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许小年谈疫情冲击：对中小企业的处境不能掉以轻心
核心提示：
1，疫情不会像有些自媒体说的那样“给中国经济带来毁灭性打击”。新冠肺炎最多影响中国经济二三个季度，不会改变中国经济中长期的趋势。
2，一些规模小的民企恐怕更为艰难，而中小微企业事关城镇百分之七八十的就业，不能掉以轻心。短期内政府有必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帮助民企纾缓困难，长期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产权保护和公平竞争。
3，需要慎重考虑财政的扩张，相对于提高赤字率，更有效的办法是缩减政府其他开支以获得财政空间，用于救助中小企业。建议为疫情影响严重的中小企业减免或者缓征税费。
4，货币政策应该也可以宽松，但更重要的是解决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的问题。要想办法开通渠道，让央行放的“水”流到中小企业的“田”里。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这只“黑天鹅”的经济效应正在显现。近日，餐饮连锁企业西贝莜面的负责人公开喊话称，受疫情影响，春节前后的一个月时间，西贝莜面将损失营收7亿-8亿元，目前账上的现金加上贷款最多也只能再发3个月工资。
西贝莜面的困境可以说是当前受疫情影响的不少中小微企业现状的一个缩影。在当前形势下，如何看待疫情对宏观经济以及微观层面的企业的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应对？如何救助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新京报就这些问题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
许小年表示，他不赞成“疫情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毁灭性打击”的说法，疫情最多影响中国经济两三个季度，此次疫情作为短期的外部冲击不会改变整个中国经济中长期的发展趋势。当然，疫情会使得中长期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比以前更加紧迫，对企业转型的要求也更加紧迫了。
“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还是很有信心的。讨论疫情对GDP的影响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不怎么关心这些数字，真正应该关心的是众多中小微民营企业能不能挺过去。”许小年说。
如何救助受疫情影响而陷入困境的企业？许小年认为，财政政策仍有一定空间，通过缩减财政支出而不是提高赤字率来调整财政政策。建议参照2003年“非典”时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在货币政策上，许小年认为，比政策宽松更重要的是解决货币政策传导不畅问题。如何解决？他建议此时要适当放松市场准入管制，提高监管效率，恢复或者重建金融体系的“毛细血管”。
“新冠肺炎最多影响中国经济两三个季度”
新京报：疫情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多大的影响？
许小年：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可分为短期的和长期的、直接的和间接的。
从短期来看，疫情对餐饮、酒店、旅游、航运、商务等服务业的冲击非常大，资本市场的表现已经反映出了，最近航空股、餐饮股、酒店股都在下跌。我们不能低估疫情带来的直接的、短期的影响，可能要超过2003年SARS的冲击，因为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逐年升高，2019年达到了近54%，远高于2003年约40%的比重。
疫情给经济带来的间接影响不亚于直接的冲击。为了防控疫情的蔓延，必须实行严格的隔离，人员、物资的流动虽然没有中断，但已大为放缓，商业活动推迟，生产无法正常进行，这些都会导致企业周转速度放慢，特别是中小微民营企业的资金链紧张。像西贝莜面这样一家比较大的连锁餐饮企业，账上现金只够给员工发放三个月的工资，一些规模小的民企恐怕更为艰难，有可能出现较大面积的中小微企业关门歇业，而中小微企业事关城镇百分之七八十的就业，不能掉以轻心。
疫情期间大家关心病毒的R0（传染率/治愈率）到底大于1还是小于1，大于1的话就会继续扩散。经济中的“金融乘数”肯定大于1，而且大很多。企业A因周转不灵，不能支付供应商B的货款，企业B本来财务上是健康的，因为A的拖欠而资金紧张，不能还C的钱，雪球越滚越大，形成环环相扣的三角债。
尽管有这样的危险，从中长期来看，不会像有些自媒体说的那样“给中国经济带来毁灭性打击”。现在民间官方齐心协力防控疫情，参考SARS的前例，新冠肺炎最多影响中国经济两三个季度，不会改变中长期的趋势，经济中长期的发展主要是由内在的基本面决定的。
“对于经济增速的下行我们不必过于紧张”
新京报：中国经济中长期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许小年：从中长期看，中国经济告别高速增长，在很长时间内会在中低位运行。
