大家关心的话题。王巍说:“这一区域富藏玉矿的情况在《尚书》《管子》《山海经》等文献中已有记述。考古人踏破铁鞋寻觅的马鬃山径保尔草场、寒窑子草场和旱峡玉矿遗址,是目前国内可以确定的年代最早的透闪石玉采矿遗址,旱峡玉矿遗址的发现更是大大提前了河西走廊地区玉料进入中原地区的年代。这对揭示早期社会先民的社会组织形态、生产力发展水平、稀有资源的利用与社会复杂化进程等都有重要价值。”
提出新的线索和需要持续关注的方向
继曾侯乙墓之后,以叶家山、文峰塔等贵族墓葬的发掘为中心的曾国考古,不断以考古发现构建起曾国这一周代诸侯国的世系。信立祥评委表示,湖北随州枣树林贵族墓地出土了2000余件青铜器,其中青铜礼乐器近600件,铭文近6000字,弥补了曾国春秋中期材料的空白,而春秋中期也是整个东周考古中资料最缺乏的一环。
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是目前在新疆考古发现的唯一一个年代明确的典型汉代城址。城址依山形水势而建,北、西面筑墙,东、南以深涧为屏障,易守难攻,为汉朝修筑使用的军事性质城址。城址所出的瓦当等建筑物与墓葬出土的文物年代相当。“石城子遗址当是史书所记的疏勒城,相关考古发现与甘肃汉简所出有关戊己校尉资料相结合,可进一步研究两汉对西域的有效管辖。”信立祥说。
青海乌兰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是首次在青藏高原发现,盛唐时期的吐蕃同样在自己的墓室绘制了当时唐朝最流行的壁画墓,显示了它对当时文化的认同,武士牵马迎宾、宴饮舞乐等壁画内容同样见于内地,“发现的珍珠冕旒龙凤狮纹鎏金王冠既有自己的独特性,也体现了汉藏文化的一体性,丰富了我们对于800年前吐蕃王室的认识。”社科院学部委员、考古学家刘庆柱评委说。
广东“南海Ⅰ号”南宋沉船的清理研究自2013年启动,2019年终于完成。清理出的遗物数量高达17万余件(套),包括16万件(套)瓷器、金银器、铜器、竹木漆器等。清理出的船体属于我国古代三大船型的“福船”类型,是重要的宋代船体标本。刘庆柱说,这艘船所代表的水下考古放到世界水下考古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从打捞沉船开始,就采用了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考古与展示同时进行。“我们把这艘沉船当做一个聚落单元来做,想知道船上都装了什么东西,去哪里,船员是如何生活的,通过它可以了解宋代高度发展的陶瓷手工业和繁荣的海洋贸易。这种考古方法值得推广。”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表示,2019年度重要考古发现众多,竞争激烈,专家们对重要考古发现的学术意义取得比较统一的认识,入围项目的选票结果相对集中。每一项考古新发现都深化了我们对于一个学术领域的认识,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线索和需要持续关注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