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作“工业长子”的东北地区，是二人转和大秧歌的共同故乡，乱炖和酸菜的大型厨房，抖音快手流量明星的供应者。
如果说东北每个人都是天生的段子手，那么在最新的统计数据中，“段子手”一年间便减少了42万个。欢腾幽默背后，东北低生育的困境引发关注。
早在20年前，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东北三省就已坠入学者口中的“生育陷阱”，总和生育率低于1.0。《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年》显示，2006年到2015年，东北地区人口年均增长率仅为0.21%，不足全国同期水平0.5%的一半，人口增长基本趋于停滞。
2月18日，国家卫健委答复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时表示，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探索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
生还是不生？现在不仅是个人问题，还是一个公共议题。
此次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的探索是否能起到“催生”作用？东北低生育率困境如何破题？而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如何逃脱低生育陷阱，也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
提前陷入“生育陷阱”
家住长春59岁的刘女士，越发觉得周围职业的老年化倾向，“我年轻的时候，很多岗位都是年轻人的，比如商场营业员，公园售票员等。但我现在逛超市，几乎所有的员工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
上世纪80年代，刘女士毕业后到学校工作，学校里的职工大多是20来岁的小年轻。后来，年轻的面孔越来越少。“我退休前，2012年左右时，我们单位工作的人几乎都是40岁左右的人了。”
在这次“东北率先探索放开生育限制”进入公众视线之前，东北人口生育困境已经浮出水面。
总和生育率作为衡量生育水平的重要指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按照某年的生育水平或生育模式，平均每位妇女生育的子女数量。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要达到正常人口更替水平、保持上下两代之间人口的基本平稳，总和生育率一般要达到2.1，而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5以下，有学者把它叫作生育陷阱。”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教授姚引妹说。
早在20年前，辽宁、吉林和黑龙江2000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 0.98、0.84和 0.88，已低于 1.0。十年后，2010年东北三省总和生育率进一步降为 0.74、 0.76和 0.75，已接近北京和上海两个直辖市的水平，在全国分列第 3至 5位。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东北地区的人口问题不是两三年间才有的事情。“我们在关注东北经济振兴问题中发现，改革开放以后，当地生育率就相对较低。”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成为排头兵的东北老大哥，1949年城镇化率已达到 21.27%，1995年东北地区城镇化率达到 49.4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4个百分点。
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丽敏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多人才到东北参与经济建设，所以东北人口素质在全国来看也比较高。人口学上讲，一个地区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越高，人口受教育水平越高，生育意愿就越低。因此，在没实行严格控制生育政策时，东北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了。
也就是说，近几年开始成为公共话题的低生育率以及生育意愿的转变，东北人早已有了切身体验。
“经济发展会让人们享受到更加完善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随着孩子养育成本上升，孩子的效用下降了。而在社会的发展下，女性受教育水平增高，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在学业及工作层面，因此生育意愿比较低。”姚引妹说。
“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她直言。
除却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对生育的自然“降温”，计划生育的国策则加速了东北地区向低生育率的转变。
宋丽敏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东北地区控制得比较严格。因为政策执行力度大，很多人不敢违反生育政策，这又与东北地区国有经济比重高相关，“单位人”多，易于通过工作、身份等进行控制。
“城镇化越是发达的地区，职工比例越高，他们不仅享有劳动保障，而且在住宅、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享有较高的福利待遇，一旦因违反政策而遭受处罚，受到的经济损失更大，不仅要缴纳罚款，而且对其升职、加薪造成直接影响，甚至面临失业或被注销城市户口。”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教授侯力曾撰文指出。
她还提到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在东北地区的高沉没成本，东北地区城镇化率一直较高，因此，很少有城市职工愿意为多生育而承担违反政策这种高成本，从而使计划生育政策在东北地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刘女士之前的一个邻居，曾因为超生被罚款，工资降了级，生活也变得很紧张。“后来这个惩罚程度似乎越来越重，还听说过有人因此被开除。我们那个年代的工作和现在不一样，有人丢了工作可能真的就没有营生了。”
警报拉响
多重历史因素下，东北低生育格局已然显现。
宋丽敏前几年在生育研究中提出了“生育意愿刚性”的概念。她解释称，人口的生育意愿一旦降低就很难提升，进而形成一种惯性，不愿再多生育子女。
27岁的杨景尧直言自己这一代人多生的意愿不大。“我身边的同龄朋友，人在长春的大多数都已经结婚，也有不少生了孩子。但认识的人中，只有一个朋友生了二孩。”
2011年，辽宁省人口开始进入负增长。
侯力指出，由于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东北2010年 0-19岁人口占比已降至 6.01%。经过代际传递以及规模不断扩大的人口外流，未来 20年东北地区育龄人口将进一步下降，必然会对生育水平下降起到更为严重的影响。
不容忽视的是，进入“10代”，东北人口生育的雪上加霜更绕不开经济问题。此时，东北地区已经褪去老大哥的发展态势，进入产业转型的阵痛。
2015年末，辽宁省常住人口相比2014年减少了9万；同时，辽宁也是2016年上半年GDP增速排名中，全国唯一一个负增长省份。
