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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社110周年:从传统士子到现代知识分子

原标题:南社110周年:从传统士子到现代知识分子

今年是南社成立110周年。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南社社友图像集》以作纪念。三位编者依据柳亚子的《南社纪略》,历时12年寻访南社社友后人与地方通志馆,收集整理了六百多位南社社友图像,汇编成了迄今为止关于南社社员图像信息最为翔实可靠的资料。

作者丨柳光辽

今年(2019年),是南社成立110周年,南社已经成为历史。南社活跃于清末民初,那时,中华民族处在两千多年未遇的大变局中。南社人,我们的祖辈曾祖辈,企图突破危机,抓住机遇,促进社会转型,实现中华民族现代化的理想,留下了许多南社和南社社友的故事。有成功的故事,也有失败的故事。重温那些南社的故事,体会他们的豪情,品味他们的理想,总结他们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

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打破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泱泱大国梦。接踵而来的西方列强的军事、经济、文化入侵,引发了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救亡图存的历史课题,摆到了中华民族的面前。中国向何处去:救亡图存的目标是什么?救亡图存的路怎么走?怎样动员和组织救亡图存的主力军?当时的情况很像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中华民族面临一场剧变。前一次,是由东周末年“礼坏乐崩”的内部矛盾引发,优胜劣汰,社会架构由分封的列国体制转变为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这一次,则是被外敌入侵逼发,缺少内生原动力和思想准备。

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相继失败表明,想依靠清王朝自己实施体制改革行不通。日益深重的社会动荡,把危机感扩散到体制外的士绅阶层,促使其中的先知先觉者惊醒,加入救亡的行列。《南社启》声明:“一国之事,非一、二人所能为,赖多士以赞襄之。”成立南社,标志这个社会群体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想组合起一股推动社会变革的政治力量。杨天石在《帝制的终结:辛亥革命简史》中,把这个群体称为共和知识分子,或平民知识分子,南社就是部分平民知识分子组成的民间社团。

南社110周年:从传统士子到现代知识分子

《南社社友图像集》,张明观/张慎行/张世光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早期(辛亥革命前后)的南社社友大多是同盟会会员,为什么要在同盟会之外再成立南社呢?高旭在《无尽庵遗集·序》中回忆道:“不佞与友人柳亚卢、陈去病于同盟会后更倡南社,固以文字革命为帜志,而意实不在文字间也。盖陈柳二子深知乎往时人士入同盟会者,思想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借南社以为沟通之具,殆不得已之苦思欤!”

任何一种社会体制,都要有一套思想体系为它“塑形”,规范社会秩序和社会成员的行为模式;任何一次社会转制,都需要有去旧布新的思想解放作前导,为它凝聚共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提出各种“中国向何处去”的备选方案,是从封建的列国制向中央集权的帝国制转型的前导;成立南社,则是要建立一个思想交流的平台,聚合有志之士,为从专制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出谋画策。

建构新思想体系的着力点在哪里?南社内部意见不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姚光“素持保存国学主义”,认为“今光复功成,民国建立,未始非提倡国学之结果”;高燮认为“夫国学莫先于儒术,而儒术之真莫备于孔学”;高旭认为“鄙意废孔用墨,共和乃成;平等兼爱,斯为极则”;姚鹓雏认为“墨学中绝少真传,全书纯驳互见”,不能成为“举国之学鹄”;马君武以为“唐宋元明都不管,自成模范铸诗才。须从旧锦翻新样,勿以今魂托古胎”;周祥骏主张贯通新学,“驱策化、电、声、光,观摩倍、笛、达、赫,然后提挈儒学,互相衡量,醇疵毕见,始萃一炉”……

议论纷纷的现象,折射出对汹涌而来的西潮既新奇又恐惧的心态,也意味着一种突破,意欲冲决专制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罗网,探寻能支撑未来社会体制的意识形态,反映了救亡图存过程中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间的冲撞与融合。那是一个感到自己历史责任的民间群体,一个“放眼看世界”、觉得“外面的世界真精彩”的群体。

《南社例十八条》规定:“各社员意见不必尽同,但叙谈及著论可缓辩而不可排击,以杜门户之见,以绝争竞之风”,表明南社建立交流平台(沟通之具)的意愿,期望通过切磋“学问”,捣破“‘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的好梦”,议论“中国向何处去”的各种方案,通过办报刊、兴新学,凝聚共识,推动思想启蒙,发挥“觉民”作用。对10年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来说,南社开新风、育人才,起到了先导作用,它的成员是黎明前黑暗中的探路人。据成立前公布的《南社例十八条》规定,“品行文学两优者许其入社”;“社员须不时寄稿,以待刊刻”,“所刊之稿即署名《南社》”;“社员散处”“故定春秋假日开两次雅集”;

