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于成龙：不以温饱为志勿昧天理良心
于成龙（1617-1684），字北溟，号于山，明清时代山西永宁州（今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人， 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45岁的于成龙心怀“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的抱负，远赴广西罗城就任知县一职，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终其一生的廉吏之旅。
背井离乡千里赴任
于成龙的先祖曾在明朝任过巡抚，于氏家族在当地既是生活富足、乐善好施的积善之家，也是藏书丰富、好学善教的儒士之家，在永宁颇有声望。而罗城地处蛮荒，路途遥远，罗城知县一职俸禄极少，官阶也不高，周围亲友都劝他放弃，但于成龙不顾亲友劝说，毅然前往。临行前，于成龙对长子于廷翼说“我做官不管你，你治家莫想我”，以身许家国之志，从永宁老家出发，一路途径稷山县、冷水滩、桂林府、柳州府到达融县，最后翻过融县沙巩地区的界山才艰难进入罗城。全程几千公里，历时三个半月，艰辛可想而知。到达罗城不久，于成龙的五个仆人便因恶劣的自然环境而一死三走，于成龙本人也因水土不服和过度劳累而病倒。
重典治乱减税安民
当时的罗城盗匪横行，宗族械斗频繁，县城里仅有六户人家、草屋十余间，满目荒芜，甚至“豺虎昼行于市，野狼啕嗥不已”，环境之险恶、条件之艰苦，超乎想象。于成龙只得寄居于关帝庙，床铺就安设在周仓像背后，每天蹲在地上吃饭。经过一段时间的察访，于成龙基本确定匪患、民族矛盾和宗族矛盾是当地三大害，他决心置生死荣辱于度外，以霹雳手段，通过乱世用重典的方式整肃境内治安。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万里惟余一身，生死莫能自主，夜枕刀卧，床头树二枪以自防。”于成龙通过设计捉拿盗匪、调解民族宗族矛盾、组练民兵等措施，罗城的社会秩序逐渐恢复。
封建社会，百姓最大的负担在于各种苛捐杂税。于成龙坚决反对以捐税之名而行盘剥之实的行为。为了防止下级官吏舞弊，他提出了印制派单的方式，既征税前由县官在大堂上召集百姓开会，讨论商量具体的摊派数额。收税时，当着大家的面，收齐银两，县官在“派单”上用朱墨批示清楚，然后把“朱单”交给“见年”保存。这样，即使有存心不良的县官想从中贪污，也不敢把多派的“朱单”留给百姓做自己的把柄。
为了给地方培养人才，传承文化，革除陋习，于成龙决定在罗城兴建学宫。“学宫”，既有“文庙”，也有县级的“儒学”，又称“县学”，是官办的县级学校。为建好学宫，于成龙亲自带头捐款，并经常走访县内士绅进行劝捐。在他的带动下，罗城的学宫顺利建立起来，极大地促进了罗城的教育，对罗城的学子来说这是一件极大的幸运之事。
和平时期，于成龙开始着力恢复生产，鼓励农桑。对于勤劳的农民不吝褒奖，对于懒惰之徒加以责罚。他出入村舍、稻田，在淳朴的百姓眼里，于成龙没有做官的架子，倒像是个久居此地的老农。
劝民节俭一生清廉
经过他重典治乱、减轻赋税、兴办学堂和鼓励农桑等作为后，罗城大治，呈现“时和年丰、官民亲睦”的新气象。但于成龙依然衣食简朴，他布衣草鞋，“日食一餐或两餐，读书堂上，坐睡堂上，毛头赤脚，无复官民礼”，他在《劝民节俭歌》中写道：俭为至宝一字箴，民安物阜无奇术，上为国家养元气，下为黎民储命脉。康熙2年，于成龙前往省会桂林参加广西“乡试”大典，只身穿着一件旧官袍，其“敝衣垢缕”的形象，在“美服盛饰，兼从姣好”的众同僚中显得格外寒酸，受到奚落。
于成龙在罗城的七年，视百姓为亲人，百姓称他“衣食父母”，康熙6年，他升任四川合州知州离开罗城时，百姓追送数十里。康熙8年，于成龙升任湖广黄州府同知，虽然环境改善了，但仍然常年以粗米青菜裹腹，把节省的薪俸和口粮救济灾民，为告诫下属拒赠止贿，他书写了“累万盈千，尽是朝廷正赋，倘有侵欺，谁替你披枷戴锁？一丝半缕，无非百姓脂膏，不加珍惜，怎晓得男盗女娼！”这样一副对联悬挂在公堂之上，时刻鞭策，以示警告。
政声人去后清名在人间
于成龙历任罗城知县、四川合州知州、黄州府知府、福建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加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1681年升任江南江西总督，1684年，朝廷命令于成龙兼管江苏、安徽两地巡抚的政事，不久便在任上去世。家人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只有“床头绨袍一箧，盐豉数器”“故衣破靴，外无长物”。
于成龙在他23年的宦海生涯中，始终坚守“清、慎、勤”之风范，心怀“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的抱负，自甘淡泊，清正廉明，一心为民，两袖清风，深得百姓爱戴和朝廷赏识，三次被举“卓异”，康熙帝赞誉他为“天下廉吏第一”。他没有给后代子孙留下物质财富，却把自己一生最宝贵的清廉品格流传了下来。（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纪委监委银兰娟根据《于清端公政书》《于公旧治》《于成龙故事集》等作品整理）
矗立在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成龙湖畔的于成龙雕像（颜庆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