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长江禁渔十年，洞庭湖“连家船”渔民上岸觅新生
眼下，对于“连家船”渔民来说，“住在哪里”是上岸后最先要解决的问题。
渔民划着小木船驶向停在湖中的生活船。新京报记者韩沁珂摄
2019年的最后一晚，49岁的东洞庭湖渔民胡存库不到9点就睡了，这是多年渔民生涯养成的习惯。但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晚，他睡在岸上借的房子里，而不是生活了几十年的渔船上。
在洞庭湖，有很多渔民和胡存库一样，吃住都在湖上，在岸上没有房子，身份证地址一栏显示的是某“渔业组”，被称为“连家船”渔民。“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以船为家，终日漂泊”是连家船渔民们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长江生态环境恶化，珍稀特有物种资源全面衰退，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已经到了“无鱼”等级。2019年，国家明确，长江流域重点水域从2020年开始实行10年禁捕，以改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洞庭湖水域从2019年12月20日开始全面禁渔，比国家提出的时间点提前了11天。由于90%的水域面积都在保护区范围内，洞庭湖将被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
禁渔后，在洞庭湖捕鱼几十年的渔民们将彻底上岸，虽然“万家渔火”“远浦归帆”的美景不复存在，但长江水生生物将得到10年休养生息的时间，漂泊的渔民们也将谋求新生活。胡存库希望自己以后能成为东洞庭湖的看护员，“我对东洞庭太熟悉了，在湖上待了一辈子，以后也想继续待在湖面上。”
1月1日，湖南省岳阳县东洞庭湖边，洞庭湖水位下降，众多渔船搁浅在码头边。新京报记者韩沁珂摄
以船为家
在岳阳市区以南，一座形似渔船的小岛扁山岛坐落在东洞庭湖中，岛西侧的湖面上，数十条生活船四五成群地停在一起。这些船大多有二三十米长，两层船舱，是渔民们在湖上的“家”。禁渔政策出台后，这些船被要求集中停靠，等待拖上岸销毁。
1月1日一早，在岸上睡了一夜后，胡存库又冒着小雨回到了船上，“我们全家都是捕鱼的，现在都待着没事做。”
胡存库一家是洞庭湖区最早的一批持证渔民。40多年前，胡存库的父亲从江苏来到湖北，先在东洞庭湖以北的黄盖湖捕鱼。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提出对捕捞业实施捕捞许可证制度，全家人举“船”来到东洞庭，开始“持证上岗”的“连家船”生活。
黄昏撒网，次日凌晨收网，清晨赶到岸上的集市卖鱼，顺带买点肉和菜，中午赶回停在湖心的船上吃饭休息，下午继续整理渔网，收拾渔船。渴了就喝过滤烧开后的湖水，饿了就自己炒个菜或者吃打上来的鱼。胡存库说，“基本一天就撒一网，要一大早赶去集市，晚了就不好卖了。”
渔民的生活和洞庭湖保持着同一节奏。每年12月到次年2月，洞庭湖的水位降至全年低点，鱼的数量也随之减少，渔民们便把网笼下到水里，隔几天收一次；3月至6月是禁渔期，渔民就住在船上看船；7月至11月洞庭湖的水位涨至高位，经过4个月的休养繁衍，鱼虾丰沛，渔民也迎来一年中最忙的时间，经常一天没空吃饭，一两天不怎么睡也是有的。
长年的风吹日晒让胡存库的皮肤变得黝黑粗糙，指甲和骨节粗大肿胀，留着浅浅的伤疤，那是之前被渔网、铁皮或鱼骨划伤的印记。频繁的渔网加工和修补工作也给他和妻子的颈椎和腰椎带来了损伤，发作起来，疼得几乎无法移动。
虽然已经对东洞庭湖足够熟悉，但捕鱼依然是个运气活。“多的时候一天能挣上千元，少时几十元的也有。”胡存库表示，平均下来一年捕鱼的毛收入能有10万左右，除去油钱和网具损耗，能剩下3万到4万，基本够一家开销。
对于渔民来说，一个户口就是一条生活船，一般按两个成年劳动力计算。长大成家的子女要买船、分户，申请捕捞证，成为一个独立的捕捞“单位”。
目前，包括胡家在内的共140户渔民归属于岳阳县城关镇巴陵市场居委会管理。由于常年住在船上，在岸上没有房子，胡存库的身份证地址一栏写的是“湖南省岳阳县城关镇巴陵市场居委会渔业组”。
