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海伦·加德纳：好的批评家像狗一样，嗅一下就能分辨好坏
什么是好的文学批评？文学批评者的任务和追求是什么？文学批评面临哪些“隐忧”和危机？近日，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译者李小均与《南方都市报》记者、作家刘铮围绕着文学评论家海伦·加德纳的新书《捍卫想象》聊了聊文学批评。
撰文丨聂丽平
文学批评的传统与方法是什么？在强调理论工具与解构主义思潮之下，文学批评在当下面临着哪些隐忧与危机？作为文学批评者，他们的任务和追求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阅读文学？
近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举办了英国文学批评家海伦·加德纳的新书《捍卫想象：哈佛大学查尔斯·艾略特·诺顿讲座，1979-1980》中文版新书发布会，这本书的译者、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李小均与《南方都市报》记者、作家刘铮围绕着《捍卫想象》这部新书，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对谈。
价值崩解的当下，海伦·加德纳这派保守主义批评家显得更为珍贵
英国文学批评，在二十世纪达到一个黄金时代。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对英国文学的研究达到了鼎盛时期。这个历史的传统，可以追溯到T.S.艾略特，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英国文学批评一直在艾略特的影响、笼罩之下。海伦·加德纳正是继承了艾略特的精神衣钵，具有相似的文风，刘铮称之为“英伦博雅文风”。
T.S.艾略特
为什么说这类批评在五十年代到达了顶点？这是因为这种博雅的传统受到了来自外部的很大冲击，主要的冲击就是文学理论的冲击，以及文学理论以外的哲学的、人类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冲击。五十年代，传统博雅这一脉的评论就渐渐失势了，而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精神分析的文学批评，法国的解构主义的文学批评，这些带有强烈理论性质的批评出现之后，原来传统的文学批评就承受了巨大冲击。
这些新的批评家是有工具的，而传统的文学批评家是没有理论工具的，刘铮认为，如果他们有工具的话，那就是从历史的角度展开研究。刘铮引用加德纳在The Business of Criticism中提到的Historical Approach，也就是历史的方法或者历史的进路这一说法，认为这些博雅型的学者研究文学，基本方法就是熟悉文学史，包括文学史上的名字和他们的作品，所谓传统的方法就是注重历史的方法。
刘铮谈到，加德纳处在艾略特传统的延长线上，她熟悉文学史，熟悉具体的作品及其所属的具体历史语境，属于有洞察力的、能够辨别真伪的、传统类型的批评家。不过，从文学批评的基调上讲，他可以被归于保守派学者。
为什么说加德纳属于保守派学者呢？在刘铮看来，凡是弘扬传统价值的，弘扬经典价值的，这一派的学者都算保守派。而加德纳对新出现的东西是抱有怀疑的。比如贝克特的荒诞派戏剧，或许我们现在看，已经觉得那是现代文学经典了，但在她写作的那个时代，还是新的东西，她还是有些排斥心理。
刘铮认为，保守主义并非贬义，保守主义中很重要的一个侧面，是它捍卫了经典，而经典的价值是无法被否定的。在当下这个价值崩解、平面化的时代，各种价值的意义被消解，因而海伦·加德纳这一派批评家显得更为珍贵。在葆有传统价值的人看来，阅读伟大的著作时，内心会有崇敬感，在这些保守主义者身上能发现崇高的价值。
文学批评的隐忧：文本的工具化、作者与读者的非人化
李小均表示，通常而言，批评家有两种：一种偏向于博雅，一种偏向于专精。借用萨义德的分类，前者可以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型批判家，也可叫人文主义批评家；后者可以称为专家型批评家，也可叫学院派批评家。而当下是个理论的时代，学院派批评家比较流行。
《捍卫想象》，海伦·加德纳著，李小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版。
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王佐良就写过一篇文章，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还有另一派博雅型的人文批评家。现在修读文学批评的学生，老师都强调先要习得理论，比如女性主义理论、新历史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叙事学理论、生态批评理论等，然后把其中一套理论当作武器去解读文本。文本成了用来吃批评饭的工具，用某种理论来把它解剖一下。
事实上，人文传统的批评家或许更符合“critic”的本意。他们不是为某个项目做批评，为某个专业类学刊写作，为某种职称头衔奋斗；他们是为读书的大众写作，大众读者或者普通读者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很重要。他们沟通了文学和大众。没有他们的存在，文学的命运和前景难以想象。
在《捍卫想象》中，加德纳谈到了对目前文学批评的隐忧，其中一大隐忧就是读者反应理论在文学批评领域的运用和扩张，另一大隐忧与解构主义思潮有关。解构批评强调，作者已死，文本只是游戏，不必奢谈意义；读者反应理论强调，每个读者可以自行注入文本意义。无论是抹杀原文的意义，还是随意注入自己的意义，都是没有认清自我的表现，体现在一是自大，一是自卑。而这样的结果就是让作者非人化，或让读者非人化。
好的批评家必须像敏感的狗一样，只要嗅一下就能分辨出好坏
刘铮谈到，加德纳在The Business of Criticism里有一个主张：“好的批评家像狗一样”。她写道：“他必须像一个敏感的狗一样，只要嗅一下就能分辨出好坏。”
（……the critic, like a sensitive dog, should with one sniff distinguish.）