“社长每岁一易人,雅集时由众社员推举”;“条例每半年于雅集时修改”。可以看出,南社的组织相当松散。它不同于现代社会的政党或行业协会,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没有纪律约束,没有特定的职业限制,只是通过开雅集和编社刊(即后来的《南社丛刻》)聚合社员。“品行文学”中的传统文化因子,如提倡气节情义、举办文酒诗会、交流书画创作,它们所蕴含的价值观和审美情趣,内化为南社的凝聚力。

反袁斗争中,易象、孔昭绶亡命东瀛,隐匿行踪,忽然收到国内寄来的《南社丛刻》,心生“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之感。易象在《与柳亚子书》中写道“……坐中旧侣,则已有身为国殉者,电光火石,转眼皆空,苍狗白云,曷其有极!惟区区南社,一任风吹雨打,至今犹岿然独存……象虽阴室寒灰,亦愿从此献身南社,以赎前愆。”袁氏篡权,二次革命失败,柳亚子请陆子美绘《分湖旧隐图》并广征题咏。丘复书《题〈分湖旧隐图〉后》:“……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国步多艰,恐难隐去……”杨杏佛作《贺新凉》:“……乱世不容刘琨隐,……何处是扶危奇士?……肩此责,吾与子!”

南社110周年:从传统士子到现代知识分子

事业未竟,劝他打消退念。对牺牲或病故的南社社友,为他们申冤雪耻,写传记、编遗集,表彰纪念。在艰难处境中,社友们相濡以沫,使南社成为一座精神家园,并由此生成深厚的“南社情结”,以致南社停止活动后屡有恢复南社的提议,十多年后又有“南社纪念会”的成立。这种精神力量甚至延续到百年后的南社后裔。“承接旧文学的余绪,并发扬光大之”,南社巧用传统文化因子聚合社友的实践,很有中国特色,值得后人细加品味。

南社社刊《南社丛刻》使用文言语体,固守诗、词、文的旧文学藩篱。作为同盟会的“宣传部”,南社社友“欲凭文字播风潮”,创办报刊,发表政论文章,成绩卓著,但是《南社丛刻》却没有收录。南社社友反对庙堂文学,追求文学的社会效益,创作通俗文学,提倡戏剧改革,倡导《白话报》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小说月报》《小说林》《礼拜六》等大众文学期刊,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但是《南社丛刻》也没有反映。南社社友兴办新学,对建立民国时期的教育体系做贡献,《南社丛刻》更没有提及。“启迪未来的革命思潮,为新文学开辟道路”,南社社刊遗憾地漏掉了这具有开拓性的一章。囿于陈规旧习,南社也有保守的一面。

南社是一个有特色的社团。首先是它的草根性,始终保持民间社团性质,不卷入政坛权力与利益的争夺,坚持独立性,坚持发出正义的声音。武昌首义后,在同盟会的主导下,攻克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开始南北和议。对此,不少南社社友有异议,他们反对南北和议,反对优待清室,反对让权给袁世凯。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的同一天,柳亚子在《天铎报》发文,号召“实行二次革命”。

南北达成和议后,一度有把南社转变为政党之议;以南社籍的议员为主体,提出成立“南社北京通讯处”,想在议会中以南社的声名作号召。但是,上海总部没有认同。南社始终高举民主革命旗帜,成为袁世凯的眼中钉,“几几乎举吾社之良而尽歼之”,“然青磷碧血,抑足蔚为国光焉”,南社在社会上赢得声誉。虽然南社社友不乏参政者,但是南社的主体始终保持草根传统。1934年的一次聚会上,参加虎丘成立会的南社社友冯心侠说出了这种心情:我们从前参加同盟会,组织南社,为的是革命,决不是做大官。

南社有多元性。社友虽然持反清的共同立场,但是思想倾向并不一致,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不乏奇人怪癖,在20世纪初的政治乱局中,从传统士子嬗变为现代知识分子,走出了各自沉浮跌宕的人生路。协助孙中山成立中国同盟会的马君武,后来栖身教育界创办广西大学;为经典歌曲《送别》作词的李叔同,变身佛教律宗的弘一法师;才华横溢天真率直的苏曼殊,给人吃花酒的“花和尚”形象;鸳鸯蝴蝶派名家陈蝶仙,也是无敌牌牙粉的创办人;民国政坛的风云人物、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现代社会的各行各业,都不乏南社社友的名字。南社中也有逆时势而动者,如汪精卫,以谋刺清摄政王成名,浮沉宦海,最后成了遗臭万年的汉奸。作为时代的弄潮儿,南社不只是文学的南社,它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的共和知识分子的一个样本,包含了丰富多彩的人生故事,反映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是时代变迁中的一部“儒林外史”。

本文系《南社社友图像集》前言,刊发时有删节。

作者丨柳光辽

摘编丨吴鑫

编辑丨李永博

校对丨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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