生活在水上，生活多有不便。手机还不普及的时候，想把渔民召集起来，只能托人传信。在生活船上的人竖根杆子，上面挂件衣服，告诉不远处捕捞船上的人赶快回家。现在，渔民们建起了自己的微信群，“一般在群里通知，有急事就打电话，大家都认识。”胡存库说。
几年前，胡存库花了将近1万元，给船上安装了简易风力发电机和两组太阳能电池板。2年前，他又投资2万余元购入了一组蓄电池。从此以后，他家船上终于有了稳定的电源，可以用上冰箱、洗衣机和电视。
在此之前，船上只有一组蓄电池，由于电池老化，供电不稳定，冰箱经常断电，电视也用不了，更不用说电取暖装置。直到现在，船上取暖还是靠烧火盆，燃料就是船上和网具上替换下来的破木头、旧竹竿。
胡存库在船上给灯充电。为了用上稳定的电源，他在两年前购入了这些蓄电池。新京报记者韩沁珂摄
船上也没有WiFi信号，手机流量是很多渔民上网的唯一方式。“流量够的”，胡存库用微信传着照片说。
虽然湖上生活不便，但渔民们对自己的渔船格外爱惜。胡存库父亲的船头整齐地摆着两列塑料箱盆栽，粉红色的花儿在隆冬时节盛开着。妹妹的船舱主体被刷成了天蓝色，窗框则是绿色的，窗户上也挂着碎花窗帘。
要彻底离开曾经精心布置的家，渔民们有些舍不得。
摆满鲜花的船头。新京报记者韩沁珂摄
过度捕捞
有“八百里洞庭”之称的洞庭湖是中国第二大淡水湖，是湖南省乃至全国重要的商品粮油基地、水产和养殖基地。“洞庭湖一带是鱼米之乡，鱼又多又大。”提到当初来洞庭湖的原因，不少渔民表示。
今年50岁的贺易奎是胡存库的表兄，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东洞庭湖捕鱼。他念念不忘当时鱼肥水美的情形，“随便下网，捞起来就有鱼，将近一米长的鱼也不稀奇。”
然而，最近几年，渔民们发现，湖里的鱼越来越少了，鳡鱼和火烧鳊已经很难捕到，曾经常见的鲥鱼更是早已消失不见。
湖南省水产研究所的数据显示，洞庭湖鱼类资源在上世纪90年代末进入严重衰退期，鱼类资源从原来的117种下降到107种，渔获量也逐年下降。
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研究人员认为水工建筑、高强度捕捞和环境污染是造成洞庭湖鱼类减少的几个主要原因。水工建筑在阻碍鱼类洄游通道的同时,也使得洞庭湖渔业水域大面积减小。湖区渔民的过度捕捞让渔业资源无法可持续发展。环境污染也造成大批鱼类的鱼卵、鱼苗死亡。
对于污染，渔民们亲身经历了洞庭湖污染和治理的全过程。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贺易奎发现，洞庭湖沿岸的工厂尤其是造纸厂越来越多，湖水开始受到污染。他描述，造纸厂的污水排到湖里就会形成一条黑水带，和周边湖水的颜色对比异常明显，最宽的地方能有近百米，被污水泡过的鱼闻起来都会有浓浓的化学药剂的味道。
在污染最为严重的2000年前后，渔民们“只能选在看着没有污染的地方驻船，湖里的鱼为了躲避污水，会集中在干净的水域，其实也算方便我们捕鱼。”贺易奎说。
公开信息显示，湖南省开展环洞庭湖流域违法排污造纸企业整治行动，到了2008年，洞庭湖局部水域水质由Ⅴ类提升为Ⅲ类。
“当年环保治理力度非常大，效果也很明显。”在渔民们看来，至少湖水肉眼可见地清澈起来，“差不多回到90年代的样子了”。但鱼并没有变多，这还与过度捕捞有关。
以往，洞庭湖的渔民大多都用“迷魂阵”捕鱼，几十根竹篙连着一张坠有鹅卵石的大网插入湖中，围住一片水域，只留一个入口，鱼一旦游进“阵”内就再难出去。渔民形容这种方式为“愿者上钩”。渔民们只需花一两天的时间把“迷魂阵”布好，然后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
“迷魂阵”最初是一种捕捞方式的创新，能够提高捕鱼效率，然而随着渔民人数的增多，迷魂阵也越布越多，甚至连成片，这给渔业资源带来了极大的负担。
为保护渔业资源，湖南省在几年前对洞庭湖区域内的“迷魂阵”进行了全面清理。在那之后，渔民们改用丝网和笼网来捕鱼，“威力”小了很多，“丝网和笼网都很小，大鱼捞不上来，而且丝网只能覆盖到水下两三米。”
1月1日，渔民胡存库向记者展示他曾经用过的“迷魂阵”。新京报记者韩沁珂额摄
不过，在许多渔民看来，即便是“迷魂阵”，在那些非法盗捕者面前，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张新朝是南洞庭湖青山岛渔民，他每年都能在青山岛周边看到非法盗捕者电鱼，“船上放着电机，三米长的毛竹上缠满电线，通上电，直接把竹竿插到水里，人在后面拉网捞就行了。”