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我们要搞清楚一件事，为什么近年来中国经济下行？因为工业化的红利吃完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进入工业化阶段，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需要资本积累，资本积累靠投资，强劲的投资拉动下，中国经济实现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大约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分界，中国经济的增长很快下降到6%~7%，表面看是因为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实际情况是本来就应该下一个台阶了，工业化已经完成，资本积累和投资高增长期结束了。
中国不再是个农业大国，改革开放前80%的人口住在农村，到2019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6%。1980年代我们还是一个短缺经济，彩电、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买不到，企业建个厂，产品不愁卖，现在卖不动了，市场饱和，产能全面过剩。中国已经从农业国成为了第一大家电生产国、第一大钢铁生产国、第一大汽车生产国、第一大手机生产国。。。。。。。这些“第一”背后是产能过剩——我们不缺产能了，不缺厂房、机器设备，中国已形成了比较完整和成熟的工业经济体系。
没有工业化时期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速下降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而且，即使经济增速只有“5”或者“6”，又有什么关系呢？依然是世界上增长速度最高的国家，起码是最高的之一。因此，对于经济增速的下行不必过于紧张，讨论保“6”还是保“5”没什么意义，就是降到3%又怎么样？反正我是不关心，应该关心的是增长的质量，关心企业的健康。
“疫情使中长期改革、企业转型的任务更加紧迫”
新京报：你也提到了，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但疫情的冲击会加大这种下行压力。这种经济形势下，应该如何应对？
许小年：经济下行的短期压力确实比较大，除了政策性应急，中长期结构性改革的任务比以前更加紧迫，企业的转型也更加紧迫。
从中长期看，我对中国经济还是有信心的。第一，经济形势越差，改革的希望越大，改革的力度也越大，很多改革都是被逼出来的。第二，从微观层面看，中国的民营企业生命力极强，用网络流行的话讲：给点阳光，它就灿烂。中国经济的未来和希望在民营企业，而不在只大不强的国企，多给民企一点阳光，相信它们能大有作为。在经济形势的倒逼下，很多的民营企业确实都在想办法转型和创新，越来越多的企业要学华为，到华为取经，谈论研发、数字化、互联网、创新的企业越来越多，这些现象令人鼓舞。不善待民企无异于自毁长城，总书记2018年接见企业家，去年政府出台了支持民企“28条”，说明中央对民营经济是高度重视的。
在现实中，民企近年的生存环境艰难，疫情冲击下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短期政府有必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帮助民企纾缓困难，长期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产权保护和公平竞争。发几个行政性的文件、省长或者市长讲话是不够的，市长调走了，过去的承诺就不算数了，还是要靠法律保障的产权和公平竞争。现在民企和国企还是待遇不同，民企融资难，国企很容易从银行获得贷款，一些国企充当资金的“二道贩子”，躺着赚优惠政策的钱，这公平吗？
除了保护产权和公平竞争，政府能做的还有放松管制，依靠民间的想象力和创新能力，尽快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尽快实现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缩减政府其他开支而不是提高赤字率来救中小企业”
新京报：疫情可能对今年全年GDP影响多大？
许小年：说实话，讨论疫情对GDP的影响没有太大的意义，那就是一个数字，我不怎么关心，真正应该关心的是众多中小微民营企业能不能挺过去。
新京报：如何救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民企？财政政策还有空间吗？
许小年：从表面看，除了中央政府，财政的余力不大，有些地方财政已经相当困难，甚至为发工资而发愁。有人说这是因为去年减税造成财政的紧张，其实减税而没有相应减少政府开支才是真正的原因。
新京报：为防范疫情冲击要扩大财政支出，很多人建议财政赤字率可以提高到3%，你怎么看？
许小年：我不赞同提高财政赤字率，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赤字政策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政府债务一旦上去就下不来，长期积累会有债务危机的风险。因此在财政扩张上，需要慎重考虑，相对于提高赤字率，更有效的办法是缩减政府其他开支，用于救助中小企业。
新京报：很多人呼吁给中小企业减税，你怎么看？