她还说，批评工作的一个基础，与其说是辨别好坏，不如说是有能力去回应那些好的东西，并且把它对我们来说的意义、美和价值，传递给对它感兴趣的人。
这是对文学批评者的一种价值界定。在她看来，一个批评者对“究竟好不好”要有判断。刘铮认为，当今西方文学理论研究的人，恰恰拒绝判断。他们觉得作品好坏与否不重要，它们都在一个“文学场”里面；好或者不好的判断，可能都是出于判断者所处的个别立场或者特殊趣味，他们把下判断这件事淡化了。
加德纳在书里还引了一句诗，是讽刺批评家的：“被咬的人好了，咬人的狗死了。”
（The man recover'd of the bite/The dog it was that died.）
这就是说，批评家是狗，你批评了别人，过一段时间，作家复原了，不痛不痒了，作品还有人读，而批评家被人彻底遗忘，“死了”。
海伦·加德纳
文学批评者带有一定的“寄生性”，总是围绕着好的作品工作。文学批评者偶尔“咬”了别人，很多作品在受到批评之后仍然很好，很多经典的作品受到大的批评家的批评，却能岿然不动，拥有广泛读者。但这并不表示批评者一定是错的。刘铮说，他读过的批评家非常多，每次读优秀批评家写的东西都有许多收获，他们的判断都能够给他带来振奋的感觉。
文学批评家的任务在于正视当代作品，形成新的传统
刘铮认为，加德纳对文学评论家的任务做了界定，就是要帮助对这个对象感兴趣的人去认识它的重要性、美和意义。但加德纳这一代批评家，尚生活在诗的传统里，他们对诗的审美判断，可能就是人类历史上的最高峰。而如今，我们不生活在诗的传统里，虽然我们可以换用各种理论、各种视角再去探讨它，我们也会有理论的进一步成熟，理论今后也会有发展。但在某种意义上，用那种特定的方式去体悟那个东西的深度，可能永远无法超越他们那一代。
刘铮说到，我们这个时代虽然是进步的时代，但在某种程度上，有些东西消失了就消失了。所以，每个时代的批评家要在自己肩上放一个担子，对于这个时代的文学，我们要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在哪里。他认为，很多文学批评家忽视了这一点，包括加德纳。
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里提出过一个观点，每一个新的元素加入后，传统本身就会发生一个小小的变动。刘铮认为，目前的状况正是如此，新的诗人出来了，这些批评家能不能用恰当的方法将其定位到传统中去？每一代批评家都有一个任务，去正视当代的作品，并且把它放到传统的整个谱系里面，让它与传统的作品之间和谐相融，最后形成新的传统，这个传统是我们要交给下一代人的。
《传统与个人才能》，T.S.艾略特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6月版。
他表示，这个任务非常迫切，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名家辈出”，有名的很多，而文艺批评家没有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判断。一个东西好不好，都是相对的，你只是听说有人的作品传播率挺高，蛮有名的，可它究竟在哪个位置，没有人给出定位。
李小均则谈到，批评家的确是在进行二次创作。他引用斯坦纳的观点表示，批评家的任务应该包括，一是目光要关注当下创作的作家，把其中优秀的作品筛选出来；二是要有历史意识，要在古今的传统中为之定位；三是要激发历史上的经典作家作品在我们当下的潜能；四是要有前瞻的眼光，用批评帮助作家创造未来文学。换言之，批评家的任务应该包括“筛选、定位、赋能和前瞻”四个方面。用此标准来衡量，我们当前的文学批评还有很大空间改善，批评家的任务还很重。
阅读是达到一定程度的“忘我”与“崇拜”
刘铮还分享了加德纳对于阅读的体验。他总结为两点，即“忘我”和“崇拜”。所谓“忘我”，加德纳写道：“在我们享受消遣时，消遣神奇地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不再集中在自我关怀，而是让我们跳出自我，回到我们之中。”跳出自我，从一个人变成了多数的我们里面。
艾略特说过，所谓文学欣赏，其实就是一种高级的消遣。在这里，艾略特隐含的预设是绅士淑女们的消遣，他讲的是受高级文化熏陶的这些人，他们要追求的消遣是文学，也就是说，不否定文学带给人快乐和享受的这一面。
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定义，有“净化”的概念，但加德纳在探讨悲剧性质时特意强调，我们即使看悲剧，也还是会享受快乐，所以我们才会读这个东西。忘我，是把净化融在消遣之中。海伦·加德纳说，我们在读文学作品的时候，是“达到一定程度上的自我遗忘”，我们在读到了不起作品的时候，经常忘了时间，忘记自己在哪里，深深陷入文本之中。
加德纳引用英国基督教伟大的护教家、文学批评家C.S.路易斯在《文艺评论的实验》里的说法：“在阅读伟大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正如在崇拜中，在爱中，在道德行为中，在认知中，我超越了自我，但是在超越自我的时候，我仍然保留了自我。”这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一方面，“我”遗忘了自我；另一方面，“我”好像经历了螺旋的上升，似乎跟以前不一样了。但是，“我”还是那个“我”，而“我”又上升了。这是我们在文学阅读中获得的奇妙感觉。
《文艺评论的实验》，C.S.路易斯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版。
刘铮说，自己在读伟大作品时经常有这种感觉，比如每次读完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他都觉得自己比以前更“道德”了一点。这也是文学对人的提升作用，是“忘我”的一部分。
另一点是“崇拜”，关于“崇拜”，加德纳提到了对人本身的定义。她提出，人是能够崇拜的。“人还是懂得崇拜的动物，能够感觉到尊重和敬畏，能够认识到卓越，能够在美、高贵或崇高面前，感觉到摆脱时空限制的自由，渴望去讴歌、感谢和赞美。”
李小均则谈到，加德纳认为文学具有“解放、烛照和扶持的力量”。用英国作家路易斯的话说，我们在阅读中追求的是“扩大我们的存在”。在他看来，这句话对于我们，尤其对年轻人来说，非常重要。
作者丨聂丽平
编辑丨安也
校对丨薛京宁