张新朝描述，电鱼者所到之处，大约一半的鱼会被当场电死，翻到水面上来，没死的鱼也会被电成畸形，“以前一条大鱼打上来，肚子里能有4斤鱼籽，前两年被电过的鱼都没有鱼籽，那就绝户了。”
事实上，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已经明令禁止电鱼、炸鱼、毒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行为，但这类行为屡禁不止。张新朝表示，普通渔民打半年鱼，也就挣10万元左右，电鱼一个多月就能挣20万，“想快速挣一笔的就来电鱼，我们这些真正以鱼为生的不这么干。”
一艘电鱼船上的设备和被非法捕获的鱼。受访者供图
渔民上岸
2019年1月，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三部委联合印发了《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下称《实施方案》），要求到2019年底前，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区要完成全面禁捕，今后停止所有生产性捕捞；2020年底以前，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除保护区以外水域要实现全面禁捕，暂定实行10年禁捕。
根据《实施方案》，禁捕范围包括青海、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苏和上海等14省市，涉及退捕合法持证渔船11万多艘，渔民约27.8万人。
作为湖南省退捕工作试点区域之一，岳阳全市共有专业渔民2485户，渔船4609艘。其中，胡存库和贺易奎所在的岳阳县有渔民651户，涉及人数超过2000人。
1月3日，岳阳县东洞庭湖水域禁捕退捕办公室副主任何辉向新京报记者介绍，岳阳县已于去年12月20日零时起实施全面禁捕。目前渔民身份识别、渔船评估工作已经完成，对上岸渔民的安置计划也在研究讨论中。
1月1日，一艘停在湖面上的渔船。新京报记者韩沁珂摄
眼下，对于“连家船”渔民来说，“住在哪里”是上岸后最先要解决的问题。
禁渔后，40岁的洞庭湖渔民周月圆在距离码头步行5分钟的地方租了老房子，每年租金2000元。房间面积不大，只能放下一张床，一个小柜子和两把椅子，一侧墙上还挂着正在晾晒的鱼干。
渔民租住的房屋，墙壁上挂着鱼干。新京报记者韩沁珂摄
巴陵市场居委会书记彭成义表示，针对“连家船”无房户渔民，居委会已经向县里提交了廉租房安置方案。同时，他也介绍称，多数渔民其实已经享受过上岸安置补贴，目前岸上完全无房的渔民不到30户。
东洞庭湖渔民上岸安置工作已经进行了十几年。2009年，有366户无房渔民实现了上岸定居。巴陵社区有40户渔民被集中安置在渔民新村，另有20多户被分散安置。2012年，岳阳还针对没有本地户籍的专业渔民进行过一次集中安置。
但彭成义也表示，这些年来，已经安置过的渔民家庭也产生了新无房户。例如，部分渔民为补贴日常开销将安置房出售，重新成为无房户。部分渔民的子女逐渐长大成家，安置住房已经不能满足家庭居住需求。
周月圆的父亲赶上了2009年的安置。当年，周月圆刚刚分户，没有赶上安置房登记的截止日期，“就差了几个月。”他一直想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禁渔后这一愿望变得更加强烈。
1月3日中午，在岳阳县城以北4公里樟树潭的渔民新村，一户安置渔民家庭正在吃午饭。这间75平方米的三居室中，居住着渔民老夫妻俩、三个儿子、两个儿媳、四个孙子。
女主人表示，当年分配安置住房时，儿子们都还没结婚、分户，没有分配资格，“现在实在住不下了，我只能去船上住，要不就是回来打地铺。”
位于岳阳县城以北樟树潭的渔民新村。新京报记者韩沁珂摄
原有安置房住不下的情况并不在少数。胡存库家是和亲戚一起合购安置房的。当时，有超过30户渔民都是同样的情况。随着家族成员的增加，现在需要十几个人共享一套75平方米的房子。由于家里住不下，胡存库暂时租住在洞庭湖边的南岳坡。
除了住房，渔民们对渔船渔具的回收评估价格也颇为不满。“我们的生活船就跟你们在岸上的房子一样，几乎每天都住在里面，为什么你们的老房子就会升值，我们的生活船就要被3.5折处理掉？”胡存库说。