许小年：我同意减税的举措，为疫情影响严重的中小企业减免或者缓征税费。在2003年“非典”时，政府曾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减税降费的政策，帮助企业渡难关。比如当年5至9月，民航客运、旅游业免征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对饮食业、旅店业减征、免征或缓征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对出租汽车司机免征个人所得税或降低征收定额等。那一年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减免部分政府性基金，涉及餐饮、旅店、旅游、娱乐、民航、公路客运、水路客运、出租汽车等。北京市还免征经营蔬菜的个体工商户的税收。
“比宽松更重要的是要解决货币政策传导不畅问题”
新京报：疫情冲击下，一个共识是货币政策保持宽松，你怎么看当前形势下货币政策的角色和作用？
许小年：货币政策应该也可以宽松，但更重要的是解决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的问题。要想办法开通渠道，让央行放的“水”流到中小企业的“田”里。
央行已决定2月3日向市场投放1.2万亿的流动性，这无疑会缓解因经济活动放缓而造成的资金紧张，支撑市场信心。
但大水能不能流到中小企业的田里是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有这个担忧？金融系统像人体一样，央行相当于心脏，大型国有为主的银行、保险公司相当于主动脉，中小金融机构是毛细血管。我们国家金融体系的特点是“强干弱枝”，央行放水，大动脉向大企业输送流动性，这没有问题，但中小企业怎么办？
现在我们发现，毛细血管不是堵塞就是被清理或被迫退出了。除了少数民营的之外，中小金融机构的行为、业务模式、客户和大银行严重趋同，只会做资产抵押的标准化产品或者很简单的消费贷，中小微企业没有多少资产能抵押，于是就发生融资难。互联网金融本来打开了一个新通道，在去年的监管风暴中一刀全切掉了。
说政府不关心中小企业融资是不公平的，问题是关心的方法出现了偏差，让主动脉去干毛细血管的活儿。国有大银行现在把小微贷当成政治任务，以非常低的利率比如5%甚至更低给中小企业放贷。金融最基本的规律是收益和风险相匹配，中小企业的风险高，需要两位数的利率覆盖风险，否则没有办法核销坏账，也就不能持续经营。这么低的利率放款，将来或许造成坏账的亏损。
更麻烦的是，国有银行的低利率把中型金融机构比如城商行的优质客户拉走了，并且挤压了城商行的净息差。为了弥补业务的损失，城商行只好走市场下沉的路，给那些高风险的企业贷款，这就又挤到了更小的金融机构如小贷公司。当大银行的小微贷资产出问题时——因为违反市场规律，肯定会出问题的——再去找毛细血管，中小金融机构可能垮的垮、走的走，主动脉憋爆了，水也到不了中小企业。
小型民营金融机构能发挥毛细血管的作用，因为它们立足社区，业务员就是从企业所在社区招来的，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信息成本很低，这样才能把小微贷款的业务做下来。
“金融体系应适当增强流动性”
新京报：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中，现在一些企业的资金流问题凸显。如何解决货币政策传导不畅问题？
许小年：恢复或者重建为小微企业融资的“毛细血管”，此时要放松管制，提高监管的效率。管制（Control）和监管（Regulation）是两回事，监管只管规则的，看企业有没有违规，而不是管市场、管机构的，更不是管操作的。只要没有违反规则，企业都可以做。不能以有序竞争为由，这也管那也管，把企业和行业管死了。比如互联网金融本来是个创新，可以作为金融体系的毛细血管，现在整个市场给关闭了，泼洗澡水把孩子一起泼掉了。
具体到当下的问题，建议定向给中小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对于不能进入银行间市场的机构如村镇银行、小贷公司、保理、租赁公司，拓宽它们的融资渠道，提高杠杆率上限。政府可以考虑补贴小微贷款的保险费，但最好不要贴息，以避免扰乱市场信号。
允许专做小微贷款的金融机构跨地区、跨省经营，例如浙江的泰隆银行、台州银行，它们长年扎根社区，摸索出一套做小微贷的方法，培养了经验丰富、尽职尽责的队伍。银行的主要股东是个人，他们比监管机构更关心资产的安全和银行的信誉。这些银行也有着先天的不足，比如财力有限，技术投入不够，我最近调研时发现，阿里的蚂蚁金服正在与它们合作，补上了这个短板。传统银行主打线下，科技公司聚焦线上，提供技术支持。线下加线上是个非常好的模式，在我们国家当前的信用环境中，全靠线上技术和数据控制不了风险，P2P的问题就出在这里，线上一定要和线下相结合。这样的模式、这样的银行越多越好，监管机构应该多发几张牌照。
为助贷业务正名，鼓励有经验、有技术、有良好记录的企业协助银行放贷，培训银行的小微金融业务人员。助贷平台相当于大银行和小微企业之间的二级承包商，这种业务信息成本低、效率高，可以有效得帮助大银行给小微企业放贷，起到毛细血管的作用。因此，要适当得恢复助贷业务，解决融资渠道不畅的问题。
新京报：为应对疫情冲击小微企业，银保监会等也出台了很多的政策，要求对受疫情影响企业银行不得盲目抽贷断贷等，你怎么看？
许小年：不要搞行政指令的一刀切，在对等的基础上，让企业和金融机构去协商解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唇亡齿寒的道理双方都明白，银行断贷，企业如果倒了就成了银行的坏账。反过来一样，企业不还贷，银行维持不下去，将来谁给你放款？
最近网商银行将从2月2日开始，针对150万湖北小店和正在抗击疫情的30万医药类小店，不抽贷不断贷，并将利息下调10%，为小店减负，这个行动应该鼓励，当然账也是要算的，让利要在自己能承受的范围内。万达宣布降租金也值得点赞，协商谈判妥协，企业和员工之间的薪金可以本着同样的精神调整。
新京报记者侯润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