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逝者｜百岁哲学家张世英：前半生求进步，后半生寻归途
撰文丨镜陶张弘王梦菁
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世英先生于2020年9月10日上午逝世，享年100岁。张世英于1921年生于湖北武汉，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曾任教于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2012年获北大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2015年所著《哲学导论》一书获思勉原创奖。主要著作有《中西文化与自我》《哲学导论》《天人之际》《论黑格尔的逻辑学》等20余部。
张先生自幼受父亲影响，熟读《论语》《孟子》《道德经》《史记》《古文观止》等，中学时修读理科，但是1938年武汉沦陷，张世英被迫离家流亡，因此萌生了读书救国的理想，弃理从文，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经济系，后来从经济系转入社会系，但一直没找到自己奋斗的目标。后来他选修了贺麟先生的“哲学概论”，受其影响转入哲学系。
张世英前期主要以西方哲学史为主要方向，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哲学，是西方教授眼中的“中国著名黑格尔专家”。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他的研究范围逐渐向西方现当代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结合转移，主要研究哲学何为以及中国哲学向何处去等问题。
2008年张先生出版了回忆录《归途：我的哲学生涯》，新京报曾经对他进行过一次专访，今天我们再次分享这篇文章，共寄缅怀之思。
口述丨张世英
采写丨记者张弘实习生王梦菁
流浪与求学没拿到高中毕业证
武汉是1938年沦陷的，当时我才念到高一上学期。沦陷之前一个礼拜，我离开武汉，当时街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连人力车都没有了，人们都从汉宜公路往宜昌那边撤退。我坐招商局的轮船
（江船）
，从长江走了一个礼拜到宜昌，到宜昌的第二天，报纸上就登着八个大字：“焦土抗战，武汉大火”，说明日本已经进到武汉了。满街的孩子在那儿哭，很多孩子比我小，我当时以为我的家人都死光了，那种景象，我到现在回想起来还非常惨。
当时学校的学生多半都分成两派。有的学生是搞地下工作的，属于左派，成绩都比较好。我是个中间分子，但我的朋友都是靠近共产党的。等到毕业的时候，学校开始逮捕共产党，我却被列入黑名单。我就赶紧往重庆跑，所以我到现在都没有高中毕业文凭。
这件事影响了我对大学专业的选择。我想，怎么我一个从来不问政治的人都要被列入黑名单？于是我开始觉得学理科没多大意思，我要救国。我以为，经济就是经世济民，于是报考西南联大的经济系。
不久我发现，经济系的课都是什么记账、打算盘、会计、银行这样一些课，我觉得一天到晚讲做生意，就不感兴趣了，于是在第二年转到了社会系。社会系要搞社会调查，其中有一门很重要的课是老师带我们去调查昆明的妓院，去了后令我很反感，觉得极端无聊，认为社会系没什么念头。
念社会系时有一个必修课叫哲学概论，贺麟先生在课堂上讲辩证法，他举了个例子：“荷出污泥而不染”。就是说在污泥里的荷花才开得好，但是从污泥里面出来的莲花却不染上污泥，很高洁。我当时觉得，贺先生把我的人生观都讲透了，我就觉得人要出污泥而不染，尽管这个世界像污泥一样，但是外面再脏我也要保持高洁。我就凭这么个信念，又从社会系转到哲学系。所以是贺麟先生引导我走上哲学之路的，他对我人生转折起了很大作用。
爱情与婚姻
娶了闻一多的干女儿
当时，男女同学都在云林街的茶馆里念书，湖北人就和湖北人凑在一起，湖北同学会主席、中文系的彭兰是湖北浠水人，比我高两届，她是靠近共产党的进步分子，性格比较活跃。她经常在茶馆聊天的时候说学哲学的都是疯子，好诡辩，还说坚决不和搞哲学的人结婚。后来我们彼此熟悉了，我发现她会作旧诗，后来我也学着写诗，两个人互相写诗交流，关系逐渐密切了。
当两个人考虑关系是否要进一步时，她对我不放心，觉得我是一个不进步的人。她偏左
