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疾控公布北京新发地疫情病毒有四处突变，专家：尚不能说是病毒变异
自6月11日北京新发地爆发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截至7月10日，在强有力的防控措施下，北京已实现连续五日无新增报告本地确诊病例。7月10日，中国疾控中心公布了此次疫情的新流调进展，引起此次疫情的毒株为L基因型欧洲家系分支I，排除由动物病毒外溢传染人导致本次疫情的可能。
一个月时间，北京病毒溯源工作已有了清晰路径。对此，武汉大学医学部基础医学院病毒所教授杨占秋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提出，虽然引发本次北京疫情的新冠病毒常见于欧洲主要流行区，但欧洲流行的毒株，往往不局限于欧洲境内，或许其他国家也有，所以不能肯定说本次病毒或者传入新发地市场的污染物，就来自欧洲国家。
毒株来自欧洲家系分支，说明北京疫情由欧洲传播而来？
专家：来自欧洲家系，但不证明来自欧洲地区
7月10日，中国疾控中心公布了“2020年6月至7月北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进展（二）”，其中明确指出：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及病毒基因测序结果分析，引起此次疫情的毒株为L基因型欧洲家系分支I，排除由动物病毒外溢传染人导致本次疫情的可能。至于病毒如何引入市场以及在市场内的扩散、传播机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那么，这一论证结果是否能说明，引起本次北京疫情的新冠病毒，就来自欧洲国家？对此，武汉大学医学部基础医学院病毒所教授杨占秋认为：“只能说上述家系的病毒毒株常见于欧洲主要流行区，但不能肯定这一病毒就来自欧洲国家。”
本次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引起此次疫情的毒株为L基因型欧洲家系分支I，这在杨占秋看来，首先说明的一点是，北京新发地疫情并非来自本土毒株，而是来自国外的输入性感染，而存在于新发地市场的该毒株此前并未在国内流行过。
另从溯源角度来看，杨占秋解释，从病毒家系出发，观察病毒基因的相似度，可以大致判断病毒来自哪个“祖先”，也就是中疾控证实的欧洲流行毒株。“但欧洲流行的毒株，往往不局限于欧洲境内，或许其他国家也有，所以不能肯定说本次病毒或者传入新发地市场的污染物，就来自欧洲国家。”杨占秋说。
此外，上述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调查结果中还提到，排除（新发地病毒）由动物病毒外溢传染人导致本次疫情的可能。这一调查结果又具有何种意义？
对此，杨占秋解释称，新发地市场中检测到的新冠病毒，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中存在的新冠病毒有所不同。因为从家系来看，武汉新冠病毒，有可能寄生在华南海鲜市场中售卖的果子狸、穿山甲等哺乳动物体内，二者病毒家系相关，所以有可能是动物病毒外溢，导致人际间的病毒传播。
然而，杨占秋补充，上述报告佐证了，新发地的病毒，与市场中售卖的动物，二者家系并不相关，因此，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该病毒毒株并非新发地市场动物体内自身携带，而是由于污染，输入市场导致的传染。
北京新冠毒株与武汉相比发生突变，说明病毒已经变异？
专家：只能说明北京疫情毒株与本土不同
上述中疾控报告中还提到一点，在对北京52例确诊病例样本的新冠病毒全基因组高通量序列测定结果显示，与武汉参考毒株NC_045512序列相比，所有样本在四个位点发生突变。
具体来说，从病原学检测来看，中国疾控中心对北京52例确诊病例样本的新冠病毒全基因组高通量序列测定结果显示，与武汉参考毒株NC_045512序列相比，所有样本在C241T、C3037T、C14408T、A23403G四个位点发生突变，并且在28881-28883位点发生GGG突变为AAC，符合L基因型欧洲家系分支I基因位点的突变特征。
同时，此前在河北、天津市出现的确诊病例，其样本新冠病毒全基因组高通量序列与北京病例样本的全基因组序列100%相同，同样存在相应的变异位点，同属于新型冠状病毒L基因型欧洲家系分支I。
“这一调查结果也进一步说明了，导致北京本次疫情的毒株，与我国本土病例流行的毒株并不属于一个家系，但不能说是病毒变异。”杨占秋解释称，这一现象并不能理解成，武汉流行的毒株，在传入他国后发生了变异，这一观点并不正确。
杨占秋认为，两者存在不同，系病毒来源不同，北京病例的毒株来自国外输入，与武汉流行的本土病例毒株，从家系上来说就分属两个分支，来自两个不同的“祖先”，因此两地毒株会有所不同，而非病毒发生变异所致。
此外，在环境样本检测结果上，中国疾控中心还对北京市新发地市场8份环境样本进行新冠病毒全基因组高通量序列测定，结果显示，与52例新冠患者样本的全基因组序列在C241T、C3037T、C14408T、A23403G、GGG28881-28883AAC七个位点突变相同，同属于L基因型欧洲家系分支I。
那么，在完成了新冠病毒毒株比对后，为何还需进行环境样本检测呢？杨占秋告诉红星新闻：“这是为了证明，确诊病例携带的病毒毒株，与新发地环境样本洁厕中的毒株一致，否则就要考虑是否还有另一种输入性毒株存在国内市场当中。”
杨占秋解释，如果新发地环境中携带的毒株，与确诊患者感染的毒株一致，就说明患者间的传染均来自新发地的样本污染。换言之，如果新发地环境携带的病毒，与确诊病例携带的毒株不同，那就意味着，还有另一种病毒存在，那么溯源工作就还要进一步进行。
此外，杨占秋补充，环境样本中携带的毒株与患者体内的毒株一致，也说明该毒株可以通过环境进行传染：“哪怕只是到新发地逛了一圈，也有可能被感染。这就是要再次进行样本检测的意义。”杨占秋说。
北京病毒溯源为何不到一个月就有了明显路径？
专家：因为很快检测出病毒来自新发地市场的污染物
对于上述说法，中疾控在报告中也提到了相同观点。报告中明确，对疫情特点及趋势研判，中国疾控中心初步判断此次北京市新发地市场相关的聚集性新冠肺炎疫情是通过污染环境、物品、人员接触等多种暴露方式导致的一起较大规模的暴发疫情。但病毒如何引入市场以及在市场内的扩散、传播机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实际上，从6月11日北京疫情发生以来，不到1个月时间，中疾控对北京病毒的溯源工作已经有了明显的路径和结果。
对此，杨占秋认为，北京病毒溯源工作与武汉存在很大不同，两者之间并无可比性。
在杨占秋看来，北京病毒溯源之所以效率高，是因为北京能很快检测出病毒来自新发地市场中的污染物，且感染人群均与新发地有关，因此能很快判定新发地就是本次北京病毒的起源，接下来是进一步追踪新发地病毒从哪个国家而来
杨占秋表示，而从武汉初代病例检测毒株的结果来看，并不是所有确诊患者都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甚至不同区域检测出的毒株也有所不同，很可能在环境中已经造成了污染，导致一些并未到过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人，也感染了新冠肺炎，因此并不能很快锁定传染源头。
红星新闻记者赵倩特约记者杨雨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