“2015年辽宁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体制转换及结构转型矛盾突出，人口出现了净流失。经济下行，影响居民的就业机会、就业收入及未来发展前景，所以就会出现人口外流。”宋丽敏称，我们研究时用常住人口减去人口自然增长数量发现，2000年到2014年，辽宁省年均净流入约5万人。从2015年开始，年均净流出5万人左右。
宋丽敏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做过微观研究，选择了1万多个样本，结论是：人口外流与经济增长速度、工资水平、对外开放度和人均资本水平关系最大。
她告诉新京报记者，东北流出人口中的高素质劳动力对这几个经济变量尤其敏感，可以说，东北地区流失的是高素质的、年轻的劳动力。与此同时，流入的是年龄偏大的、教育水平偏低的人口。研究发现，流入与流出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差近两年。
杨景尧2016年从吉林大学毕业后，先在哈尔滨工作了一段时间，来年便辞职去了北京，在一家体育报当中国足球部的编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我就常常感慨，如果这份工作是在老家长春就好了。”
这些年“回与不回”是杨景尧的日常“纠结”。“我是不是该向生活妥协，回家乡去。”直到2019年，北京的房东不想续租，让他做了决定，辞别北京的好友，回老家重新找了份工作。
经济下行与人口负增长，互为因果，不断循环。
国家卫健委此次在答复中也指出，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减少，折射出的是区域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社会政策等综合性、系统性问题。比如，随着资源枯竭和国家产业升级转型，大批年轻劳动力无法在本地找到满意的工作，只能流向经济更好、工资更高的地区。
《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2019年年末常住人口分别减少7.6万人、13.33万人和21.8万人。
也就是说，东北三省一年减少了42.73万人。
人口发展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东北地区的数据不够乐观。去年全国两会期间，辽宁团多名代表聚焦人口生育率问题提出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恳请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全国人大代表、中石油抚顺石化公司总经理李天书建议，关注东北人才流失和人口流失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大连外国语大学校长刘宏建议，国家在东北地区实施放开生育政策试点，加快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提高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减缓人口下降趋势和老龄化速度。
由此，便有了国家卫健委对东北地区放开生育限制探索的回应。
“催生”
国家卫健委的答复在刘果的朋友圈刷了屏。但和朋友们聊起来，大家的态度并不乐观。
刘果是吉林的一名事业单位职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我无法想象有了第三个孩子得多累”，“没财力没精力，是我们东北中年人面临的普遍问题。”
刘果的闺蜜小贻在生二孩剖腹产时，直接做了结扎手术。“和小贻一样，我们连第二个孩子都是计划之外的。2015年，我的儿子出生后，我和爱人一直没有打算要二孩。2019年再次怀孕后，我和爱人顺其自然地想要生下来，也希望老大有伴儿。”
“东北地区探索放开生育限制”是否能起到“催生”作用？刘果说，二孩政策放开后，确实也有朋友主动选择再生一个。但要说再要第三个、第四个，大家都提不起兴致了。
“人口学上有一个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生育孩子数量越多，边际收益越下降，边际成本越上升，导致生育意愿随着孩子数量增加不断降低。”宋丽敏解释。
“没自我、没时间、没钱。”哈尔滨的王莹（化名）直截了当地表示放开生育限制没有现实条件。
“在哪养孩子都要花钱，不是东北就花得多，但是东北赚得少。工资低、产业少，这些问题不是给几个学位这种配套政策就能解决的。”王莹说。
经济压力是他们的共识。“目前东北的工资水平不高，但物价不低，要维持好一点的生活水平，多生孩子肯定负担不起。生了两个孩子的那位朋友，本身家境就很好。”杨景尧说。
此次，国家卫健委在答复中提到，要“研究实施全面放开生育政策需要配套出台的文件”。
姚引妹指出，与之配套的社会经济政策才应该是“症结所在”，从而解决不想生、不愿意生或者不敢生问题。“不敢生”的关键在于养育一个孩子的经济成本较高，住房、生产、抚养、托幼、教育等方面的成本都非常高。
如何逃离低生育陷阱
东北低生育困境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目前的状况。此前，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表示，目前我国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东北的人口问题不是个别现象，可能代表了未来的一个趋势，甚至可能不可避免。”陆杰华说，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人们的生育观念在变化，有的已经不把生育当作必选项。加上既往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导致家庭规模本就在缩小，人口虽然缓慢增长，属于惯性增长，短期内仍有很大体量，但人口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陆杰华表示，现在看到的是东三省，下一步可能是四川、重庆等西部地区，他们也有大量的人口外流。
如何逃离低生育陷阱，已然成为一个公共议题。
姚引妹表示，“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就此，她认为，国家卫健委提出，在一定基础上东北地区可探索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可以理解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一种体现。
宋丽敏认为，养育子女过程中所放弃的人力资本投入和积累、影响职业升迁、影响休闲娱乐，挤占了大量时间、生活质量和职业成就，尤其是女性，损失更大，所以想法会更加减少。生育意愿低，不是东北独有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问题。
她提出，要构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生育有利于社会的均衡发展，生孩子其实是在为社会做贡献。不过，人的观念转变，需要一定时间，更需要制度支持。如果采取一些措施，让大家知道多生育的好处，会产生一定效果。”
具体措施方面，宋丽敏认为，税收减免是当务之急，目前个税对有孩子家庭每个只减1000元，这是远远不够的。可以考虑发放生育津贴，根据生育胎次差别、孩子年龄差别，采取递进式的生育津贴制度。
此外，她建议适当延长产假，同时建立一种性别平等的育儿假期。
“目前我国是母亲育儿多，父亲参与很少。2015年，我们做家庭生育状况调查时发现，父亲对婴幼儿的陪伴少到令人惊讶。”她告诉记者，因此我们认为，要贯彻性别平等的育儿观念，实现协同养育。欧洲一些国家实行育儿假期配额制，要求父亲必须休够90天，如果休不够，母亲的假期也要取消。这是一种非常友好的制度设计，会减轻女性养育子女的劳累和痛苦。
新京报记者王俊沙雪良应悦戴轩张璐徐美慧姜慧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