（当时还不是共产党）
，和闻一多先生是同乡，是他的干女儿，有一次她问我：你愿不愿意见见闻先生？我也懂她的意思。于是她就带我去了闻一多家。当时，走出象牙之塔这个口号在西南联大同学当中很流行，最早就是由闻一多提出来的。聊完后，他觉得我只管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他对我说，要走出象牙之塔。
张世英先生及其夫人
1945年7月22日，我和彭兰结婚了。此时，我四年级，马上毕业，她刚毕业。我们在《云南日报》上刊登了一则启事：“我俩定于某月某日结婚，国难期间一切从简，仅此敬告各亲友。张世英彭兰”。这就正式结婚了。我和彭兰结婚的时候，在云林街竹安巷的一个二层楼摆了一桌酒席。汤用彤先生做了证婚人，闻一多先生是女方主婚人，我请冯文潜做了男方主婚人。汤用彤夫妇带着他们的二儿子汤一玄去参加我们的婚礼，汤一玄那时候还很小不懂事，看到我们后说，什么叫结婚啊，结婚是不是两个人拥抱啊？我爸和我妈就拥抱！话落，汤先生的夫人就大骂汤一玄“死鬼”。闻一多的夫人就说，有什么的，什么死鬼死鬼的，亲就亲呗！
结婚时，闻一多用篆字写过一个横幅“我心则悦”。后来这个横幅在我出差的时候被贼偷走了。
张世英夫人，北大中文系彭兰教授。
天津解放后，哲学系取消，说我们过去学的那一套哲学都是反动的，他们就要我当政治课教员。
反思与升华30年寻归途
从1978年到现在这30年，我主要考虑哲学到底是用来干什么，“哲学何为？”以及中国哲学向何处去？之所以会想到这些，主要是80年代的时候，刚刚改革开放，社会上报纸上主要在讨论“主体性”问题，西方人都讲究个人的自我独立。中国人则强调集体、互相依靠。
我就觉得他们对“主体性”讲歪了，我觉得，西方讲主体性不是这么讲的，是主要讲自我创造性，强调主体的独立性，西方的科学自由创造和这个有关系，不是简单地那么批判就完了。后来我发现其中的一些思想和中国古代有一些相通，这样我就去念中国的东西，使得我又研究中国古典的哲学。我就把中国古典哲学、西方哲学、西方后现代哲学联系起来。这30年我研究的范围也扩大了。这样思考的结果使得我写了最近的几本书《哲学导论》、《天人之际》等，这几本书逐渐地形成了一个体系。
后来有学者说我讲的，主要都是怎样提高个人修养，算是一个哲学家，我觉得这个批评很对。2001年后，我就做了新的思考，于是后来出了本书叫《境界与文化》，这本书就弥补了《哲学导论》里只讲个人，不讲历史传统文化的缺点。
张世英眼中的老师
贺麟
贺先生引我走进哲学之门，我的毕业论文是贺先生指导的，我的主婚人本来想请贺先生和他的夫人，但我夫人反对。贺先生很大度，知道我没有请他后说，听说你和闻一多的高足结婚了，你什么时候带她到我们家来看看。但我没有带她去过。
冯文潜
他是南开大学的文学院长，美学家。他对我就像父亲对孩子那么好。我大概念三年级的时候选他的美学的课。我写了些读书笔记，他看了后比较欣赏。但他的课和我在外面的兼差有冲突。我们这些大部分从沦陷区来的学生除了吃住国家给钱，其余一点零用钱都没有，所以就得去外面兼差，我是在中学教书，我的夫人是给别人当家庭教师。我就把这个事情跟冯先生说了，他说，你课可以不听了，你下去写个读书报告就行了。
吴宓
吴宓这个老师非常有意思，平常在穿着上不修边幅。我在外面兼差赚了点钱和另外一个同学想提高自己的英文，就想让吴宓像家庭教师一样教我们，因为他英语好。有一天吴宓走到图书馆的门口，于是我们两个就上去把这个意思跟他说了，希望他能教我们英文，我们给他点钱，于是他大怒说，什么给我钱啊！我吴宓是钱买的？
汤用彤
他矮矮胖胖的，头发花白，就像一个菩萨，我们老叫“汤菩萨”。他和他夫人关系特别好，虽然他们结婚是受父母之命，他夫人识字不多，但很贤惠，长得很漂亮，属于旧式妇女。有一次，碰到汤夫人，我们就问她：“你和汤先生关系特别好吧？汤先生特别爱你吧？”她说，是啊！人家说我是一朵好鲜花，献给活菩萨。
金岳霖
金岳霖先生一辈子打光棍，他非常亲近人，对于年轻人一点架子都没有。他个子特别大，西南联大的椅子是扶手椅，他每次坐扶手椅的时候都要慢慢地把腿往扶手椅里塞。金先生讲课爱闭着眼睛，一边想一边说，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他还爱找学生来讲，“这个问题你是不是有什么见解”？他经常找我讲，一个学期有两三次都是叫我讲20分钟，我讲完他接着讲，他把课堂变成茶馆了，互相讨论。
撰文丨镜陶张弘王梦菁
编辑丨董牧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