对此，何辉坦言，此次退捕涉及上岸转业渔民较多，退捕后的补偿和转业安置给县财政带来了一定负担。他称，中央和省里下拨的资金已经到位，平均到每户渔民大约为10万元。但目前，从渔船评估结果看，仅渔民的渔船补偿一项，平均下来，每户就将补偿超过7万元，“其他补偿，我们会根据县财政情况尽量给予退捕渔民更多。”
被评估后的渔船。新京报记者韩沁珂摄
转产转业
“十年禁渔是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渔业资源，好事，只是我们这一代渔民有点惨。”周月圆表示，“洞庭湖生我，养我，给了我生计，不管挣多挣少，还有一份收入，但是现在我的生计没有了。”
在几年前听到全面禁渔的消息时，周月圆就曾经考虑过转业的事情。他想过做点小生意，但是缺少本钱，也想过考个驾驶证去做民用船舶驾驶员，但是文化水平又不够高。
他的情况在老一辈渔民中很普遍，不少年纪大一点的渔民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这也成了他们上岸后“再就业”的障碍。
全面禁渔后，青山岛的一位渔民找了份瓦工活儿，他的妻子则在县城的餐馆里刷盘子。做瓦工每天收入160元，“比打鱼挣得少多了，但没办法，得挣钱，女儿要上学。”他们的女儿正在武汉上大学，他们打算，等女儿毕业后，就搬到湘阴县城去住，干点小工养老，或者去女儿所在城市找工作。
在胡存库、周月圆所在的城关渔业队和鹿角渔业队，多数“连家船”渔民还停在原地。“最近要频繁去居委会领资料，不能去外面打工。”胡存库表示，“现在一片迷茫。”
有朋友给贺易奎介绍了在工地搬砖的工作，每个月工资3000元，但是他拒绝了。“我都50多了，去了是我搬砖还是砖搬我？”多数年龄较大的渔民都表达了类似的担忧。
1月1日，岳阳县渔民退捕渔船拆解点，被拆解的船还留在原地。新京报记者韩沁珂摄
为了让退捕渔民“退得出”，农业农村部联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社部等10部门，成立长江水生生物保护暨长江禁捕工作协调机制，统筹协调落实退捕渔民过渡期生活补助、社会保障、职业技能培训等政策。
与此同时，人社部门将退捕渔民全部按规定纳入相应的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对退捕后暂无生活来源的专业渔民给予过渡期保障；符合条件的困难退捕渔民，纳入城乡低保救助，对其中特别困难的实行临时生活救助；对贫困渔民和有返贫可能的渔民，对接精准扶贫。
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马毅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中表示，政府不能只考虑让这批渔民退捕，也要关注就业创业帮扶，退捕工作的总体原则是：退得出，稳得住，能小康。
何辉表示，湖南省对有就业意愿的退捕持证专业渔民转业工作，提出了一系列计划，包括1次政策宣讲、1次就业指导和3次职业介绍。但是近年来的渔民转业工作效果并不理想，很多转业渔民最终还是回到了洞庭湖。据彭成义统计，“重返江湖”的比例超过8成。
在他看来，渔民转业难有几个原因：一方面，渔民习惯了夜晚忙碌，白天休息，相对自由的捕鱼生活，比较难适应每天上班的拘束生活；另一方面，渔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技术工种无法胜任，普通工种的待遇又远低于捕鱼的收入；另外，渔民是一个相对特殊的群体，针对退捕渔民的专项保障政策还有待完善。
何辉说，现在，居委会和渔政部门也在考虑如何吸引企业参与到退捕渔民转业工作中，例如是否可以通过向企业提供岗位津贴的方式吸引企业聘用渔民。
近年来，渔民们也意识到不能再让自己的孩子继续打鱼了，多数70后和80后渔民都很重视下一代的教育。很多人把孩子送到岳阳市里的全托幼儿园或者寄宿学校，每周或每个月接回家一次。一位渔民的女儿正在长沙上大学，“学的理科，具体是什么我也不懂。”他说。
胡存库的儿子也即将大学毕业，读的是计算机专业。“每个月生活费4000多元。”胡存库念叨着儿子花钱多，但嘴角却不自觉地上扬着。
他自己还是不想离开洞庭湖，这几年，他一直和东洞庭湖生态保护协会有联系。胡存库希望以后成为保护协会的工作人员，或者成为东洞庭湖看护员，“我对东洞庭太熟悉了，在湖上待了一辈子，以后也想继续待在湖面上。”
新京报记者韩沁珂
编辑王婧祎校对刘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