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补壹刀：近百万外国人在华居留，他们的真实状况究竟如何？
执笔/叨叨姐
《王爷与邮差》。
这是1998年春晚上的经典小品。
王爷朱时茂奉慈禧之命，与邮差陈佩斯参加洋人举行的万国运动会。邮差原是陪衬，结果却一举夺魁，反而赢得洋人掌声。
故事本身是讽刺晚清对洋人的卑躬屈膝，在很多人看来，这样的现象现在仍然存在。
是这样吗？
1
中国到底有多少常住外国人？
95万。
这是去年科技部部长在第十七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上公布的数字：2018年中国累计发放外国人才工作许可证33.6万份，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外国人已经超过95万。
什么概念呢？全世界各国的国际人口平均比例是2.3%，发达国家一般在10%左右，发展中国家大多在1.6%，印度是0.4%，而中国算下来只有0.06%。
这样看来，在华外国人并不算多。
虽然总量不算大，但如果聚居在一个地方，会不会滋生社会问题？
很多人都会想到广州。
大约是2009年开始，网上就流传着“广州有50万黑人”的说法。
是不是有50万，谁也不太清楚，因为没有权威的统计，但广州老百姓切切实实感受到身边的黑人在增加。
从1997年到2008年，数以万计的黑人涌入广州，他们并不都具有合法居留身份，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非法入境、非法居留和非法就业的“三非”人员。
他们常从事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低附加值产业，一些人甚至干起了黄赌毒的行当。
但2014年之后，广州的黑人数量呈明显减少趋势。
一是由于广州加大了打击“三非”外国人的力度。黑人聚居的小北、三元里地区成为广州警方的重点排查区域。
二是广东2008年实行“腾笼换鸟”政策后，部分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广州转移。失去就业机会的外国人也随之迁出广州。
三是持续严打“黄赌毒”，从事相关违法活动的外国人无奈离穗。
广州公安局2019年对外通报说，广州在住外国人约8.34万，居住半年以上的常住外国人约5.5万，其中韩国人最多。
虽然多半会有未被统计到的滞留外国人，但黑人数量比2008年、2009年时期的有明显下降。
2
在华外国人享受了超国民待遇吗？
超国民待遇是一个经济概念，它最初是指中国在同等条件下给予外商直接投资高于本国国民的待遇。这是我国在吸引外资的特殊历史阶段采取的针对性优惠政策。
随着新的企业所得税2008年1月1日正式实施，外资超国民待遇已经画上了句号。
写在白纸黑字上的超国民待遇没有了，但人们心中对在华外国人常会受到超国民待遇的印象一直存在。
有三个网络老梗总会在这时候被提出来。
一是自行车事件。
2012年，武汉市警方用了不到3天的时间找回一名日本游客丢失的自行车。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云南警方连续排查数百辆车为一名外国游客找回录音笔、宁波警方翻了5吨垃圾找到俄罗斯人丢了的护照……
如果不是外国人，一个人丢失了自行车会被迅速找回呢？
自行车事件的主角、日本人河原说得明白：武汉警察之所以对他丢车这件事上心，是因为一个外国人在武汉丢了车是件没面子的事情，“面子”对中国人来说很重要。
一位在基层派出所工作的人士告诉叨姐，如果辖区出现涉及外国人的案件，确实会动用五到十倍的力量予以解决。
这就不难理解荒诞的“老外代报案”现象了。
另一个例子是山东“学伴”风波。
2019年，山东大学给外国留学生配异性“学伴”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事后又陆续爆出一些高校强迫学生给留学生腾宿舍，给留学生高额的奖学金资助……，给人留下高校颇为优待留学生的印象。
这次新冠疫情中，网上有传同济医学院留学生人手一支体温计，每天8个口罩。
而另一边，是环卫工人口罩洗了又洗反复用，买不到口罩的大妈在火车上被乘务员询问时忍不住拭泪等新闻。
两相对比，观感难免不好。
如果跳出具体事例，谁都承认，随着中国逐渐走向世界中央，高校逐步国际化是发展的必然。
2010年，教育部制定《留学中国计划》，提出到2020年，来华就读高校及中小学校的外国留学人员要达到50万人次。2018年这一数字已经增至49万多人，2020年完成50万的目标看来轻轻松松。
换个角度思考，中国招收外国留学生可以培养那些国家未来的知华派，增进他们对中国的亲近感。
也许，这不是一项精准的投资方式，但各国的经验表明，它是一项较高成功概率的国家利益增进方式。
再一个也是发生在2019年。福建一外国男子骑电动车违规载人，被交警拦下，他不仅不配合调查，还连续5次推搡交警，却被从轻处罚。
还有南京地铁执法人员被指责说选择性执法，只罚在地铁里吃东西的中国人，畅饮星巴克的外国妹子却没什么事。
类似的事情每每见诸网络，总会激起一轮对在华外国人“超国民待遇”的声讨，并强化一些国人“外国人犯罪，和中国人不一样”这样的潜意识。
3
一些人依然对外国人有一种想象。
在一个叫做《梦想帝国》的纪录片里，一群外国模特和艺人到即将开盘的新楼市表演。他们被导演戏谑地称为“白猴子”现象。
“白猴子”到哪里，哪里的房子就自带国际化的高光。
当然，很多人并不都是这样的崇洋媚外。给外国人一些帮助他们适应陌生社会的照顾，在中国更多是处于好客的历史传统。
同样是上面提到过的日本人河原，在被问到在中国旅行时有没有因为外国人的身份受到优待时，他说，这种情况遇到过好多次，尤其是在小城市。比如他在小店买东西，如果用中文说，店主的态度就很敷衍。如果改用日文，店主态度就会出现180度转弯，变得很热情。
而互联网上对在华外国人有一股很强烈的排斥情绪。网络的确存在对类似在华外国人舆情的夸大，但这样的夸大大多基于真实的事例。
追根究底，在华外国人管理方面，我们存在一笔治理的欠账。
都说外事无小事，本来是外交事务无小事，结果被一些人演绎成了外国人事务无小事。这种现象在三四线城市尤其明显。
在不少缺乏经验的基层派出所，在涉外国人案件的时候，确实多多少少存在一些“不敢管，不会管，管不了”的情况。
这种情况正在得到改观。
去年7月，7名英孚外教涉嫌吸毒被抓。
外国人在华犯罪，都适用中国法律。中国社会的治理杠杆必须对外国人一视同仁，他们不能对中国的社会秩序造成扰乱。
这一手，必须硬起来。
来华的不仅有高薪高管、逃离经济衰退的高素质外国人才，也有学历不高，甚至有犯罪前科的外国人。他们在中国如果出现行为不检点，或者仗着外国人身份横着走，甚至干着违法乱纪的事情，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这放在哪个国家都行得通。
想要留在中国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必须遵守这里的法规，适应这里的民情，融入这里的文化。
还有，对于“三非”外国人的打击，我们不能手软。
拿“三非”外国人重灾区的外教领域来说，这是外国人在华“淘金”的最便利手段。北京曾查处过多起语言培训中心私自雇佣无资质外教的事件。
一句话，我们只欢迎遵纪守法的外国人来华。
责任编辑：张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